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山河一片红》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邮票之一，围绕它的话题，从来都不缺少。
为什么当时要发行这套邮票呢？应该说，由头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两报联合发表的一篇社论。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用通体红色大字联合发表两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文章说：“全国山河一片红”“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无疑，这在当时是一件举国欢庆的大事。根据邮电部军管会“1968年国庆节前要发行新邮票”的指示精神，发行部门最终将这个最应景的题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列为1968年10月1日发行新邮票的计划，志号为文14。
是一人设计，还是几人合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这套邮票最终没有发行，原因是1968年9月27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纠正不正确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次会议因属于内部会议，没有对外报道。邮电部属于归口管理“九大口”中的工交口，不属于宣传口，因此未受邀参加会议。会后，邮电部军管会接到会议精神的传达，立即做了两条决定：一、今后不准在邮票上印制毛主席像、语录、诗词等，已经印制好未发行的停止发行，已经发行的可继续使用。二、停止计划于10月1日国庆节发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和“黑题词”两套邮票，并电告各省市区邮电管理局革委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这枚未发行邮票的样票，我在邮票博物馆曾近距离接触过。那是我在国家邮政局邮资票品司工作期间，到邮票博物馆调研，馆长给我看过该馆珍藏的这枚样票的一个整版。这个整版样票从未对外展示过，堪称是邮票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样票的画面是毛泽东和手持红宝书的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工农兵群众挥手致意，前方是天安门广场上的红色海洋，一串串气球下悬挂有大幅标语，广大工农兵群众发出热烈欢呼。邮票下部横框内印有纪念文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右边印有“中国人民邮政”，下面印有面值“8分”字样。样票的规格是60毫米×40毫米，这种规格在“文革”邮票中也属于最大的票幅了。
我查阅了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以下简称：全面胜利）这套邮票设计、印制的文章，几乎众口一词地谈到了设计者，只有一个人：万维生。可是还有一种声音却认为，“全面胜利”最初的邮票图稿是几个人一起合作完成的。事实真是如此吗？那么究竟是几个人合作？都有谁？是专业邮票设计者，还是与社会美术家一起合作完成？
现在，万维生先生已作古，找谁才能还原这一时期的真相呢？这也是时时困扰我不得其解的原因。但是，无所不能的互联网帮了我的大忙。在众多有关介绍“一片红”的文章中，有一篇是万维生接受媒体采访的报道。万维生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是计划于1968年10月1日发行的党的‘九大’邮票，由我、邵柏林和尹定邦设计。由于种种原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没有发行。”万维生先生这段话，是摘自记者采访中的内容。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应该被搞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之所以列入选题，就是为了纪念全国29个省、市、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一当时的重大事件。选题的名称采用了《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社论名称，计划发行日期是1968年10月1日。因此，这套邮票的选题和“九大”没有丝毫的关系。但后面的一句话却令人振聋发聩：“由我、邵柏林、尹定邦设计”。啊，设计者居然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由于这句话不是出自万维生先生自己的文章，只是记者的采访报道，更何况“全面胜利”选题和“九大”选题都搞混了，那么这句话的可信度有多高呢？可惜的是，今天已无法和万维生先生对话，怎么办？还是找今天仍健在的老同志核实吧。
