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中向好”是主基调
从各省的经济总量来看，“稳中向好”是主基调。和2017年同期数据相比，总量前十名名单没有变化，依旧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湖北、河北、湖南和上海。但排名略有变化，河北被四川和湖北赶超，排名下降。其中，多数省份经济规模迈上新台阶。广东和江苏突破四万亿大关。紧随其后的山东省上半年GDP为39658.06亿元，接近四万亿。2017年有14个省份上半年GDP跻身“万亿俱乐部”，2018年又新增了陕西和江西。
从各省的经济增速来看，变化明显。增速跑赢全国平均速度的省份从高到低依次为贵州、西藏、云南、江西、陕西、安徽、福建、四川、河南、湖北、湖南、宁夏、浙江、广东、江苏、上海，共16个。北京、山西增速与全国持平。其中，贵州一枝独秀，上半年GDP增速达到10%，为全国最高。西藏以9.8%的增速位居第二，云南以9.2%的增速位居第三。
从地区格局来看，一是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稳中有进。这些省份整体表现稳健，基本都跑赢了6.8%的平均水平。二是西部地区表现突出。上半年GDP增速前三位都是西部省份，而且贵州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实现两位数增长的省份。三是东北经济趋稳回升。近几年，东北一直是全国经济增速最缓慢的区域，尤其是辽宁经济一度出现负增长，但这一情况在2018年出现了改变。尽管东北三省的经济增速依然靠后，但已经出现了趋稳回升的迹象。
从“三驾马车”看地方经济发展
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将经济增长视为由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驱动。三者的结构比例、此消彼长以及内在构成决定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结合上半年的全国和地方经济数据，可以看出以下趋势。
消费支出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截至2018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上升至近9年以来的最高点78.5%。更值得注意的是，自2016年4月份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连续28个月超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表明投资和消费结构优化的态势仍在延续，消费对宏观经济的“稳定器”作用将进一步发挥。地方消费数据充分反映了居民收入增长的提振作用。上半年，福建、安徽、四川、湖北和云南等省的消费增长居于全国前列，增速均超过11%。与之对应的是，上述省份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也在全国领先，增速均超过9%，而同期全国平均增速为8.7%。从具体构成看，消费支出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服务消费。比如，得益于一系列“提速降费”措施的实施，信息消费成为各地消费增长的热点。上半年广东移动互联网期末用户达1.5亿户，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同比增长178.6%；湖南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162.2%，增速较上年同期高120.2个百分点。
出口曾经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现在出口的作用依然重要，特别是在中国东部沿海和外向型经济省份。2017年江苏、浙江和广东三省出口增速普遍由负转正，分别较上年大幅提高19.6、10.2和10.9个百分点。虽然有2017年高基数的影响，但2018年上半年的出口增速依然保持高位，稳中有升，其中江苏和浙江两省较2017年增速分别上行1.6、6.7个百分点，广东省出口增速基本稳定。
2018年以来，各省按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结构调整深入推进，新旧动能转化持续加快且亮点纷呈，实现了质效并重的经济发展。比如山东。2018年2月22日，也就是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山东省委、省政府召开山东省全面展开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动员大会，省委书记刘家义一篇主题为《山东终于意识到自己落后了》的讲话还曾刷屏朋友圈。半年来，山东的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服务器、新能源汽车等新产品产量分别增长119.4%、100%、58.3%和37.7%。重点出清低端落后产能，发展高端优质产能；计划关停的10处煤矿，7处已停产。与此同时，山东还将三大产业的构成优化调整为5.7∶44.7∶49.6。浙江的数字经济尤为亮眼。上半年，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2348亿元，同比增长16.4%，占其GDP的9.1%。
下一步发展的隐忧
首先，美国挑起的全球贸易战，更增加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各省均面临挑战。贸易战不仅会对中国的出口造成影响，也可能对某些尚不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行业产生影响，中兴事件就是例证。在不少省份上半年的“成绩单”中，都提到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上升”将对该地的经济发展形成新的挑战。例如，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
其次，基建投资是主力，增长仍有隐忧。以GDP增速亮眼的贵州与云南为例，基建投资的高增长是云贵两省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当然，两省基建高速增长有其内在原因——本身基础设施短板叠加贫困人口较多，使得基建投资成为振兴西部、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根据中诚信国际的计算，若以显性债务衡量，2017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负债率（债务/GDP）超过欧盟60%警戒线的是贵州省，其次为青海省、云南省；其余省份负债水平均处于40%以下。若加上隐性债务，2017年负债率超过欧盟60%警戒线的省份有14个。经济体量有限，地方政府自身财力难以支撑投资的高速增长，不得不靠举债维持。而一旦地方政府财政难以支撑资金投入，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就将面临挑战。例如，重庆的经济增速一度排在全国前列，但因为财政支出增速回落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幅下滑，令重庆GDP同比增速足足降低4个百分点。
再次，当中国经济已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经济统计和评价体系仍然沿用GDP的思维方式，这意味着统计和评价与高质量发展阶段不匹配，前者无法为后者提供决策参考。例如，GDP可用于核算环保产业的支出，但它并不能衡量空气与水的干净程度；GDP可以核算教育事业花费的金额，但却无法衡量拥有一技之长的人才增加了多少。因此，急需制定衡量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统计体系等，这既需要国家有关方面加快改革创新，也需要各地在经济评价中不断创新和探索。
总之，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存在隐患，贸易摩擦的加剧也让出口蒙上阴影，想要突破增长模式的瓶颈，未来的希望还是在于消费和创新。想要实现消费对经济发展的长期拉动作用，就必须解决影响居民消费的一些问题。比如，房贷支出对消费支出的挤出效应不容忽视，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也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