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集邮博览》2015年第3期“民信局探源”专题发表了几篇相关文章。其中张晓钢先生的《民信局起源之争—苏州民信局研讨会侧记》一文指出“曾经盛行一时的‘永乐说’并不耐推敲，以今人看来，纯属以讹传讹”。随后简述了“永乐说”的出处，即1900年宁波全盛等几家信局曾上呈的一份“禀帖”，继而又称：“……由于史料不确和缺乏物证，近二十年来，此说广遭质疑。”正是由于这种对禀帖的不认可，而有了否定“永乐说”，有了“乾隆说”，有了以清道光年间遗存的几件实寄信封说事的“嘉道说”、“舶来说”等—由此就提出了史料见证问题。
孙鑫如先生的《浅谈对民信局几个问题的认识》一文则既否定“禀帖”的见证，他认为“说我国民信局最早出现在明代永乐年间，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这个结论”；又否定了其他各种说法，称“现在存在的可以清晰表明民信局存在的有关档案、民信局业务活动留存的实物都不是民信局组织出现的最早证据，这些证据只能表明在这些证据产生的年代民信局组织已经存在”。他还同时“提醒人们特别关注”：“这些已有的表明民信局组织产生的证据同样可以证明，在该民信组织产生之前还有其他的民信组织存在。”他提出“我国的民信局最晚很可能在商代就已经存在”—由此又提出了理论推测问题。
看来“禀帖”是个关键，一切问题皆由此而起，自然也必须在此解决。
二、关于“禀帖”的释义
既然“禀帖”是个关键，而各种转录该“禀帖”的著述中又都未作其字、词释义，难免有不同理解，所以有必要先说明一下。
该“禀帖”是清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初一（公元1900年3月31日）浙江宁绍台道致宁波海关税务司的照会中所引述的，原是“甬江信局全盛等”呈报宁绍台道的，其内容是：“局等信业，在长江南北洋，自乾隆朝创始迄今百余年，内河之局数百年，纳税已有数十年，自祖父辈传下，幼习此者居多，走从小船，栉沐而为，业此者有四五万人，万难改图别业。”显然，这是因宁波海关税务司为推行海关邮政，要求宁绍台道限制和取缔所辖区域的民间信局，甬江全盛等信局随即上呈此“禀帖”作出申诉，宁绍台道又以之照会了宁波海关税务司。
“甬江信局”在张晓钢先生文中又被称作“宁波信局”，宁波位于甬江下游北岸，可能全盛等信局设在宁波城，却用的“甬江”字号，故称“甬江全盛信局”。但“甬江信局全盛等”的称谓太过笼统，不知道有多少家不同字号的信局参与了“禀帖”申诉。
所谓“长江南北洋”，是指长江入海口的南北临海区域。古代称河流入海之处为“洋”，比如宋代徐竟所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第三十四“海洋”之“黄水洋”中称：“黄水洋，即沙尾也……即黄河入海之处。”但甬江并不属于长江水系，而且从地图上直线测量也有180公里之遥，可见“长江南北洋”涵盖之广，可以说整个东海海岸都属于“长江南北洋”。而“内河”是相对于“长江南北洋”而言的，是指长江南北洋之外的沿江、沿河内地。这也就是说，甬江全盛等信局，既有设在长江南北洋的机构，也有设在内河的机构；设在长江南北洋的机构是在清乾隆时期建立的，距“禀帖”呈报之时已有百余年，而设在内河的机构则已有数百年了。由此可知，在数百年前创立信局之时，内河的经济文化活动要比长江南北洋繁华得多，民间通信需求也更为急迫、强烈。根据古代对“数百”的习惯用法，是指500以下、300以上，所谓“永乐说”既是根据“数百年”的上限500年作出的。但实际上，上限500年应是明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还有下限300年，即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600年），由此而论，“永乐说”并不准确，但建文二年之后仅一年就是永乐朝，省略前者，直称“永乐说”也不是不可以。而“自乾隆朝创始迄今百余年”仅限于长江南北洋，属于内河全盛等信局的规模扩张，再设分号，并不是起源，所谓的“乾隆说”是不能成立的。
三、关于“禀帖”的见证价值
尽管“永乐说”就上（500年）不就下（300年），并不是很准确，但“禀帖”终究是一件真实史料，其内容应为当时人们所熟知，不可能有假，更兼这次申诉关系到民间信局的存亡，也不可能以假搪塞。不知张晓钢先生等何以斥之为“讹”，又怎么“史料不确”了？至于“缺乏物证”，洋洋二十四史，至今有几例是有“物证”的？难道可因“缺乏物证”而否定其巨大的史料价值吗？其实“禀帖”就是物证，在“数百年”间和之前的其他物证发现之前，只能也必须以“禀帖”为证。
