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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背景与现实
普16《革命圣地图案（第四版）普通邮票》中的第13枚选用了江青拍摄的《庐山仙人洞照》作为图案。根据《中国邮票史》（第8卷）记载，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邮政总局于当年11月15日发出通知，停止出售“庐山仙人洞”邮票，又在同年11月26日再次发出通知，停止使用这枚邮票，直至1979年11月底才恢复发售（图2为相关文件，来自网络）。
但从我对“庐山仙人洞”邮票收集与研究的经历来看，仍能找到其在停用期使用的实物，只不过相对少见。这与该票恢复发售后，在20世纪80年代的邮政业务特别是包裹业务中被大量贴用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看来当年有关其停用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确实得到相当程度的执行。
然而，这其中的一个细节引发了我的关注：之前我所收集到的“庐山仙人洞”邮票在停用期使用的实物，竟然都出自1977年上半年以前（图4为贴有该票的领取邮件通知单收据，销戳日期为1977年1月29日；图5为贴有该票的包裹单残片，销戳日期为1977年2月13日；图6为该票的旧票六方联，销戳日期为1977年5月5日），而使用于1978年至1979年12月之间的却鲜见其踪。
思考与分析
在“庐山仙人洞”邮票被宣布停用的时候，虽然“文革”已经结束，但是我们国家还没有完全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按照一般的理解，在当时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的社会背景之下，有哪个邮局工作人员敢于“顶风作案”，继续售用这枚充满政治色彩的邮票呢？然而，我却认为在停用通知发出的短时间内，仍出现“庐山仙人洞”邮票被售出且使用的现象并不稀奇。因为这里面存在一个“时间差”的问题—当时的信息传播速度远不及今日迅捷，受层层环节制约，邮政总局的通知传达到基层，尤其是偏远地区是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和时间的，不能排除在此期间，仍有部分邮局在不知晓上级指示精神的情况下继续发售并使用该邮票。再说，毕竟我们国家幅员辽阔、邮政网点众多，诸如“一片红”“放光芒”“公元前”等未发行的错票都存在一部分流入社会并被贴用实寄的案例，更何况“庐山仙人洞”邮票是此前公开发行过的，出现“漏网之鱼”也绝非没有可能。
根据以上分析，我认为倘若能够收集到“庐山仙人洞”邮票被宣布停用的中后期使用实物，对于研究相关邮政史而言，则更具说服力。于是，我以该票的停用通知发出一周年为界限，通过逛邮市、淘地摊、访邮友、搜网络等各种途径，着手收集1977年11月26日至1979年12月之间其使用实物，可是一年多下来，竟毫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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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收获与推测
不过就在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终于在浙江嘉兴收得一枚贴有“庐山仙人洞”邮票的实寄包裹单残片，销1978年9月29日日戳，时间距1976年11月26日该票被宣布停用刚好22个月。需要强调的是，该包裹单的销戳地汉川位于湖北省中东部，系省城腹地。试想即便是信息再闭塞的边远地区，经过22个月的时间，“庐山仙人洞”邮票停用的通知也该被传达到位了，更何况汉川距武汉不过70多公里，不应存在通联上的不便，倘若再用所谓的“时间差”来解释未免牵强。
事实上，早前有权威邮票目录标明“庐山仙人洞”邮票的发行日期为1975年11月12日（一说1974年8月15日，不作为本文讨论的重点），这意味着在停售通知发出时，该票在社会上应当是有一定存量的。据此，我推测彼时当地邮局在柜台出售该邮票的可能性不大，而极有可能是寄件人持先前发售的“庐山仙人洞”邮票前往邮局，在寄递包裹时自行贴用，加上邮局工作人员对该票识别不清、在业务处理过程中把关不严，从而造成了该票被违规贴用。或许正是有关部门意识到类似情况的存在，也才有了（1978）邮邮字826号《关于出售建国以来发行的邮票问题的通知》的出台，该文件对暂停出售和停止使用的邮票重新作了全面而系统地审查整理，在其附件所列清单中再次明确提到了“庐山仙人洞”邮票。
参考文献：
1.中国邮票史（第8卷），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中国邮票史》编审委员会编
2.《关于停止出售“钢琴伴唱〈红灯记〉”等邮票的通知》（1976）邮邮字706号
3.《关于停止使用“钢琴伴唱〈红灯记〉”等邮票的通知》（1976）邮业字128号
4.《关于出售建国以来发行的邮票问题的通知》（1978）邮邮字826号
5.《关于恢复出售“庐山仙人洞”普通邮票的通知》（1979）邮邮字96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