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经济政策一定会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发展，经济发展的成果又可以带来更多其他的成就，尤其是能让人民的生活更加舒适和富足
□中国经济报告记者王艺璇
阿马蒂亚•森，1933年出生于印度，195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担任过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与哲学教授、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国际经济学会会长等学术职位。瑞典皇家科学院将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阿马蒂亚•森，以表彰他在福利经济学基础研究课题上作出的数项关键性贡献。从公共选择的一般理论、福利与贫穷指标的定义，到对饥荒的实证研究皆属其贡献范围。他的理论旨在使一个社会中最大多数人的福利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他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写过人类发展报告，当过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被称为“贫民经济学家”、“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他也是自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以来获此殊荣的首位第三世界国家公民。在阿马蒂亚•森近日到北京参加学术研讨会期间，《中国经济报告》记者专访了他，零距离聆听了来自森教授的独到见解。
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
中国经济报告：传统上，经济学家们将人均收入、GDP指标、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而你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新论断:发展就是追求全面自由的过程。这是为什么？
阿马蒂亚·森：相比只关注经济效率的主流经济学家，我更加关注社会底层人群的生活状况、权利以及能力问题。这可能和我的成长经历有关。我出生于印度的桑迪尼克坦地区，经历过饥荒、疾病。少年时期还曾经历过宗教政治家煽动的大屠杀和一系列非理性行为。这让我认识到极端贫困下的经济不自由可以使一个人成为其他形式不自由的无助的牺牲者。后来，我有幸进入好的学府，接受好的教育，并有机会对之前的发展观进行深刻反思，进而提出了以自由为经济发展核心的发展观。
主流经济学把发展视为GDP的增长或人均收入的提高，这不仅片面，而且会掩盖一系列畸形发展必然带来的恶果，如贫富两极分化、环境污染、人的自由被剥夺等。我认为，应该以自由看待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灵魂和核心是自由，这里的自由包括经济、政治、思想等诸多方面。与此相对应，效率只不过是自由的一个结果，它为自由服务，而非自由服从于效率。自由既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最高价值标准，也是发展的强大动力。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经济发展和自由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
阿马蒂亚·森：经济发展可以延伸到能够保证人们在最低限度的自由之上去做那些有理由想做的事情，所以经济发展实际上是关系到自由的。二者之间并不需要平衡，而是需要互相加强的关系。经济发展促进自由，自由可以帮助经济发展，这两者并不矛盾。
中国经济报告：自由是个含义很广的词，那在你眼中，什么才是自由？
阿马蒂亚·森：实际上，自由就是人们去做他们有理由珍视的事情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以及去享受他们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自由。具体说来，包括免受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的困苦……这些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参与政治等等的自由。
中国经济报告：你提到了可行能力，这是你学术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是个什么概念？可否举例说明？
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指的是一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它既包括一些很初级的要求（比如有足够的营养、不受可以避免的疾病之苦等），也包括参与社会生活和拥有自尊等非常复杂的要求。举例来说，一个节食的富人与一个不得不挨饿的穷人相比，就摄取的食物或营养热量而言，也许是相等的，但他们所具有的可行能力却是不同的。节食的富人可以选择多种行为方案，比如他可以选择不节食，可以选择吃得好从而得到充足的营养。进一步说，他既可以选择吃肉、吃鱼，也可以选择吃青菜、吃水果。也就是说，他具有选择多种行为方案的能力，而贫困者则无法做到这些。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拥有较多的基本物品就具有这种能力呢？
阿马蒂亚·森：当然不是的。从基本物品到能力，还存在着一个转化的过程。所以，拥有较多的基本物品，只是为拥有较大的可行能力提供了重要条件，并不是说拥有了较多的基本物品就拥有了较大的可行能力。比如，一个身有残疾者，或者一个老者，又或者一个疾病缠身者，将他与一个身体健康者进行比较，即使他拥有超越于健康者之上的基本物品，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仍然是一个弱者。这也就是说，尽管他拥有较多的基本物品，但他仍然缺乏可行能力，缺乏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自由。
中国经济报告：在你看来，现在的经济学研究最应该关注什么问题？
阿马蒂亚·森：经济学革命的前提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善于思考、勇于挑战。在我看来，现在经济学最要关注的是现实的人，且要以人为本，具体来说就是现实人的自由发展。不是把这里的“人”本末倒置地仅理解为效率的工具；恰恰相反，经济学应关注人的生活质量、效用和财富等众多方面。
中国的关键问题
