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博士后，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2005年被引进回国任华南理工大学化工与能源学院教授，现任华南理工大学传热强化与过程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理事、日本华人汽车工程师协会理事，是多种国际国内学术期刊的审稿人，多种国家级、省部级科技计划项目及科技奖励的评审专家。
1964年，湖南，岳阳市。
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一个女娃娃呱呱落地。
是年的中国，三年大饥荒的阴影还没完全消散，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第一部民用摩托诞生。
家人看着这嗷嗷待哺的女娃儿，任谁也想象不到，她会成为恢复高考后村里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和留学生。
更想不到，她个人的命运，会与祖国的时代步伐，联系在一起，紧紧。
牛吃饱她才能去上学
1970年，她七岁，最小的弟弟早夭，她被“候选”出来得以上学——原本父母亲只打算让她在家带弟弟，因为家里穷。
送走弟弟，只能赶上秋季插班入学。
最初，她提起笔，却写不好自己的名字，第一次写“汪”字，写成“王氵”，更别提拼音。
她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老师检查作业，她因为不会写就没做，被罚留堂。老师罚她抄课本，让她写“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她不会写，就想只写个最简单的“毛”字，可是老师不同意，一直拖到姐姐来接她，她嚎啕大哭，才被放行。直到她小学毕业，还有人以此取笑她。
没基础读不下去，她差点弃书不读了，但母亲却不同意，不去就打她。
可是，如有神助般，去了一学期，她就将进度赶上了，第二年开始名列前茅，当学委，当班长，直到初中毕业她都是学校第一名，被很多老师欣赏并关照。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母亲为了攒工分，缓解为弟弟治病后每况愈下的家庭经济，牵了牛回家，让她上学前必须去放牛，牛吃饱她才能去上学。
她只能起很早就去放牛，不然上课就得迟到。
1977年她上初中，这一年全国恢复高考，有位老师跟她们这些学生闲聊时，说某个中学的老师考中专，考上了铁道卫校，离开了。
她欣羡不已。
那是个贫穷的小山村，中学里的老师普遍水平“一般般”，学生问问题时，老师时常答不上，就让成绩好的学生上黑板前做示范。“氯化钠（盐）加热水不反应，这是基本常识，可老师却以为有化学反应方程式，问他，又写不出来。”这种“无人可问”的苦闷无处可诉，她只能以课本为师，精读仅有的材料。
既然资质普通的老师都能考上，为什么她不努力一把试一下？
一个心愿悄悄地，在萌芽。她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
靠着自学，两年以后，她成为乡里考上省重点高中的唯一一人。
上高中以后，她才觉得自己走进了知识的殿堂，终于可以请教老师，再也不会有疑难问题困扰了。
她所在的高中，华容县一中，是省级重点中学，师资好，文体活动也很丰富。她度过了充实的两年，尝试科学观察，参加全省的少年科技大会，练习篮球、羽毛球、排球等各项运动。因为有小学训练的基础，她的排球打得最好，还被老师夸过是场上垫球最沉稳的女生。到现在她还保留着打羽毛球的习惯。
彼时国家正在发展经济建设，“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学校里老师一般都鼓励成绩好的学生读理科，她文理双全，完全不偏科，最终选了理科，于是就此与理工学科结下不解之缘。
高考时，因为压力大又无处纾解，她发挥失常，且填报志愿时无人指导，所以即使她的成绩是全班第二，最终她竟然被一所普通本科——中南林学院录取。
就当时的升学率来说，她的表现已是难得。她说，如果发挥正常且志愿没有填错的话，她本可以上华中科技大学。1981年高中毕业合影（第一排右八是汪双凤）尽管学校并不是她理想中的那所，本科四年她还是非常活跃，尽可能全面地锻炼自己，除了保持成绩名列前茅，还担任学生会女生部长、班团支书等职务。本科毕业以后，她凭借优异的表现留校当助教。
