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18年上半年出台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资管新规）的界定，标准化资产并非以在何种市场上交易为标准，而更多地是以资产本身的合同特征为标准，这为“非标转标”的方式选择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标准。
非标产生的根源
非标的出现有其客观原因和市场需求，前些年，银行大规模配置非标资产，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受信贷规模和投放行业限制，需要借道投资非标。一方面，银行为了应对信贷规模的限制，通过将贷款转为非标资产投资，转换了会计科目，减少了对贷款规模的占用；另一方面，监管部门限制商业银行贷款的投向领域，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等，而这些都是银行比较青睐的高收益的客户。为了绕道信贷投向限制，银行通过引入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后，以投资信托计划、资管计划、委托贷款等“非标”形式实现向受限行业融资。
二是增加利润。一方面，非标资产的交易对手通常是亟须资金且能承受较高融资成本的房企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银行对其议价能力较强，可以获取较高的收益率；另一方面，银行在做非标资产过程中可以扩大中间业务收入来源，如财务顾问费、账户管理费等，从而提高中间业务收入水平。
三是减少资本的消耗。在强监管系列政策之前，一些银行通过非标资产投资将贷款科目腾挪至同业买入返售资产、应收款项类投资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科目，降低风险权重，从而达到减少对资本消耗的目的。此外，非标资产以其高收益的特征成为对接理财资金、提高理财收益水平的优选，而对于银行来说，理财业务属于表外业务，不需要计提风险资本。
在金融去杠杆、不良压力增大、对非标监管力度加大的背景下，商业银行“非标转标”的动力持续增强。一是满足监管要求。为有效控制非标业务风险，监管机构持续发力，监管政策频出，“非标业务”（特别是表外部分）拓展受限，“转标”的动力不断增强。一方面，“8号文”对商业银行理财资金对接非标做出了限额管理，规定“理财资金对接非标债券资产的余额在任何时点均以理财产品余额的35%与商业银行上一年度总资产的4%之间孰低者为上限”。另一方面，资管新规从严禁期限错配的角度对配置非标进行了资金来源的限定，“资产管理产品直接或间接投资于非标准化资产的，非标准化资产的终止日不得晚于封闭式资产管理产品的到期日或者开放式资产管理产品的最近一次开放日。”
二是加大对不良资产的处置。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目前，各家银行均由加大对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实现“轻装上阵”的动力。银登中心不良资产收益权转让业务成为银行依法合规化解不良资产的新渠道。在此过程中，银行以所持不良资产以及对应的权利作为流转标的，经由银登中心备案登记后进行转让，限于合格的机构投资者续接，实现“非标转标”。
三是提高理财产品的竞争力。由于非标资产收益率较高，因此，理财产品中非标资产配置比例与其收益率密切相关，但是理财资金配置非标资产又受到较多的限制。若能将非标资产转为标准化资产，就可以同时实现符合监管要求和提高理财资产收益水平的双重目标。
从实质上来说，“非标转标”是一种手段，而“表外转表”是一种结果，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紧密相关，“非标转标”的过程通常伴随着表外资产转表内的情况。对商业银行而言，“非标转标”与“表外转表”的影响要区分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表外非标资产转为表外的标准资产。在这种情况下，对商业银行比较有利。正如前文所说的，在这种情况下，若能成功转标，那么，银行的表外资产不仅能够获得非标资产原有的高收益性，同时还能符合监管要求，降低监管风险，但相应地这种情况下银行转标的难度也更大。
第二，表外非标资产转为表内标准资产。在这种情况下，即涉及“非标转标”的问题，也存在“表外转表内”的问题。如上所述，商业银行投资非标的动机主要有留住高收益资产、规模监管限制、降低资本消耗、降低拨备压力等。因此，在“非标转标”特别是表外的非标转表内为标准化资产的情况下，一是将大幅消耗银行的资本，增大补充资本的压力；二是增加拨备的计提，压缩利润空间；三是在信贷额度竞争下，可能会流失非标资产客户，从而减少中间业务收入来源。
银行资本压力骤升
从上市银行再融资进度看，上市银行上半年完成再融资项目并不多，主要是几家农商行完成了可转债的发行，规模较小，均在30亿元以下。但新通过的再融资方案却不少，规模也较大，包括农业银行1000亿元的定增方案，目前项目推进非常快，已经收到证监会第一次反馈意见，预计下半年完成的概率较大，而南京银行100亿元的定增也有新的进展，年内完成的可能性也很大。
