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5月24日上午10点，韶山派出所的黄所长来到韶山学校，请少先队大队部挑选几位各方面条件优秀的同学去拍电影。学校很快挑选了陈巧云、李碧林、谭艳如几位同学。到派出所后才知道，不是去拍电影，而是要去完成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迎接一位重要外宾。
陈巧云：我们那时都是十一二岁的小孩，听说要代表韶山少先队员迎接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主席，一个个都高兴得不得了。黄所长对我们说，胡主席1921年在法国巴黎各殖民地民族联合会上立志，越南一天不建成独立自主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他就一天不建立家庭。胡主席一直没有结婚，非常喜欢小孩子。那时已是初夏，我们本来都穿着花裙子，学校老师又给戴上蝴蝶结。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个个嘴巴都合不拢。老师还采来一束校园种的花叫我拿着，准备献给胡伯伯。
我们先在派出所等，过了一会儿，黄所长就带着我们到学校门口公路上等。“来了，来了。”黄所长指着两辆小车说。第一辆是军用吉普车，第二辆是苏式吉姆车，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大人们说过，毛主席1959年回韶山就是坐的吉姆车。
吉姆车在韶山学校门口停下来，陈巧云等几位少先队员像花蝴蝶一样飞了过去。车门打开，一位长着胡子的老爷爷笑眯眯地站在孩子们面前，车上还走下来湖南省委副书记周里、湘潭地委书记余正武以及越南驻华大使。
黄所长说：“胡主席好！”少先队员记住嘱咐，同声叫：“胡伯伯好！”陈巧云双手把鲜花献给了胡志明。胡志明双手接过来，说：“小朋友们好。”又友善地向黄所长等人点头，说：“这儿离毛主席故居不远了吧，我们一起走去。”
陈巧云：胡伯伯给人没有一点生疏感，就像自己家人一样。少先队员抢着说：“我们给胡伯伯带路。”大家簇拥着胡伯伯，蹦蹦跳跳向故居走去。大家热情地问胡伯伯“见到毛主席了吗”“毛主席身体好吗”，有的说，前年毛主席回来时，韶山学校学生都看见了毛主席。一路上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胡伯伯听后笑得好开心。
韶山学校离毛主席故居三四百米，十几分钟就走到了。故居工作人员毛乾吉、汪久成迎出来，胡志明轻轻握手后，简单问了问他们的工作情况，不断点头。走到故居门前，他仰起脸凝视着门匾上“毛泽东同志旧居”几个大字，认真端详起来。1961年4月9日，刘少奇（左一）参观毛泽东同志故居胡志明说，“我们是兄弟”
汪久成：虽然胡志明主席是第一次来韶山，却好像对这里的一切都很了解。他当时问我，这里原来称“故居”吧，他说自己好几次都准备来，注意到报纸、画报刊登的照片中门匾都是“毛泽东同志故居”几个大字，问我什么时候改的。
毛乾吉同志用目光鼓励我这个年轻人说，我也没有考虑太多，就一五一十地“倒起了豆子”——
一个多月前，1961年4月9日，刘少奇主席在老家炭子冲调研后来到韶山。当时刘主席的眼睛也是凝视着“毛泽东同志故居”几个大字，思考片刻，指了指门匾，轻轻地问：“晓得这个门匾是哪个提议的？”
当时我摇摇头。毛乾吉想了想，他是知道一点，但不确定，也摇摇头。刘主席缓缓说道：“‘故’字有‘过去’和‘去世’两种意思。我们的毛主席身体很健康，应当把‘故’字改为‘旧’字。”
刘主席的话一说完，第一个吃惊的是毛乾吉。他事后对我说：“那么多领导人看过都没有说什么，毛主席1959年回来看过也没有说什么。听说这个门匾还是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一锤定音的呢，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呢？”韶山同志积极认真地把刘少奇的意见记了下来，逐层向上级汇报，不久就批了下来。“毛泽东同志旧居”门匾很快在上屋场挂了起来。
胡志明了解到新门匾是听从刘少奇的意见新做的，微微笑笑，说起1959年他在庐山上对刘少奇有次不平常的拜访。笔者拜访当时的庐山管理局工作人员彭毓炎，他谈起了当时的情况。
彭毓炎：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胡志明8月9日因要事专程上了庐山，当天拜访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来到刘少奇下榻的柏树路124号别墅。胡志明不要翻译说明任何情况，也不许警卫禀报，而刘少奇和他的秘书晚上睡得迟，清晨还没有起床，身边其他工作人员都不认识胡志明。当时我是庐山管理局派驻124号别墅的管理员，我也不认识他，几次走到他跟前说：“老同志是不是要喊醒首长？”胡志明都表示不用，他没有事，就在外面等少奇同志起床，没有关系的。胡志明一口中国话，穿得又朴素，头上一顶常见的灰色布帽，不认识的人谁也不会把这个瘦老头和外国元首联系起来。我还当他是南方哪个省的一般干部，最多是一位中央候补委员。