随后她考研究生，并大胆报了外校、跨了专业，在资料匮乏的情况下，她还是考上了在全国专业排名第一的天津大学热能工程系内燃机专业。
在天津大学，师从李厚生教授，一位从苏联留学归国的博士，她开始接触实验项目，写大小论文，接触专业领域的高人，懂得科研是怎样做的。
曾经“教师很没有尊严”
然而，属于知识分子的天空，慢慢在变化。
上世纪80年代到1993年前，中国经历了三次下海经商浪潮。那个年代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序依次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最后才是科学家、医生、教师。当时有个说法叫“当教授不如卖红薯”，还有“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等等，种种现状，让知识分子心堵、迷茫。
“那时候全国鄙视知识分子，讨厌学生，到哪儿找工作都受排斥。”她说。
很“不幸”地，她和丈夫，两人皆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
做学问太清贫，应付不来“开门七件事”，所以她硕士毕业后没有选择读博继续搞科研，而是去了经济活跃、效益良好的湖南省广播电视大学当讲师。
丈夫也是硕士毕业，本可以留中南林学院任职，但他日语好，选择了停薪留职去深圳做日语翻译，只为摆脱经济困难。
回想那个年代，“博士不如硕士，硕士不如本科，本科不如高中，高中毕业不如不上学的”；“教师很没有尊严，不敢生孩子，不敢在外面饭店吃饭，不敢买任何东西”，诸如此类的话，在坊间个个如此说。
试问谁人不为稻粱谋？
其实也考虑过出国，她已经高分通过托福考试，但没条件联系国外的导师，投再多简历都石沉大海。
孩子就在这样的等待中出生了。
双职工，仍不是长久之计，夫妻俩商量后，还是继续深造。
后来，丈夫成功申请到公派留学名额，她过去陪读，但出国前就将在天津大学就读的成绩单、学位证、托福成绩单等资料准备好了。到日本以后，她三年内考了日语一级，又请了一个日本人担保，因为当时华人在日本考东京大学的博士，需要有人担保。
在等待担保申请的时间里，她想到儿子在老家待久了，可能与双亲有隔阂，便考虑把儿子也接过来。
巧合的是，儿子的返签证和担保同意书同一天到邮箱。如果她选择马上读博，那儿子过来后即要面临没人带的处境。
她还是把儿子放在首位，先把儿子接过来，而没有马上读博。三年磋磨，到1998年，儿子六岁半能上小学，不需要她时刻带管，她才带上材料，联系导师。面试通过后，开始研读博士课程，先读一年预备生（日本那边叫研究生），1999年10月她才正式领博士学籍，2003年取得博士学位，遂进行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于2005年11月回国。
全家参加儿子小学入学式
汪双凤与美国著名教授交流“一切付出都是有回报的”
受家里传统教育的影响，她认同男女平等的观念，认为女性也有在外打拼的权利与义务，不想在家做全职太太。
于是一边打工一边读博，还要抽时间陪儿子。读博前，她在丈夫留学的日本金泽市（石川县）待了三年。教会的人来传教，她就让对方教她读日语版《圣经》；哄儿子睡着，她看日语书；陪儿子出去，他在玩，她背单词。做饭背，等车背，分秒必争，所有碎片时间都不浪费。就这样慢慢掌握日语，考过一级。2002年在德国参加国际会议（二排左三是汪双凤）她还同时打几份工挣了大半学费，并且读博四年都拿奖学金。
原本只是跟丈夫过去照顾生活起居，但她对考博有着自己的坚持。1998年举家迁到东京，此前结合学费和专业，已经联系上东京大学的导师，时机成熟便开始上课。丈夫申请到了公派留学生的名额，而她完全靠自费和奖学金。
读博第一年的前半年，因学费生活费还不够，她周末两日都要去烤肉店，连续工作五小时，点单倒茶刷盘洗碗，晚上回家，睡榻榻米如卧水泥地，浑身发疼，翻身不得，周一开会常打瞌睡。
就这样熬过前半年，之后申请到东京大学总长奖学金，每一年的奖学金都在变化，而且数额一年比一年高，加上之前的存款够应付生活和学费了，才不用打工，可以全身心投入科研。
她的博士学位来之不易，不止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更有科研的压力，因为她的专业转了三次，本科并不是读工程热物理，硕士读的热能工程（内燃机）也只是做了几个实验，基础并不牢，博士课题做难度较大的多相流更得费心耗神攻读大量的参考文献，在地铁上都手不释卷。
博士毕业后本来是留校做博士后研究，赶上一年一度的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评选，她博士后导师是东京大学的副校长，本来只是让她申请试试，没料到通过了，他也很惊讶：没想到预留好的工资不用发了。