从张先生文中所作介绍，可知蔡维屏女士和赵强先生“基本认同嘉道说”，为驳倒“乾隆说”，特举出一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完成的《姑苏繁华图》，姑苏即现今的苏州，因其上“无信局身影”，而认为“乾隆说”“颇可置疑”。但笔者认为，即使把《姑苏繁华图》当成地图，区区画面也不可能尽现苏州全城，况且绘画终究是一种艺术，总不可避免地有所取舍，画上没有信局身影，并不等于没有信局。更为关键的是，既然认可《姑苏繁华图》的史料价值，又为何否定“禀帖”的史料价值？要知道两者都是历史遗物。
四、关于理论推测问题
笔者赞同孙鑫如先生的“这些证据只能表明这些证据产生的年代民信局组织已经存在”的认识，但不同意其“这些已有的表明民信组织产生的证据同样可以证明，在该民信组织产生之前还有其他民信组织存在”的推测。比如“禀帖”，它只明确了甬江全盛等信局在“内河”已有数百年历史，并没有提供丝毫的其他信局信息，凭什么说在甬江全盛等产生的“数百年”之前就一定还有其他信局存在呢？推测必须符合逻辑，必须从借以推测的事物的限定出发，否则就是毫无来由的无端推测。
笔者也不同意孙先生文中的现存实物“都不是民信局组织出现的最早证据”的推测，仍以“禀帖”为例，它就是现今发现的表明民间信局存在的最早证据，又凭什么说它就一定不是民间信局出现的最早证据呢？
从孙先生文中可知，他实际上是以“人”的社会经济活动的需求来推测的，似乎并非“无端”。但历史研究和著述从来都是以现存史料说话的，古今中外概莫如此，理论推测只不过是提供一个研究方向而已，在理论推测尚未得到史料证实之前是不能算数的，就“民信局起源”研究的现今情况，既有“禀帖”的“数百年”见证，那以道光年间遗存的实寄信封为据的“嘉道说”和“舶来说”就不能成立；而现今又尚无证明“数百年”之前还有民间信局存在的史料，那就必须以“数百年”为民间信局产生的最早年代。这也就跟《辞源》的释义一样，其所注释的各词源头都是编者们根据所能见到的最早使用确定的，但编者们所览史籍终究有限，更有很多史籍已消亡，实际上很多词汇是找不到真正使用源头的，在尚未找到或根本找不到的情况下，就必须以所找到的最早使用为源头。
五、摆正史料见证和理论推测的位置
从《集邮博览》刊发的几篇文章中，可知研究者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搜揽民间信局的遗物，对此，笔者深为感动。但是其研究中存在的认识问题也让人有些揪心，这就是轻视乃至无视“禀帖”的史料价值，而纷纷自创其“说”。尽管“禀帖”的“数百年”说明不是很明确，但终究是有案可查的历史遗存，至少记录下了甬江全盛等信局产生的大致年代；尽管至今还无其他佐证，却也极为难得了。民间不同于官府，官府是一向重视存档的，而民间却少有或者没有存档意识，民间信局不过就是为了赚钱，在完成一项或一个阶段的传信之后，其相关手续和记录也就扔到一边去了。尽管官府重视存档，但在历经种种变故和战火之后，也损失殆尽了，而民间的不重视，更使其相关活动的手续和记录不可能遗留下来，又由于历代典籍只关注官府行为，很少关注民间行为，从中也是很难找到或不可能找到相关记载的。就如“禀帖”，尽管是光绪年间的，距今不算太久远，但如果不是与官府、与洋人打上了交道，恐怕也是很难或不能遗传下来的。如此的难得，我们的研究者们怎可慢待！
由于我国古代的邮驿只传送官府文书，民间很多因经济、文化的交往和因亲情、友情的沟通而需要的通信就不得不另寻出路，除了托人、雇人传信，很有可能会有人认准是个生财之道而作为副业为人传信赚钱，其中经营有方者会逐渐坐大，于是就可能转为专业，就有了信局性质。但从另一方面说，即使有了信局性质的传信机构也未必就是现今所理解的信局。从“禀帖”所说全盛等信局在内已有“数百年”，但纳税却只有“数十年”，可以断定，全盛等信局在“数十年”之前的“数百年”间，其规模还是很有限的，还不曾入官府法眼，如果规模较大，有相当多的经济收益，官府是不会坐视不管的，必然想方设法抽税。既然全盛等信局“数十年”之前的“数百年”间不曾纳税，说明其规模还很小，也可以说还停留在副业的水平上，还只不过是信局的源头而已，而天下一盘棋，宁绍地区如此，其他广阔地区也应是如此，由此看来，民间信局的产生还真的可能不会早于明代。在这样怎么说都有道理，却又都无史料证据的情况下，就必须以“数百年”的史料证据说话，客观地、科学地表述应为：“根据现存史料，民间信局产生于明朝建文二年（1400年）至万历二十七年（1600年）间”。即使顾及推测，也只能说“最晚于明朝建文二年至万历二十七年间就已产生”，而不可漫言“最晚很可能在商代就已经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