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妈第一次走出小乡村，背着被褥卷，也许还拎了一土布袋热红薯，搭汽车，转火车，再汽车，从河南出发，去武汉上大学。半个月之后，她写信给她的妈妈、我的姥姥：“同学们都有蚊帐，我没有。”姥姥回信：“蚊帐是什么？”
我妈详详细细写给她：“一种很稀很稀的棉布，和床一样长一样宽，高度比两张床之间的距离多一些。”我妈用线量的尺寸，三根长线就是三个尺寸。
就这样，那年新棉花下季的时候，姥姥纺线，织“很稀很稀的棉布”，裁剪，缝纫。总之，暑假结束，我妈再上学的时候，行李里有她小小的自矜：她也有蚊帐了。
30年后，我家三姐妹相继考上大学。到了我，一切因陋就简，能省就省。搪瓷脸盆是掉漆的，枕巾其实是毛巾，还有这一床姥姥的蚊帐。
我接受了它，却打心眼儿里不想要。它小，孔眼却大，是“只防大蚊不防细虻”的君子作风。最重要的是，它太旧了，土布已经灰得发黑。有一次，一个外班女生来寝室逛，我听见她向人打探：“那是谁的床？看着好脏。”我很愤怒，却没法向人解释：它不是脏，只是积了太多水洗不净的历史尘埃。
它很快就拉了大口子，大概是被我一屁股坐上去了，布质已朽，经不住我的吨位。我带回家给我妈过目：确实不堪用了，之后全无心肝地弃之。
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我抛掉了这世上最后一件沾有姥姥手泽的物件。她的爱与尊严，全在这一针一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