在学术界，日本学振会特别研究员的地位很高，每年只在全球挑选500名博士后做特别研究员。申请的人不计其数，即使是东京大学，名额都不一定有十个，而申请成功的中国人更是屈指可数。
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是每个东大学生的座右铭，做学问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弄虚作假。所以即使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等，也不能急。
导师教导她做研究不能急于求成，耐心才能出成果。为了盯进度，她专程把学校的电脑连到家里的电脑，经常半夜两三点下床，只是为了看看计算机的数据算得如何了。
在这所高度国际化、美式管理教学、亚洲排名第一的大学，她慢慢习得怎么细致钻研，将最青壮、最不知疲倦的十年用在了学术研究上。
她说东京大学既让她自豪，也让她倍感压力，“很多时候压力来自于我要跟她相配”。
这种想法激励她一直努力进取，不敢稍有懈怠。
她的努力也被导师看在眼里，帮她申请奖学金的时候，把推荐信写得动情而入理，尽心尽力帮她解决经济压力，让她安心做研究。
“做科研跟别的不一样，一切付出都是有回报的，你付出更多，在你的领域就了解更多。”“越是困难越要研究。”后来，她经常教导学生：“你碰到你不会的，这正是你要掌握的。”“每克服一个困难，你就会比以前强一分。”
她还鼓励学生创新：不是别人没做过的就不要做，一定要做个与前人不同的，并且必须是再往前进一步的，体现先进性、创新性。
上“巨轮”，不做旁观者
在日本待了十年，她深刻感受到：脑力劳动的价值比体力劳动高很多，知识确实能够创造价值。
她读博的时候，已在心里权衡过：是回国，还是留在这里继续做科研？
当时很多日本留学生移民美国、加拿大或干脆加入日本国籍，而她在日本已经拿了两份offer，日本三电公司的工程师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博士后学位。
丈夫坚持要回国。他是金泽大学的工学博士，研究汽车工程。在日本公司，华人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日本人把最难最累的活儿推给中国人做，中国人任劳任怨加班加点，到了年底计算绩效，奖金远比不上那些轻闲干活的日本人，而做的成果都是日本的。“在日本很少有中国人能做到部长的位置，除非那个公司真的很缺人。最高的做到主任研究员，相当于总工程师，也差不多是正教授，就很难再往上升了。而即使是同级别的日本人，他也还是比中国人高一头，因为他在语言沟通方面肯定比中国人更好。”
知识分子的骨气，让这位中国男人坚持要回国。然而，作为一位母亲，她却有着自己的考虑：儿子在日本长大，已熟悉了这里的文化，回到祖国，中文基础势必会成为影响他学业的障碍。
回，还是不回？
她的导师庄司正弘先生看出了她的忧虑，对她说：“中国正在飞速发展，你的国家正像巨轮一样朝前开着，你们留学生如果不上这艘巨轮的话，你们就会是旁观者。”
这一番话，像电一般，击中了她的心窝。
故国往事一幕幕重现，她想起了那片可爱的土地，那些她曾经熟悉的一张张黄脸孔，那些她孜孜不倦的求学日子，那些她曾经写在作文本上的理想。
是的，祖国，你是一艘巨轮，我不想错过你的建设大潮。
看着那海岸线越来越近，心潮起伏难平，毕竟，已经暌违太久，太久。
2007年接待导师庄司正弘教授来访拿什么献给你，我的祖国
回国后，儿子要上初中和高中，面临高考。
全家备战，她和丈夫帮着儿子对着拼音书一个字一个字地学语文。如今，儿子在上海交通大学本硕博连读，还有一年博士毕业。
儿子读的是临床医学，非常辛苦，作为母亲她看着很心疼，但儿子有治病救人的理想，她不会阻挠。
刚回到祖国，她开始打量，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
地铁、轻轨、银行取款方式，对她来说都是新的。车票的使用方式、地铁上的手拉环设计，都与日本不一样。公共交通越来越便宜，商品越来越完善。
作为海外人才被引进回国，她申请了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入职后组织对她的照顾让她铭感五内。在海外举目无亲，一切都得靠自己，毕竟在国外侨胞是很少有机会能聚到一起的，而在国内跟亲朋故旧见面就容易很多。
她分明感受到这一份属于这片土地特有的温情。
对大洋彼岸，最最割舍不下的，也就是这份温情吧。