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和邵柏林先生进行了一次对话，终于揭开了谜底。
邵柏林先生首先肯定确有其事。当时邮票设计者最发憷的就是画领袖人物，每个人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生怕设计中哪一点不注意被人抓住小辫子，不光是本人身败名裂，一家子恐怕都要受牵连。几个人合作，互相补台，不失为一种妙招。这三个人中，尹定邦似乎不为人所知，他是邮票设计师杨白子的爱人，1940年5月出生在湖北武汉，1965年广州美术学院本科毕业，并留校任教，历任助教、讲师、教授、博导，设计学院创始人、院长，美术学院副院长，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文革”中尹定邦的个人才华就已经显露出来，基本功扎实，尤其人物画画得非常好。尹定邦和杨白子同出一门，即广州美术学院，比杨白子大两届，毕业后，杨白子被分配到邮电部做邮票设计工作，他则留校当了老师。两人结婚后，劳燕分飞南北，尹定邦就成了北京的“常客”。一来二去，尹定邦和设计师们也都熟悉了，并且成了朋友。所以，一起合作也就顺理成章了。由于这套邮票未发行，所以除万维生继续参与邮票图稿的修改外，邵柏林和尹定邦都未参与后来“大一片红”和“小一片红”的设计与修改，他们的名字就被历史的尘埃淹没了。
“全面胜利”邮票被叫停发行，其原因是图案上出现的毛泽东和林彪的头像不符合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精神，但这套邮票的选题是没有问题的，邮票图稿修改的任务最后还是确定由万维生来完成。万维生在接到图稿要修改的通知后，一时无从下笔，如果把毛泽东、林彪的像拿下来，接下来怎么设计？60毫米×40毫米这么大的票幅，空下来的位置放什么？这让万维生绞尽脑汁也不得其解。恰在此时，因1968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周年，首都北京举行了盛大的群众游行。当然，各省、市、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标志”自然也成为群众游行队伍中的主题。在浩浩荡荡的群众游行队伍中，有一副大型的模型由十几个人肩扛，上面是三合板“拼”出来的一幅中国地图的轮廓图。红底，上面有“全国山河一片红”字样。万维生觉得这幅图对于要修改的邮票来说，简直就是及时雨，用这幅图是再恰当不过了。一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的选题就是纪念全国29个省、市、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而发表的社论名称；二是用这幅图非常形象地解读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这个两报的社论。
“十·一”国庆节之后，万维生立即对原图稿进行了修改，将原图中的毛泽东和林彪半身像去掉，按照游行队伍中地图的模型设计了新的图稿。新设计的图稿仍为60毫米×40毫米的票幅，邮票的中心位置是一幅中国地图，红底，有“全国山河一片红”字样，地图下面是工农兵群众手举红宝书欢呼胜利的场景。万维生根据两报社论中提到的“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阶段”这句话，在中国地图左侧的群众队伍中增加了一幅“掀起斗、批、改新高潮”的标语模型，原来放在右侧的“中国人民邮政”6个字则改在了左侧，这幅邮票图稿就是民间俗称的“大一片红”。
很快，万维生将修改好的邮票图稿上交领导。北京邮票厂根据这幅图稿，印制了邮票样票，并将邮票样票和请示一并送邮电部军管会审定。请示是两张纸，和邮票样票一起用曲别针别好（这张样票若干年后露头时，仍有人清晰地看到样票上曲别针U形的压痕）。但文件呈报后，就迟迟没有了音讯。
原来，邮电部军管会收到北京邮票厂的请示和邮票样票后，并没有贸然批准。当时邮电部军管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是马克绍，他和几位军管会领导研究后，决定还是将这套邮票的样票送审，等领导批准后再行印刷。1968年10月8日，邮电部军管会正式向国务院呈递请示称：“根据中央首长9月27日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重要指示，我们在邮票宣传工作上立即进行了研究和改进。最近邮票由设计人员和工人同志共同设计，以工农兵为形象，热烈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新邮票图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我们准备向全国大量发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当天批示：“请邮电部军管会直送中央文革审查。”然而，这个请示报告却阴差阳错地送到了周恩来总理处。周总理对此票的设计做了指示，大意是这枚邮票还是要发行，但要修改，不要贪大求全①。
