香港富华国际集团董事长赵勇：海外投资一定要规划好资金
很多民营企业“走出去”会经历四个过程，一是“走出去”之后找项目会经历一段时间。刚开始找项目会去美国、欧洲找，也不知道哪个项目适合，看了很多。开始时没有方向性，但这是必须经历的过程，了解哪个地区适合自己，经过磨合以后才能确定，最终找到朋友、找对感觉。二是找了很多项目，但下不了决心，看不准，觉得哪个项目都合适又都不合适。这个问题要根据自己公司的情况来定，最好做自己在国内已经做得比较熟悉的行业。比如你在中国经营了四五家酒店，再去海外看酒店项目就可以直接拿回来给国内的管理团队分析、考察、算账、与标的公司做对接，很容易判断项目的价值。三是看好了项目但下不了决心，犹犹豫豫。海外很多好项目也需要竞争，如果不迅速决策，项目就会被卖掉。因此，在海外投资要特别专心和专注，看好了马上决策。四是买了项目以后管不了。很多项目拿来以后，人家自己有团队，接手以后全靠国内的人员出去管也不行，最好还是利用海外或已经成熟的团队，要支持他们或相信他们，不能收购完了以后原团队大换血，这也很麻烦。香港富华国际集团董事长赵勇
英飞尼迪集团董事总经理胡斌此外，做海外投资一定要把资金规划好，举个例子，近期富华收购了柏悦酒店，在新西兰获得了一个建设位置，当时项目已经开工，但开工后每个月都要付工程款，如果资金没有准备好工程就会停工，对整个项目运营影响很大。资金“走出去”需要一个过程，先在中国经过审批，通过内保外贷，把国内的资产抵押给银行，银行开保单给投资国受理银行，保证了资金能够出去。还要和当地的银行做沟通，如果当地的银行对你的标的产业比较支持就会好沟通很多。因此，在投资海外时，资金的规划属于重要因素。
综上，这些问题如能处理好，“走出去”会很顺利，外国的管理模式都很成熟，法律也很健全，没有太多麻烦事。其实最大的挑战还是自己，自己是不是有成熟的团队支持，收购了国外的项目以后，怎样取得国内项目的支持很重要。目前我们在探讨做养老地产投资，国外在这个领域的管理模式很好，中国硬件不缺，房建能力和投资都不缺，关键还是管理。我希望把国外做得比较成功的专业机构引进来，把他们的管理理念和标准引进国内。
英飞尼迪集团董事总经理胡斌：中以科技领域合作空间非常大
目前政策对中国跨境并购影响很大，特别是大额境外投资，但是高科技领域的投资，符合国家政策取向。一千万美金以下的早期科技类投资，只要比从前材料提交得详细一些，影响还不是很大。以以色列为例，近两年中国对以色列的投资兴趣大增，以色列最早朝西方看，比如美国犹太人的实力很强，他们毕竟是一个民族的。现在以色列也开始看东方。中国国力强大以后，很多国内的大国企、龙头企业，特别是一些龙头的民营企业开始在以色列收购一些高科技龙头公司，引起了以色列各界反响，觉得中国人也愿意出价购买他们的品牌和先进技术了。以色列以前总认为中国对知识产权非常不尊重，他们对IP保护意识非常强。以色列一个十几个人的小公司，一年销售收入几百万美金，可能要出几千万美金收购它，中国人不但觉得贵而且也出不起。后来，中国人开始认同了他们的技术，发现这些技术虽然贵，但在全球的产业链和市场上有非常独特的竞争优势，中国人和以色列的合作就越来越多了。以色列有很多在战争中衍生出来的实用技术，比如TMT、网络安全技术、远程监控和医药医疗等方面。以色列拥有世界级的医疗水平，包括一些细分医疗领域的美容产品，以及生活医疗和救护方面，为减少战场上士兵的损伤而产生的救护技术，这些方面和中国合作的越来越多了，目前很多国内的投资人对这些非常感兴趣。因此，在互联网安全、信息的传输和监控、健康医疗领域方面，中以间的合作空间会非常大。此外，我认为今后几年旅游和健康会成为大的并购方向，因为很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以后想去国外旅游。2016年，中国游客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增长量达到20%~30%，但那边的的旅游设施还跟不上需求，投资这方面的前景一定非常好。加拿大GIC集团首席执行官DavidCarbonaro
会同资本创始合伙人、总裁蒋华加拿大GIC集团首席执行官DavidCarbonaro：中国资本去加拿大投资不用有顾虑
美国最新的动态确实让很多外国投资者很顾虑，加拿大也很关心，因为美国是加拿大第一大贸易伙伴。但加拿大非常开放，加拿大新任总理特鲁多非常亲华，到加拿大可以看到很多中国的投资，以及中国企业给加拿大带来的积极影响，中国的投资在加拿大非常受欢迎。加拿大肯定要跟中国建立强有力的关系。虽然加拿大有一定的规则，对某些行业的准入要有批准才能进入，但是加拿大不像美国人有那么多的顾虑和担心，总理特鲁多已经宣布放松相应规则，比如航空方面对中国的规则已经放松，此方面在很多国家都是受保护的，因为航空业涉及很多军方技术。但是加拿大总理说放松对中国的限制，加中关系进一步加强对双方都有利。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加拿大的投资、移民都获得了巨大成功，这样的态势还会继续下去。因此，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中国资本方对去加拿大投资可以不用有任何顾虑。
