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的黑暗年代，孙中山毅然抛弃和平改良的幻想，率先举起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持续发动和领导武装斗争，用暴力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并在中华民国建立后为推翻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孙中山为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不屈不挠地奋斗了一生，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并通过理论升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事思想，代表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的新高度，为中国无产阶级军事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重温他一生丰富的军事实践活动和宝贵的军事思想遗产，追寻他为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而不懈奋斗的光辉足迹，对激励我们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孙中山的军事实践
孙中山先生毕生注重武装斗争，他的革命生涯大部分是在戎马倥偬中度过的。毛泽东曾经指出：“从孙中山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反清的武装起义。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直至辛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中华革命党时期，进行了武装的反袁运动。后来的海军南下、桂林北伐和创设黄埔，都是孙中山的战争事业。”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孙中山的军事实践活动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武装建立民国时期
孙中山在青少年时期就受到太平天国起义、夏威夷人民反抗美国吞并的斗争及西方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时常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孕育了“改良祖国，拯救同群”的宏大志向。在1883年至1885年间的中法战争中，清政府在战场形势有利的情况下签订了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充分暴露了其昏聩无能，激发了孙中山的革命意识。他后来回顾说：“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此后孙中山联络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士，如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尤列、杨鹤龄、杨衢云、谢缵泰、程奎光、程璧光等人，多次商议组织革命团体事宜，开始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893年冬在广州城南广雅书局南园的抗风轩“议盟”时，孙中山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华夏”的斗争口号，明确表示了武装推翻清朝统治的政治主张。为了开展武装斗争，孙中山还曾在医院实验室里学习并试验制造炸弹的技术。1894年上书李鸿章的失败和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一败涂地，使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依靠清廷不可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实现国家的富强，“和平之法无可复施”，“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要救国就必须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从此，他断然抛弃和平改良的幻想，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建立了革命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1895年2月，孙中山到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积极筹备发动反清武装起义，把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会党武装作为起义的基本力量，也联络了部分绿林、游勇、防营和水师官兵，决定于1895年10月利用重阳节之机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因起义计划泄露，这次起义尚未发动就被清政府镇压，陆皓东、程奎光等人被捕牺牲。孙中山遭到清政府通缉，被迫流亡海外。
1900年，义和团运动席卷华北，帝国主义的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孙中山派郑士良等率领会党武装在广东惠州再次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军为取得海外接济向厦门进军，连战皆捷，在半个月时间内由600余人迅速发展到2万多人，但终因遭到清军优势兵力的围攻，粮械不继、弹尽援绝而失败。孙中山并不气馁，继续坚持斗争，探索救国道路。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等人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一致推举为同盟会总理，成为公认的革命领袖，他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被确定为同盟会的政治纲领。11月，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进一步把16字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同盟会是统一的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实现了革命力量的大联合，为广泛开展武装斗争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一方面领导革命党人深入开展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党人的思想论战，另一方面把主要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策划和指导反清武装起义的实践之中。