万维生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又对邮票图稿进行了第二次修改，将横构图改成了竖构图，票幅由原来的60毫米×40毫米改为30毫米×40毫米，将原稿下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和画面中的部分标语口号去掉，这就是后来下发又被撤销发行的“小一片红”。
原定发行1枚，还是1套2枚？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在第三部分“文”字邮票的最后一页，刊登了“附录”：撤销发行的“文”字邮票。
全国山河一片红（原编号文14）
原定发行日期1968.11.25影写版
30MMX40MM50(10×5)
（1）8分工农兵和地图1全
目录上标注的这套邮票就是“小一片红”邮票的有关资料。“1全”就是全套1枚之意。那么当时是准备发行1枚吗？不是。1968年9月14日，邮票发行局向北京邮票厂订印文1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通知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纪念邮票一套2枚，票幅为60毫米X40毫米。面值8分的印制1亿枚；面值22分的印制200万枚②。
1968年9月24日，在邮电部军管会向各省发出的“发行通知”中，也有“一套2枚，8分和22分”的内容。
这个通知中，虽然下达印制的是“全面胜利”邮票，但“全面胜利”胎死腹中。“大一片红”又被修改成“小一片红”，所以文14的志号就落在“小一片红”的头上。一套2枚没有变化，规格却变成了30毫米X40毫米。
那么为什么在“小一片红”撤销邮票资料中没有“22分”的踪影呢？这个谜底在我找到一位关键人物后才彻底揭开。1968年参与了印制“大一片红”“小一片红”全过程的退休职工韩淑敏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原来，“文革”期间整个北京邮票厂只有三部印刷机，即一号机、二号机和三号机，其中只有三号机可以印制四色影写版邮票，所以“大一片红”和“小一片红”都是在三号机上印制的。在生产安排上，是先印制8分面值的邮票。由于印量大，工人们需要日夜加班。等到因为这枚邮票有错误而下令停止印刷时，1亿枚的生产指标还没有完成，所以22分面值的邮票还没来得及印刷，这也就是至今尚未见到同图案“小一片红”22分面值邮票的原因。
那么，原本计划发行22分面值究竟对应的是哪种邮政资费呢？我仔细查了人民邮电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文”字邮票共发行19套，在面值的设置上，分别有4分、8分、10分、35分、43分、52分，唯独没有22分的面值。直到1970年之后发行的“编号”邮票中，才出现22分邮票面值的踪迹。按照原邮电部的相关规定，每个资费种类的设置，都应有对应的邮政服务业务。这个22分究竟对应的是哪种邮政业务呢？我不得其解。恰巧，我所住的是原邮总的宿舍，22层楼里住的90%都是原邮总的工作人员。现如今大部分人已另谋新居，坚守者不足一二。但就在这不足一二的坚守者里，有一位资深的邮政干部—秦佩，虽已年近古稀，但身体硬朗。我一提及此事，老秦脱口而出说“国际平信资费”。他可真是邮政的活字典，不过让我纳闷的是：国际资费怎么这么便宜呢？按照当时的资费标准，国内平信是8分，国际平信是22分，国际资费还不到国内资费的3倍。而现在的国际资费是国内资费的5倍呢！但转念一想，“文革”时中国的朋友都是亚非拉的穷朋友，如今自然已是今非昔比了嘛！
究竟“小一片红”是在哪儿被发现的？
首先要肯定的是，发现这枚“小一片红”的地图标注不规范、并负责任地向上级反映的人是原地图出版社的编辑陈潮同志，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陈潮究竟是在哪儿发现的？我却先后听到过两种截然不同的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原本定于1968年11月25日对外发行的“小一片红”，北京的一些支局所收到下发的邮票后，自作主张提前对外开卖了。11月23日，喜欢买新邮票的陈潮在地图出版社外面的邮亭里买到了“小一片红”邮票，职业习惯让陈潮立即发现了邮票图案中边界的走向存在重大问题，他当即向地图出版社的领导汇报，地图出版社一边打电话给邮票发行局领导，同时又打电话向中央文革小组作了反映。