会同资本创始合伙人、总裁蒋华：跨境并购要关注四方面问题
第一，从对外国投资的标的物来讲，中国现在对外汇实行管制政策，有限期的收购会面临挑战，而有限期的收购往往是非常好的标的物，在时间约束力较强时，人民币兑换成美金再做收购会面临严峻挑战，对标的方来说不确定性会增强。从长远来看，在美元资本方面，比如联合国际资本一起做高科技企业的收购比较合适。通常中资背景越强、国企背景越强、和中国高科技联系越强，面临的监管就越严格。
第二，风险投资应与国内的高科技产业相结合。核心高科技领域有很多很好的团队都在欧洲、澳洲、美国、加拿大，中国在大数据技术领域也做得不错，这方面的公司现在估值非常高，也做得很好。但我发现，高科技团队和中国的产业融合是个难点。很多国内的上市公司都有自己在医疗行业、交通领域的大数据或数据库，要用合适的团队做挖掘、清洗、建模、应用，最终与国内的大数据团队结合。
第三，不论做并购还是投资都应该坚持结构投资和价值投资。首先，结构性投资要想清楚投资谁，其实投资是在投资自己，自己应该分清楚要的是什么？能不能要这个项目？标的物本身能不能与现有的产业链相结合？其次，发现团队的价值，团队本身非常重要，是我们能够依赖的合作伙伴。要知道这个团队的专业程度以及有没有核心领域的专家资源，不管是在美国、加拿大还是在以色列，有没有已耕耘了几十年的资深产业资源，如有的话就是很好的标的。
第四，好东西不会卖是常识，想卖时一定有问题，首先，要想好自己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进行跟踪、磨合，最终把它争取过来，这需要很强的专业技术能力。想跟国际上那些“高处不胜寒”的科学家对话，没有高水平的人才肯定不行。其次，就是管理中要有开放的心胸，也要有对方信任的基础。最后，最难的就是文化融合，也就是人的融合，但资本本身就是融合的，和上市公司一起联合就能够完成较好的投资方向。软银中国资本管理合伙人宋安澜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周春生软银中国资本管理合伙人宋安澜：境外科技和中国的市场结合能产生好效益
跨境并购一定会遇到文化差异方面的挑战。我们曾有一个惨痛的教训，本来去谈参股一家公司，各方面都是对的，但谈的时候本来对方的一位老先生准备谈四天，结果在第一天就说让我们走，因为去谈的人刚开始就说要控股，这位老先生是个很有傲骨的人，这让他很不舒服，于是我们找到当地最好的专业人士帮忙，最终帮我们把项目拿了回来。所以，一是要注意沟通技巧，二是要利用当地的专业资源。
对于投资来说，如果能够把境外的科技和中国的市场结合起来，就能产生非常好的投资效益。软银在澳大利亚有很多投资，包括软件企业、新材料企业、环保企业，澳大利亚的科技开发很快且先进，但那边市场很小，所以做投资项目时，我们就把高科技企业和国内的市场结合起来。举个例子，澳大利亚有个人脑筋很灵活，把用在航天里一种特殊的高科技膜技术用到民用治水上，效果虽好但在澳大利亚没有用，环保治水技术在澳大利亚没市场，但引进到中国的话就大有可为，中国的江河污染很严重，两边一结合产生的巨大协同效应会带来很大效益，于是我们把这项技术引进中国来，现在发展很好。再比如澳大利亚有一家科技公司研究出很多先进的东西，但是没有市场。软银刚好在那边有一个基金，就把它的高科技东西进行产品化，然后投入到中国使用，效果非常好。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周春生：做好前期工作，避免产生“沉没成本”
2016年12月，中国政府出台了关于中国外汇出海方面一系列的管制性政策，尤其对中国地产公司，包括一些专项的SPV（特殊功能公司），包括对虚拟经济和过高估值的公司一系列严格的管制。2017年1月，又对私人公民、对外汇换汇方面进行材料登记更新。