孙中山和黄兴、章太炎等制定了《革命方略》，为各地举行起义、夺取政权、建立共和制，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和原则，强调建立一支贯彻同盟会纲领、由同盟会领导的国民军，以期通过武装革命实现其政治主张。从1907年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前，孙中山在广东、广西、云南边境连续组织了八次武装起义，即广东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廉（州）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钦州马笃山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和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其中在镇南关起义中，孙中山甚至亲自据守炮台，坚持与清军作战。虽然这些起义都以失败告终，但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下，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迅速占领武汉三镇。各地纷纷响应，各路英勇奋战，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在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风暴中土崩瓦解。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只存在了三个月，但在孙中山主持下颁布了许多充满民主共和精神的政策法令，并制定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军事方面，南京临时政府设立了陆军部和海军部，颁布了统一军队体制编制、实行军衔制等法令法规，致力于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军。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除旧布新、矢志共和的不懈追求。
武装保卫民国时期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的时期。孙中山一度认为民族民权革命任务已经完成，但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使他很快醒悟过来，重新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为保卫民国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1913年初，由同盟会联合几个小党组成的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希望凭借国会多数席位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感到自己的独裁权力受到严重威胁，遂于3月派刺客暗杀了宋教仁。正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立即回国，主张迅速发兵讨伐袁世凯。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意见不一致，讨袁战争迟迟未能发动。袁世凯在得到帝国主义列强支持后，先下手为强，于6月下令免去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并派兵南下，发动了反革命内战。国民党人被迫仓促应战，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由于国民党内部涣散，“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失败了。孙中山、黄兴被迫再次逃亡日本，国民党掌握的地方政权全部丧失。
1911年10月11日，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
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逆历史潮流而动，一步又一步地加强专制独裁统治，于1915年12月公然宣布复辟帝制。蔡锷等人在云南发起护国战争，进军四川和广西、湖南，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孙中山领导中华革命党积极投入反袁护国斗争，积极策动广东、福建、湖北、四川、安徽和东北等地的武装起义。居正率领的革命党人在山东攻克十余座县城。各地纷纷响应，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先后宣布独立。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浪中，众叛亲离、内外交困的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忧病而死。
袁世凯死后，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1917年7月，段祺瑞在赶跑制造复辟闹剧的张勋后，通电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并派北洋军进攻湖南，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开展各种武装斗争。孙中山举起“护法”旗帜，联合一部分国会议员和桂系陆荣廷、滇系唐
继尧等西南军阀，于8月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当选为军政府大元帅，随即宣布出师北伐，发动护法战争。但不久孙中山受桂系军阀排挤，愤然辞职离开广州，护法战争失败。孙中山看到护法军政府完全被军阀所控制，沉痛地认识到：“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
1920年8月，孙中山命令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率部回粤，驱逐了盘踞广州的桂系军阀势力。1921年4月，在广州召开的国会非常会议决定重建中华民国政府，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再次举起“护法”旗帜，于12月在桂林设立大本营，准备由桂入湘，北上讨伐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1922年3月，因湖南军阀赵恒惕拒绝北伐军过境和陈炯明暗中牵制，孙中山决定改道赣南北伐。北伐军于1922年6月占领赣州，直逼吉安、南昌。正当北伐节节胜利之际，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和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所粤秀楼。孙中山避居永丰舰，亲率海军舰队与叛军交战50余天，终因势单力薄，被迫退避上海。北伐军奉命回师讨伐陈炯明，在韶关一带作战失利，不得不向江西、湖南退却。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认识到，旧军队都是不可靠的，要想使革命事业成功，必须从根本上改造旧军队，建立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