在可转债融资中，交通银行600亿元、江苏银行200亿元的可转债在上半年推出，还需要监管部门审批，平安银行、张家港行在上半年也有新的进展；在优先股发行中，仅有兴业银行在上半年推出了300亿元的优先股发行方案，此外，宁波银行2017年年底推出的100亿元优先股发行预案也在5月收到证监会的反馈意见。
整体来看，上市银行通过外源融资补充资本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其中，既有监管压力趋严的原因，也有加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IFRS9新准则的实施等多方面的综合考虑。截至5月17日，未完成的再融资方案合计规模达4705亿元，其中，定向增发合计1240亿元，可转债合计2515亿元，优先股合计950亿元。
可转债是中小银行补充资本的重要手段，目前上市的5家农商行均有可转债的项目，其中，常熟银行、江阴银行、无锡银行已经在2月、3月完成可转债的上市，并将在7月底、8月初集中开始转股。与此同时，吴江银行的可转债发行方案已经在3月份通过证监会审核，但还未获得批文，预计下半年也能够上市发行，但转股可能要到2019年年初；张家港行由于上市最晚，其可转债方案也是最晚推出，目前还处于证监会审核阶段，预计年内也有望发行成功。
初始转股价的确定依据一般是：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的均价；不低于前1个交易日的均价；不低于最近一期BVPS和股票面值。从常熟、江阴、无锡三家银行发布募集说明书的时间点来看，均在2018年1月，正值银行股股价高涨的时候，随后银行股进入调整期，三家银行股价均有所下降。
截至5月18日，3家农商行可转债的转股价均有向下修正的动作。其中，江阴银行因为“股价已经出现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与股份分配两个原因连续下调转股价至6.92元，降幅为24.45%；常熟银行因为股利分配小幅下调转股价0.18元；无锡银行因为股价连续下跌原因，下调转股价至6.85元，降幅为23.03%。
从最新的转股价来看，江阴银行、无锡银行当前股价与转股价最为接近，预计转股压力最轻，而常熟银行转股压力相对较大。
发行可转债对上市银行来说，不仅是募集资金用于支持业务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在转股之后可以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有助于提高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及资本充足率。我们按照5家农商行可转债融资规模，测算在转股比例分别为100%、50%和20%的三种情况下对公司资本充足水平的提升作用。
从目前情况来看，江阴银行、张家港行的资本充足水平较高。假设转股比例100%的情况下，可转债能够提高江阴银行资本充足率2.79个百分点，常熟银行2.68个百分点，无锡银行3.02个百分点，吴江银行3.51个百分点，张家港行4.43个百分点。因此，对张家港行和吴江银行来说，发行可转债对提高资本充足水平的作用最大。在其他转股比例的情况下，结论不变。
根据要求，2018年年末，系统性重要银行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1.5%、9.5%和8.5%，对于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要求则分别降低1个百分点。从静态来看，2018年一季报显示，目前，26家上市银行资本充足水平均符合监管要求。
但从动态来看，2018年，部分银行资本充足水平仍有压力，可能需要借助外部融资。根据中信建投的测算，假设2018年银行加权风险资产增速为最近两年加权风险资产增速的平均值，最近一期的分红比例为2018年的分红比例（2018年净利润为模型结果），从而计算出2018年的内源融资规模，进而得到2018年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的动态测算结果。
从结果来看，2018年年底，各家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均能达标，但个别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达标存在压力。如贵阳银行这两项指标可能要低于监管要求，主要是其近年来规模扩张速度很快（加权风险资产增速超40%），其结果要么需要外部融资补充，要么降低规模扩张速度或增加分红比例。
此外，中信建投认为，民生银行、平安银行虽然在测算模型中能够符合监管要求，但这两家银行在2018年已经采用了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IFRS9），这会加大资本充足达标的压力。采用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很可能会对减少资本充足水平约0.5个百分点，因此，这两家银行也需要格外关注资本充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