中国经济报告：作为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你如何评价中国经济近年来的发展？
阿马蒂亚·森：首先，中国有一点非常了不起，那就是能够把公共服务资源（像教育和卫生等资源）调动起来，共同用于推动社会进步。如果从历史角度来讲，中国的崛起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在古代，中国就是世界上的领导国，有一些伟大的思想。现在在西方教育中也有很多中国儒家、道家思想的课程安排，我也曾经学习过。最早，中国对于市场经济是持怀疑态度的，现在则是非常希望用市场化的手段发展经济，同时发展教育、卫生事业。这都得益于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
其次，中国对人才和教育非常重视。一位欧洲学者说过，如果有基本的教育和技能，在遇到挑战时就可以很好地面对。中国当下的领导人以极大的决心和高深的技巧，采纳了通过改善人的能力来加快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原先大家都认为，中国没有重视教育，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多商品，中国都可以生产，就是因为中国人知道学习。这主要是劳动力技能提升的过程，而这些并不完全是在学校教授的。不仅如此，中国现在也在继续塑造自己的教育体系。这不仅推动了社会发展，也推动了工业发展。这是印度需要吸取的经验，印度有非常好的IT、医药等成就，但经济发展不如中国稳健。
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之一还在于，它证明了一个贫穷国家是可以通过经济发展走向富裕的。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引发饥荒的主要原因是粮食产量的下降。而我通过研究发现，饥荒的形成并不完全是因为粮食产量的下降，而很可能是由于包括劳动权、生产权、交换权以及继承权在内的各种权利的丧失造成的。也就是说，在消除绝对贫困的条件下，相对贫困依然存在。
中国经济报告：经济发展能全面消除贫困吗？
阿马蒂亚·森：就像香港几十年发展所呈现出的，以及中国大陆实行经济改革后所展现出的，好的经济政策一定会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发展。经济发展的成果又可以带来更多其他的成就，尤其是能让人民的生活更加舒适和富足，摆脱长久以来的贫困状况。中国目前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与三十年前实行经济改革时候的贫困人口相比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经济的高速增长，首先是农业发展，其次是工业增长。
然而相比之下，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拉丁美洲，人均收入的增长却并未能使贫困相应地减少。我们当然有充足的理由追求经济增长，但这是为了人类生活的进步。我们不能仅仅局限在发展经济上，还要将眼光放长远一些。比起仅有经济发展本身所能创造的前景来，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前景更全面、影响更深远。
中国经济报告：很多人说拉美地区的经济深陷泥潭，正是因为它们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关于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有着不少的争论，你怎么看？
阿马蒂亚·森：也许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所以才会有“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个讨论。中国经济为什么放缓，有人说因为“中等收入陷阱”，好像这样一句话就把它交代清楚了，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背后的原因说清楚，为找到原因就要进行深入的讨论。可能是我才疏学浅，我真的不知道“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什么。设立这样一个概念，是因为文献上有很多让人迷惑的地方。我并不是说“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不适用于中国，关键是我不知道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人们应该找到经济放缓背后的原因，而不是用这样一个概念解释所有问题。
有人说，发展到一定阶段，一个国家就会止步不前，必须要应对一些问题才能够摆脱这种困境。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我想只有用细菌感染才能形容如此快速的增长。我们不能单纯从历史角度来说未来会有瓶颈。现在中国的发展比较温和，这只是相对的放缓，更何况中国的收入增长还是非常快的。中国的发展进程在全世界没有过先例。关键是如何对经济进行调整，包括在财税方面进行调整，从而提供恰当的激励机制。我觉得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不是问题，消费率还可以进一步提升。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应该考虑什么问题？
阿马蒂亚·森：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两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现在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用经济发展去促进社会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以泰国来比较：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7岁，泰国人则是78岁；中国的孕产妇死亡率是百万分之一点七，泰国是一点四。泰国也是通过教育兴国，中国在科教兴国之外还结合了市场经济，但为什么在社会指标上，中国的表现没有泰国好呢？这就是中国急需考虑的问题。
好政策比好经济更给力
中国经济报告：你前面提到，人们生活水平的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发展，那么又是什么在起着决定性作用？