国民革命时期
1923年初，孙中山策动滇、桂军驱逐了陈炯明叛军。2月孙中山返回广州，3月建立了名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的广州革命政府，就任大元帅，恢复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此后，孙中山亲自领导和指挥了平定沈鸿英叛乱、击退陈炯明叛军、镇压广州商团叛乱的军事斗争，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初步的巩固和发展。1924年9月，孙中山乘江浙战争爆发之机，又一次在韶关誓师北伐。北伐军进军赣南，攻克了赣州，后在敌军两面夹攻、后援受阻的情况下，撤退到赣粤边界一带。
经历数次实践的教训，促使孙中山高度重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苏联红军建设的经验，对自己往昔斗争的失败作了深刻反省，也通过五四运动和早期工农运动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有了新的认识。在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邀请苏联顾问并仿照苏联红军的军事制度创建国民革命军。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为掀起国民革命的新高潮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国民党一大期间，孙中山于1月24日下令在广州黄埔岛筹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同年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孙中山聘请加伦等苏联红军将领为军事顾问，任命廖仲恺为军校党代表，蒋介石为校长，自兼军校总理。黄埔军校在孙中山亲自指导下，汲取苏联红军的经验，采取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培养革命骨干。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中明确指出：开办黄埔军校，“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
为了贯彻他的办学宗旨和目的，孙中山在军校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建立党代表制度。党代表拥有与校长职权并行的领导权，负责指导、监督校内各项工作。校长的命令和学校的各种文件，必须由党代表的副署才能生效。在必要时，党代表还有权制止军事长官的命令。党代表的权能在于保证党的主义、方针和政策得到贯彻执行，防止革命军队蜕变成个人独裁专制的工具。二是建立政治机关，选派忠实可靠的人担任政治部主任。政治机关的责任是开展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训练基层政治工作人员。周恩来领导的黄埔军校政治部在军队思想工作和政治建设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从事政治工作的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他们讲解新三民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进行革命精神和纪律教育，从而增强了黄埔学生军的战斗力和为主义奋斗的自觉性。军校除开设政治课程之外，还特邀校外名人毛泽东、谭延闿、何香凝、鲁迅、张太雷等来校作专题讲演，通过讨论会、演讲会、报刊、学生社团等多种活动方式提高学生的政治素质，形成了“军政并重”的教育特色。黄埔军校成绩斐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
为保卫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准备北伐，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还未毕业时，就开始了组建革命军的工作。1924年10月，他在给蒋介石的信函中要求：“练一支决死之革命军。其兵员当向广东之农团、工团并各省之坚心革命同志招集，用黄埔学生为骨干。”根据孙中山的指示，黄埔军校建立了两个教导团。11月，孙中山下令将教导团改称“党军”，亲任总理。这支党军的各级指挥员大都由军校师生担任，团、营、连三级均设有党代表，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此后，还在以教导团为主力的东征军中建立了政治机关。与此同时，孙中山还要求把苏联援助的一批武器全部用来装备党军。由于采取了这些有力的措施，教导团成为一支士气高昂、战斗力极强的革命军队，1925年3月在第一次东征的棉湖之战中，击溃了陈炯明部主力万余人的进攻，受到加伦将军的高度赞扬。以黄埔师生为骨干的教导团和国民革命军，无论是在平定广州商团叛乱，消灭滇桂军阀，还是在东征、北伐中，都展现了与旧军队迥然不同的新面貌，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建立了赫赫功勋。毛泽东曾经对此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
孙中山的军事思想
孙中山先生一生与革命战争相伴，曾多次发动和领导武装起义和革命战争，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他一生著述宏富，留下了大量的函札、文稿、电报、演说，其中的许多内容涉及军事方面。他以革命家、政治家的睿智和远大眼光，对军事问题作了许多精辟的、创造性的论述，形成了富有时代特色、比较完整的军事思想，在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总的来看，孙中山的军事思想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战争观的思想