但是，中国政府的管制措施并不是在限制中资出海。现在在美国民粹主义越来越明显的背景下，中国自然要扛起全球化大旗，新政策不会对有真实需求的海外并购给予非常严苛的限制。政府所考虑的大背景是人民币贬值预期比较强烈，外汇储备减少，采取措施是防止资金投机或者避险型目的外逃，而不是真正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正反馈效应的的资本运作。比如“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就允许到海外做一些投资和收购。政府的目的非常明显，“一带一路”战略就是全球化，希望该战略能够为中国拓展更广阔的市场，带动中国商品对海外输出，比如建筑设备、高铁等等。此外，中国需要好技术，能够与国内的产业转型、结构调整、创新升级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中国企业到海外获取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有积极效应的技术，或者为中国商品出口打开更广阔的市场，那么，中国政府就一定会支持。现在政府也希望限制假借投资的名义到海外买卖房地产，但对于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有帮助的投资，就算手续上会相较以往更麻烦一些，但并不会有太多实质性影响。中企要尽量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市场的需要，包括高端消费、新技术、稀缺资源领域，这样政府也会支持，企业也能挣钱，又能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广联达高级副总裁王爱华中国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一直存在敏感的地方保护问题。以往对加拿大、美国、或欧洲之间的并购通常不那么敏感。但现在，因为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特别是在中国不断崛起的过程中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全球最大的对外贸易国，中国从政治、军事上从弱国渐渐走向强国，所以别的国家会对中国产生些敏感的抵触情绪，引起这样的反应也在预料之中，但这种反应往往会被媒体推波助澜，即使未必非常敏感的技术，一旦通过媒体渲染就会变得非常敏感。因此，中国在海外做高新技术方面的并购时，一是要了解并购的主体是什么？如果涉及到军工方面的国有企业，估计做成的概率很低。二是在传媒方面的公关和引导很重要，传媒一定会影响政府议会和监管机构的想法，一些案件如果变成公众事件，法院的关注度会很不一样。虽然这种情况在国外会有所缓解，但现象也依然存在。举个例子，在很多年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做跨国并购，前期工作还没有做好准备时，国内媒体就开始高调宣传，引起了国外媒体的注意，最终把事情变得非常敏感，并购被否，不了了之。这些经验和教训都值得中国企业吸取。如果在国外并购过程中确实涉及到一些技术可能会受到政府的关注，因此，前期工作一定要准备好，避免产生所谓的沉没成本，投入了大量资金、人力、时间，最后还没有做成。沉没成本是无法回收的，包括在签订相关保密协议方面，要有非常专业的法律和政策方面的意见，帮助中国企业应对国外可能进行的审查。
广联达高级副总裁王爱华：海外并购的四个过程
第一，在并购前期战略和业务上的判断，不光是判断标的企业也要了解自己缺什么，并购后能给自己带来什么。
第二，一般并购的标的或多或少都有问题，做得非常好的一般不会给别人买的机会，所以一定要很清楚地识别标的发展的瓶颈和障碍是什么，并购以后是不是能帮它解决问题，这点至关重要。
第三，在整个商业并购的过程中，一定要和最专业的伙伴合作，无论是投行、会计师、律师。广联达即使遇到再小的项目，请律师也是请当地最好的律师，请会计师也要请当地最权威的，帮助确实很大。
第四，在并购交割结束以后的整合过程中有两个关键点，第一是双方人员的融合是根本。相互间要了解，了解越多越容易达成共识，达成共识就好做调整。了解的基本前提是沟通，开放和尊重是第一位。和国际上的标的公司打交道，他们的商业环境相对比较成熟，职业素养非常到位，不用担心太多，只要尊重他，特别是放下国内管控，不要有一竿子插到底的冲动。第二是一定要让团队迅速看到希望，比如广联达曾经在芬兰遇到一个案例，当时我们派了一个开发主管去芬兰，标的公司团队非常好，但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做好。自从我们收购完后就加大了对他们的投入，花了很少的钱只用了约七个月的时间就把他们想了三年的产品做成了，并且在欧洲卖得很好，也顺利进入中国进行推广销售，目前整个项目成长非常好，无论是收入还是利润都有很大提升。
（摄影谢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