阿马蒂亚·森：经济繁荣会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极大程度得取决于各种社会政策，包括教育设施、医疗、社会保障、社会组织的建设，以及全社会和全世界不同人群之间良好社会关系的培养。即使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好的社会政策也能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稳定、富裕和充足。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没有对社会发展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极高的经济增长率所达到的效果也远远不及有针对性的社会政策及实践所能达到的成果。
中国在这两方面的经验就给我们上了有趣而又重要的一课。以医疗为例，中国向我们充分地证明：即使一个国家相对贫困，也能通过良好的社会医疗和社会分配政策，极大地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和寿命。在战争年代，中国的人均寿命只有40岁，但30年后就不同了，即使是在1979年实行经济改革之前，人均寿命估计也已接近70岁。那时，中国从经济上讲还是比较贫困，但也就是从那时起，中国就开始在卫生医疗成就方面与比它富裕得多的国家相竞争了。事实上，中国向世界证明了卫生医疗成就的取得并非离开了经济手段就没有希望。中国早期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重大成就告诉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政策，而不仅仅是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报告：既然政策如此重要，那么政府制定政策的挑战主要来自何处？
阿马蒂亚·森：我想制定政策的一些主要挑战就在于如何利用公共资源，因为经济增长的成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如何使用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公共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不仅仅通过创造居民收入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也通过创造公共收入而强有力地推动社会发展。事实上，公共收入往往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得更快。比如，印度的情况就表明，当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在7%-9%之间时，公共收入的年增长率通常会更高，大概在9%-12%之间。根据不变价格计算，目前印度政府的净税收总额是1990-1991年的四倍多，远远高于经过价格调整后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
需要强调的是，不仅要确保经济增长进程会促进公共部门手中资源的增加，而且必须审慎地分配公共资源来实现发展。特别重要的是，要详细检查公共资源在公共领域的使用情况，强调对该部门运营的问责制并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这两个问题都很重要。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正在破除“唯GDP论英雄”的做法，进入经济新常态。按你的观念，这应该是一大进步吧？
阿马蒂亚·森：经济发展和GDP增长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可，但是，社会发展才是人类进步的核心，这一共识还有待增强。事实上，单从经济指标本身的增长来评估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也非常有局限性，一些社会焦点问题，如医疗保健、学校教育、充足而负担得起的住房、基本社保等也对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巨大影响。亚里士多德早在两千年前就对此有了深刻的见解：“很显然财富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善，它只是有用的东西，并以他物为目的。”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能够促进社会生活的发展，但其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我们有理由追求财富，但这只是因为它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好，而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多么重要。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已经逐渐退去“唯GDP论”的做法。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增长和发展哪个更重要？
阿马蒂亚·森：首先要明确增长和发展是不同的，但二者紧密相连。增长和发展的不同在于：经济增长速度反映了一个经济体真实收入扩张的速度，它与收入、产出有关；而经济发展所要关注的不是收入和产出，而是人们的生活质量及其享有的幸福和自由，而可持续的增长和环境保护无疑是发展所必须关注的问题。其次，增长和发展又是紧密相连的，仅有增长不足以实现发展，但更加重要的是如何使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资源促进发展进程。经济增长非常有助于实现经济发展，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经济扩张的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人们不会自然地、平等地共享经济扩张的成果。如何为更广泛的民众带来福祉已经成为上下共同追求的目标。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近期有所调整，全面放开二胎，你如何看待这一调整？
阿马蒂亚·森：眼下正是检验独生子女政策优劣的好时机。首先，我们必须质疑一种不假思索的观念，即认为中国一直为高生育率所困，直到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才摆脱了困局。独生子女政策起源于1978年，但在此之前的10年，中国生育率早就已经迅速下降：1968年，平均每位中国女性生育5.87个子女，到了1978年，平均生育2.98个子女。随着独生政策的落实，生育率进一步下滑，但并非剧降，只是延续了原来的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2.98，下降到如今的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