孙中山战争观的思想，主要是在创立三民主义学说时提出，并在尔后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发展的。其内容涉及战争的根源、战争的性质、战争的目的、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战争与民众、战争与和平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第一，战争的根源和性质。孙中山认为，战争是有阶级性的，国际间的战争是由资本主义列强争夺领土和霸权引起的。早在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就指出，这场战争“只不过是在中国问题上利害有关系各国间势力将发生一系列冲突的开端”，是“争夺亚洲霸权的国家之间”的战争。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又指出：“这次大战争所以构成的原因：一是撒克逊民族和条顿民族互争海上的霸权，二是各国争领土。”孙中山将列强争霸视为世界战争的根源，与同一时期列宁所提出的论断非常接近。孙中山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战争的阶级根源，认为“资本家有了机器，靠工人来生产，掠夺了工人的血汗，生出贫富极相悬殊的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常常相冲突，便发生阶级战争”。这种认识十分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孙中山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是国际间战争和中国内战的总祸根。中国长期以来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对象，“强邻如虎，各欲吞食我国”。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造成中国严重的国防危机和战争不断。孙中山指出，战争作为一种暴力行为，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革命需要用军队之故，乃以之为手段，以杀人为救人”，是正义的战争。与此同时，他还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赞成被压迫阶级解放战争的观点。这表明孙中山对战争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1911年12月29日，17省代表在南京举行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会议。候选人为孙中山、黄兴、黎元洪，每省有一票投票权。选举结果，孙中山得16票，黄兴得1票。孙中山以超过投票总数三分之二的得票数，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图为参加选举的各省代表合影第二，革命战争的目的及与和平的关系。孙中山认为，革命战争的目的是为民族生存而战，为社会进步而战，为人类的和平而战。对内而言，革命战争是“为人道作干城，为进化除障碍”。清政府对内压迫剥削人民，对外丧权辱国，“穷凶极恶，今已贯盈”，革命党人发动反清武装起义，是为
了“驱除鞑虏，光复我民族的国家”，“以建国民政府”。中华民国建立后，封建军阀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革命党人发动讨袁斗争、护法战争，是为了“推翻不良的政府，赶走一般军阀官僚”。对外而言，要“以战止战”，以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制止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孙中山强调：“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鉴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压迫中国人民，孙中山认识到革命战争对内对外的目的一致性，指出“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孙中山认为，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是“能战而后能和”，且“战必期于不败，乃能言和”，正义战争是争取和平的手段。
第三，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孙中山认为，战争是为实现政治目的服务的，武力与外交是国家推行政策、实现政治目的的基本手段，“国与国遇，用外交手段与用战争手段，均为行其政策所不可阙者”，“凡国家之政策既定，必先用外交手段以求达其目的，外交手段既尽，始可及于战争”。孙中山的这一思想，与列宁“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思想不谋而合。孙中山认为，由于战争和外交都是实现国家政治目的的手段，中国抵抗外敌侵略，应该军事手段和外交手段并用，积极通过外交建立国际间的联盟，防止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境地。
第四，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孙中山领导革命战争的实践，深切体会到经济力量的重要。他指出：“中国今日之革命，纯视经济力为转移，经济力大，则成功速，经济力少，则成功迟；若无经济力，则直不能革命。”经济是战争赖以进行的物质基础，要进行战争并取得胜利，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是不行的。因此，孙中山领导国内武装起义、选择起义地点时，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因素。他多次在广东发动武装起义，就是因为广东经济发达，便于海外接济。孙中山认为，经济力是构成战斗力的重要因素，“近世战斗之力，每以金钱为限”，并曾把黄花岗起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金钱不足”。后来孙中山修正了这个观点，提出：“精神与物质相辅为用”，“全无物质亦不能表现精神，但专恃物质，则不可也”。孙中山认识到战争不仅依赖于经济，而且对经济具有反作用。他多次抨击封建军阀制造战祸、荼害人民的罪行，指出封建军阀割据混战，造成“民生日以凋敝，物力日以艰难”。与此同时，孙中山也承认战争对经济发展有暂时的刺激作用，但他认为这种刺激是得不偿失的，是以牺牲人民的生活需要为代价的。因此，孙中山主张战争结束后应该将军事工业迅速地转为民用工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五，战争与民众的关系。孙中山在早期的军事斗争中，先是依靠会党，继而依靠新军，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又主要依靠与西南军阀的结盟。在经历了多次武装斗争的失败后，到晚年他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从五四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中，认识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革命力量，对战争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产生了新的认识。孙中山指出：战争的胜利“若单独倚靠兵力，是不足靠的”，更重要的是依靠“人民之心力”，“要用人民之心力以奋斗”。“人民之心力与兵力，二者并行不悖”。而兵力又必须“以人民之心力做基础，为最足靠”，没有人民心力做基础，“虽有兵力，亦不足恃”。战争要取得胜利，“必先得民心”。总之，战争应由单纯依靠武力转变为依靠以人民群众为基础的“武力与国民的结合”，进而做到“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