过了半个钟头，刘少奇起了床，我请人通报了这个情况。秘书出门一看，愣了神，一眨眼工夫，刘少奇就穿着便服跨到胡志明跟前，恭恭敬敬地请胡主席到屋里坐，连声道歉。胡志明连连摇手，真挚地说：“我不让告诉您的。您晚上工作得迟，我来看您，不能影响您的休息。”刘少奇再次深表歉意。胡志明很自然地说：“我真的没有感到什么，我们是兄弟！”
讲毛主席如何谈读书
胡志明接着问少先队员：“小朋友，你们谁能为我当故居的讲解员呵？”胡志明的汉语带点云南话尾音，比较慢，很好懂。“我来。”陈巧云毛遂自荐，“胡伯伯，我经常到故居来听讲解，也喜欢读一些写毛主席的故事书。我来做讲解员。”胡志明高兴地点点头：“那我们就听你的了。”周围一行人都笑了起来。
走进故居，胡志明抬头看了看堂屋屋顶，不由地说：“毛主席老家房屋很高大。”陈巧云等少先队员事后通过请教学校老师才知道，湖南农居与越南农居有很大的不同，越南农民一般是用竹子盖个小房，下面空半层，喂猪做饭，上面住人，生活很简陋。在毛泽东青少年时候的卧室，胡志明待的时间最长。1960年后，毛泽东小时候读过的书都集中保存在南岸的陈列室，屋里仅保留一盏小煤油灯，引起了胡志明的特别关注。
左图为1961年刘少奇（第二排左三）等人在韶山，右图为1963年2月22日，西哈努克亲王（右二）等人在韶山。可以看到，匾额上的“故居”变成了“旧居”陈巧云：记得胡伯伯问：“小朋友，毛主席在这个屋里读了哪些书啦？”
“《孟子》《春秋》《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孔子》。”
“不，没有《孔子》这本书，孔子的书叫《论语》！”小学生们在胡伯伯面前争论着，胡伯伯忍不住笑了起来。
“胡伯伯，您给我们讲一个毛主席读书的故事，好不好？”“好啊，毛主席小时候读过这么多书，总结到什么啊？”这个提问可把一屋子人问倒了。一双双眼睛都盯着胡伯伯，“我跟你们讲一个我和毛主席在延安讨论书的故事。”
汪久成：胡志明说：“我年轻时叫阮爱国，我是先认识周总理，后来才认识毛主席的。我在巴黎就和周恩来同志认识了，关系很亲密。周恩来同志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时，他结婚的新房，我也去过。那时在广州，我们成立了一个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举办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组织越南青年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毛主席讲课，很有启发。严格说起来，越南革命不是按照苏联的模式，而是深受中国革命的影响，也就是毛主席的农民革命战争的思想进行的。越南也和中国一样，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我当时和毛主席不太熟悉，只认为他讲的很有道理。后来我参加了中国的抗战，在延安和毛主席熟悉起来。一次在延河边，我见到毛主席背着手散步，就走了过去。两人谈起了小时候各自喜欢看的书，兴致很高，毛主席有句话对我印象很深，他说，他小时候看的书实际上是两种，一种是安抚造反的，一种是赞同造反的。造反的结局也写有两种，一种是当了投降派的，欺压在老百姓头上；一种是被统治者镇压下去的。毛主席的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启示，用这种阶级的历史的方法分析越南的形势和革命，不清楚的事就清楚了。毛主席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生都是在用阶级的历史的辩证的方法在分析重大问题。你们太小了，长大了，你们就会明白，为了本民族的真正独立和主权，毛主席一生都是用这种方法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作斗争。这也是造反，造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反。”
最后，胡志明同少先队员们在故居前合影。与“胡伯伯”相处的这段短暂却美好的时光，也成为这些孩子们毕生难忘的珍贵记忆。
作者系江汉大学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