回国后求职的第一场学术报告结束，她便觉得自己求学不够努力，成果太少，她说：“我还是希望能将更多在日本学到的东西献给国家。”说到这里，已是热泪盈眶，语带哽咽。
她感触最深的是，归国后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一致，“这便是最大的享受了。”两者相融才能创造最大的成就感，因为在日本很看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她的科研成果只能属于日本，去开会代表的也是东京大学。说心里没有不舒服肯定是假的，在国外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不一致，只有自我麻痹、自欺欺人的人才可能说不在意。回国之后这种感受更强烈，她不用再麻痹自己，“感觉太好了！”2015年10月，指导的研究生自行组织汪双凤教授回国十周年庆典她不再担心科研成果成为日本的，日后可能被用于打击祖国，不用时刻担负那种撕裂感和内疚感。
“爱国是一个本能的东西，就像爱家爱父母，它不是任何政治意义的东西……这个国家既然存在，就会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那么你就要为你的祖国做贡献。”
她被华南理工大学直聘为正教授，两年后担任博导，再到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她不辱使命，积极促进中日交流合作，担任中日促进会理事、在日华人汽车工程师协会理事，并多次邀请导师到华工交流访问，导师后来还担任华工的客座教授。
在工作上，她是对自己要求严格、时刻顾全大局的人。去年为了第五届传热与节能国际研讨会能够顺利召开，全程用英文主持，她通宵准备，几乎放弃了同时段的一个比赛答辩，虽然最后赶到赛场，但只拿了二等奖。有人笑她傻，把集体荣誉放在个人荣誉前面，但她说那是六百多人的国际会议，不能因她个人的原因出一丝差错。
她是广州市妇联的妇女代表，拿过“三八红旗手”的称号，还是“广州市优秀女科技工作者”。2013年获得“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称号，2014年获得中国侨界突出贡献奖（创新人才）。
她确实巾帼不让须眉，拿了很多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与全省多家企业都有合作，从LED散热到电动汽车的热管理、电子设备的散热等，申请了包括具有散热装置的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组、面向高功率LED的环路型散热装置、用于笔记本电脑的散热装置等等三十多项发明专利，授权二十余项，主持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在内的项目二十多项。2017年4月，汪教授在东京大学丸山教授实验室
2017年3月，汪教授在日本九州大学参加了第六届微纳米技术国际会议并作报告
到目前为止，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内外核心以上期刊表论文100多篇，其中被SCI收录50余篇，还先后获得广东省技术发明二等奖（2014，排名第一）和广东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16，排名第一）。
桃李芬芳，在她指导下，毕业的硕士和博士生已有四十多名，他们走出校门，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发光发热。
现在的她，已经有很多头衔，有很多荣誉，但她只觉得拿来钻研学术的时间有些不够，要分心到争取项目、财务管理、会务等等杂事上来。
对于海外留学生，国家吸引人才回流的政策福利一年比一年高，但现在的“海归”还是没有以前那么吃香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回国人数急剧上升，而国内培养的人才水平也在大幅提高。
在当前“一带一路”大背景下，她觉得我国从以前的人才技术“输入国”转为“输出国”，尚需要政府层面引导，还有沿线“待输入国”的反馈，使得国内高校以及其它学术机构能够更精准地对接到资源技术不发达国家与地区。
时代在变，知识分子的命运，也随着时代变。出国时三十，回国时四十，渡海翩然归来，她专心致志治学、育才。面对心中这一巨轮，她交出了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