军事战略思想
孙中山在长达30年的军事生涯中，不断地调整军事斗争的战略策略，形成和发展了坚持武装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北伐统一全国等战略思想。
第一，坚持武装革命。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比较早地认识到暴力革命对于改造中国社会的重要性。他在建立兴中会时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16字纲领，就是要用暴力手段反对清朝压迫，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指出：改革中国，“除非在行政的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在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党人的思想论战中，孙中山进一步阐述了只有暴力革命才是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唯一出路，痛斥了保皇派替清政府辩护、反对暴力革命的荒谬论调，坚决主张进行推翻清政府的民主革命斗争。此后，孙中山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始终坚持进行武装革命的基本战略思想，发动和领导了推翻清政府的辛亥革命，以及反对封建军阀的一系列武装斗争，并在斗争的实践中不断发展武装革命的理论。1919年5月28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护法宣言”，表示改造中国的方法只有革命；同时强调，必须经过武装斗争重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
第二，建立革命根据地。孙中山对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十分重视。早在1897年制定反清革命方略时，他就提出，必须派遣“我同志之士相率潜入内地，收揽所在之英雄，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孙中山认为，武装斗争开始时，必须先找到一个立足点，造成一个武装割据的局面，然后以此为基地，发展革命势力。“不先择定一地，则无由定经略之策也。”对于革命根据地的作用，孙中山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有一起点，即如置一星之火于枯木之山矣，不必虑其不焚也”，星星之火就能造成革命的燎原之势。他认为，革命的起点必须选择得当，“盖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矣”。这就是说，革命的起点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能迅速集合一支武装力量；便于接济武器装备、军饷物资；起义之后能迅速地形成进取态势。在比较各地的优劣短长后，孙中山提出攻取广东、广西、云南三省为革命根据地，“以广东为最善”，其原因就是广东有利于革命党“聚人”“接济”和“进取”。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孙中山先后在粤、桂、滇边境发动了六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在保卫民国的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中，孙中山仍然全力经营广东。经过与各派军阀和反动势力的反复较量，才使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为北伐战争创造了条件。
第三，北伐统一全国。孙中山的北伐思想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是紧密联系为一体的，他认为在南方建立革命根据地只是实现革命目标的第一步，“统一中国，非出兵北伐不为功”。为此，孙中山在确立武装革命、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思想的同时，把北伐统一全国视为实现革命目标的必然步骤，并制定了相应的计划，不遗余力地策动和领导了多次北伐。兴中会成立之初，孙中山便着手夺取广州的武装起义之筹备，并制定了北捣清廷的计划。1897年，孙中山进一步将他的战略思想概括为“侵三江踞两湖直捣幽燕”。1907年后，孙中山在粤、桂、滇边境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每次都设想“长驱以定两广，出师湘鄂”。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孙中山也曾下令出兵北伐，后因南北议和告成而取消。1921年4月，孙中山第二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府。同年10月，他向南方革命政府的非常国会提交了“北伐案”并获得通过。在此前后，孙中山基本确定北伐战争实行“分兵出击，突破中路”的战略方针，其基本要点有三：一是合西南全力攻之，即联合滇黔川等各路人马共同完成北伐大业；二是移师湘境，中路突破；三是分道出兵，会师武汉。尽管这次北伐因陈炯明叛变而中途夭折，但“分兵出击、突破中路”的战略方针及具体进军路线都对1926年的北伐战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军队建设思想
孙中山对掌握武装的认识，经过联络会党、运动新军、利用军阀阶段，直到晚年才认识到借他人力量终不可靠，要建设新国家，必须建立一支革命军。1924年，孙中山在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认真学习苏联红军建军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比较进步的建军方针和原则。
第一，把三民主义作为革命军队的灵魂。早在1905年，孙中山在筹建国民军的规划中就强调，对三民主义持“矢信矢忠，有始有卒”的坚定信念，是参加国民革命的起码和第一条件。他还强调，革命军必须具有全军一致信仰、追求的“主义”。所谓“主义”，既是指进步的社会理想和学说，又特指他的三民主义。他曾以有无主义来区分军队与政治团体的根本性质，有主义的军队是为民族、国家而打仗的正义之师，没有主义的军队只能是被金钱、权势所驱使的暴力工具。因此，孙中山视主义为根本：“如果我们的兵士都知道革命主义，便变成了革命军。”三民主义不仅是国民党的政治理想，也是建立民国进而实现大同的思想指南；革命军队成为国民革命先锋的历史责任、革命军人的品质作风和力量源泉，都基于对三民主义的忠诚。当然，这时的三民主义是经过孙中山重新解释的新三民主义。
第二，实行“以党治军，以军固党”的建军指导原则。孙中山认为：“党与兵实相依为命，兵出于党，无党即无兵，党赖于兵，无兵即无党。”“往者吾党之失败，由于党自党，兵自兵，此后吾人万不可再蹈覆辙。”为了建立一支由国民党完全掌握的“党军”，孙中山仿照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红军的军政制度，实行“以党治军，以军固党”的建军指导原则，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地位。“以党治军”的主要措施是：建立党代表、政治部、党部三重领导体制，建立起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以保证国民党对军队的领导权。毛泽东曾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第三，实行“武力与国民相结合”和“国民之武力”的两步战略。孙中山认为，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伟大事业，“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因此，他主张中国革命必须“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武力与国民相结合”，既强调了革命军队在国民革命中的先锋作用，也包括了武装工农群众的策略。孙中山还很重视发动工农群众，壮大革命力量。他号召工人、农民成立革命团体，组织工团军、农团军。在东征、北伐和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战斗中，这些武装的工农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的思想，反映出孙中山对战争的本质认识不断深化，体现了他依靠人民进行革命战争的思想。尽管孙中山没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但他的建军理念为中国革命战争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
国防建设思想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也是探索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先驱。他注重把握世界大势的发展，着眼抵抗外来侵略和威胁，对加强国防建设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创新性的设想，并努力付诸实践。
第一，统一军制。孙中山认为，中国军制分歧错乱，严重削弱了国防力量，主张统一军制以加强国防。首先是建立中央统一的军事指挥系统，统一调度和指挥各方军队，使军队“尽归中央管理”，消除各地军阀、都督割据一方、拥兵自重的局面。其次是统一军队编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于1912年1月16日以临时大总统身份批准颁布了陆军编制表，将清末新军的名称全部摒弃，陆军各建制单位名称改为国际通行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至孙中山解职止，临时政府已整编有21个师的陆军。再次是实行现役和预备役制度，以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和国防的后备力量。
第二，建设陆海空立体化国防。孙中山根据中国“陆界绵长”的特征，提出了“二线防卫论”和“五大军区设防”的陆防构想，提出“为保障陆权，除赖有精良和严整的陆军外，尚须注意分区防守”，主张在边境设国防第一线，距国界稍远内地设国防第二线，除行政区域外，设置东北、蒙古、西北、康藏、西南五个军区，独立处理军事。他还主张向这些地区移民，使军人安置、开发边疆与巩固边防等举措相得益彰。
基于近代中国有海无防、屡遭海上入侵的教训，孙中山把海军的现代化放在突出的位置，认为“由于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兴衰强弱，常在海上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势者，其国力常占优势”。为此，他明确提出“兴船政以扩海军，使民国海军与列强齐驱并驾，在世界称为一等强国”的目标，主张从舰械购造、人才培养、军港建设三方面加强海军建设。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就组建了海军部，以起义的清王朝巡洋、长江两舰队所属舰船为基础，建立了一支包括34艘舰只的近代海军。
早在世界航空兴起之初，孙中山就敏锐地觉察到：“飞行机为近代军用之最大利器。”1910年，孙中山指示旅美同盟会员组织有志青年学习飞机制造和飞行技术。他认为，“自航空机参加战斗序列后，在国际主权之划分言之，往昔战争之领土、领水，今有领空之划分”；“保卫国家领空权即是捍卫国家神圣主权”；“欲因应现代国防上的需要，非扩充空军力量不为功”。为此，他提出了“航空救国”的思想，主张建立军事航空力量，并通过多种途径培养航空人才，建立航空组织。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军控制的武昌、上海、广州、南京都督府先后成立了四支航空队。孙中山在广州领导革命政府期间，先后设立航空处、航空局，将航空力量置于统帅部直接领导之下。
第三，实行精兵政策。孙中山认为军队应当精干，主张将操练不勤、老弱无用者尽行裁撤，留得“强壮者训练纯熟，使之成军”；同时实行“工兵”政策，对军队下级军官和士兵进行农业及职业教育，退出现役后能够就业，不致成为散兵游勇。他还主张将募兵制改为征兵制，把国民当兵“定为义务，两年一易”，使每一国民不仅能享受国家权利，也能为国家尽义务。
第四，发展国防经济。孙中山注重国防与民生兼顾，将国防建设同国家的经济建设联系起来考虑。他认为，国防对于经济有很大的依赖性，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就没有强大的国防。因此，他主张“须极力振兴实业，讲求民生主义，使我五大族人民，共浚富源，家给人足，庶民生有赖，而租税有所自出，国家岁入，日渐增加，则练兵之费，既有所取，教育之费，亦有所资”。孙中山兼顾国防与经济的思想在《实业计划》中进一步具体化，诸如铁路分区建设、六大铁路路线的设计，三大海港的设想，以及疏通河道水系，开发矿源，移民实边、军港要塞建设、兵工场扩建等，无不以国防为着眼点。
第五，普及国防教育。孙中山认为，国防的巩固不能仅仅依靠军队，还要依靠全体国民，必须大力加强国防教育，提高全体国民的国防意识和国防素质。孙中山强调指出，中国长期以来重文轻武，造成民风过于优柔，不能适应现代国防的要求。他呼吁各界人士“发愤为雄，研究军学，使四万万同胞均有尚武之精神，使中华民国富武力之保障”。他还强调，应在全国学校中，特别是大中学校中普及国防教育，提高全体学生的军事素质，增强国防观念，树立为国牺牲的爱国精神。他在《国防计划》中提出的“指导国民研究军事学问之研究”，“奖励国民关于国防物质科学发明之方略”，以及训练4000万国防人才的计划等，都体现了普及国防教育的思路和举措。■
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中将军衔，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