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给邮电部，立即引起了邮电部军管会的高度重视。邮电部领导立即通知邮票发行局：“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邮票图案有问题，赶快通知各省局，不准发行，把票扣下，在省管局集中保存③。随后，邮电部军管会以生产指挥部名义向各省、市、区邮电管理局革命委员会发出急电：“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地图不准确，请立即收回封存，已售出的要设法收回。④”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第一种版本。
第二个版本中，陈潮发现地图存在问题的过程与第一个版本大相径庭。据一位朋友介绍：第一种版本“说的不是那回事”，应该是陈潮在北京邮票厂的机台上发现了这枚设计有问题的邮票。“文革”中的宣武区共有3个“敏感”的印刷厂，分别是541厂（印钞厂）、北京邮票厂和中国地图出版社。这3个印刷厂在“文革”前都有严密的安全保卫管理制度，经“文革”造反后马上变了模样。因为北京541厂印制的是钱币，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实施了军事管制，厂区里仍然秩序井然、按部就班地生产，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另外两个厂则和社会上的厂矿企业一样，大字报糊满墙，企业领导被批斗，管理规定已形同虚设，本来应该严禁外人进入厂区的规定也被冲垮了。当时比较时兴的“革命做法”叫“串联闹革命”，单位与单位互相串联，中国地图出版社的编辑陈潮恰巧在邮票厂赶印“全国山河一片红”这套邮票时到邮票厂参观。在印刷机前，职业习惯让陈潮对正在印制的“小一片红”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号，当他发现这套邮票的地图标注存在严重问题后，认为应该立即停止发行，便立即向邮票厂有关部门反映了此事，这才有了后面撤销发行和电令收回的结果。
面对第二种截然不同的版本，我想还是要慎重地进行核实。我们作为在“文革”中参加工作的一批人，可以说是邮票发行事业承前启后的一代。随着时光的流逝，如今均已退休并年届古稀。如果现在不对这件事的真实性进行一些负责任的考证，那我们真的是一种失责。
如果第二种版本确有其事，那就颠覆了“文革”邮票史中的一个重要情节。好在1968年距今只有50年，当年在机台上工作的工人应该大有人在。于是我拨通了邮票印制局离退休处的电话，很快，一位名叫连俊的老师傅的联系电话就给我发了过来。我拨通了连俊家里的电话后，一个虚弱的声音传过来，正是连俊本人。连师傅已年届八旬，罹患肺癌的他近期又染上了肺气肿，目前正在治疗中，因此说话很虚弱。听到连师傅的这番介绍，我马上意识到这个电话打得太唐突了，有些后悔莫及。实事求是地说，我对连师傅不太熟悉，但他对我却像见了老朋友一样，知道一定是有事找他。无奈之下，我最终还是把心里的疑惑告诉了他。他想了想，又顿了顿，慢慢地谈了对此事的看法。连师傅当时在邮票厂的生产科工作，对生产的情况非常熟悉。他说不记得机台上有人发现“小一片红”的邮票有问题，如果当时机台上有人反映，就一定会向生产科汇报。这么大的事，不仅要有记录，而且机台上也不能自己处理，必须逐级汇报。他当时正在生产科工作，从没听说过此事。我不忍再继续打扰他，在连连道歉并祝他早日康复后结束了通话。
在有了生产科的证词后，我想必须再找一位当时在机台上的师傅来核实一下，于是我想到了前面提到的韩淑敏。韩师傅1967年11月被招收进厂当学徒，1968年就上机台跟着师傅学习印邮票。而当时印的正是“全国山河一片红”，规格为60毫米×40毫米那一版，即“大一片红”。为了赶上发行时间，正在连续加班的生产车间突然接到生产科“停印”的通知，随后印版也被卸下来了，但停印的具体原因却不清楚。后来，规格为30毫米×40毫的“小一片红”也上机开印了。所以，在“大一片红”和“小一片红”的印制期间，韩淑敏都在场。
当我问到有没有外单位的人看到印制的“小一片红”地图有错误并向在场的职工指出时，韩淑敏说：“尽管当时正处在‘文革’期间，但生产车间的管理还是很严格的。外人未经批准是不能进入生产车间的，而且遵守得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邮票厂也在闹派性。每个车间都有两派，对立严重，如果哪一派有违规违纪行为，就会被另一派揪住不放。互相监督居然成了派性对立的副产品。所以违规的事当时还真的很少。”
韩师傅最后表示：“你说的情况，可以肯定地说，没有。”
到此为止，第二种版本可能还是记混了。也难怪，“文革”中的一些消息，都是口口相传，难免不准确。哪能和现在比啊，互联网、微博、微信，天南海北刚刚发生的事儿，几乎像直播一样很快就传遍整个神州，有文字，有照片，有视频。今非昔比呀！
结语
“全国山河一片红”是“文革”高潮时最应景的一句口号，也是非常“极左”的一句口号。他满足了一些狂热者的口头快感，却隐藏了巨大的政治缺陷。号称“全国山河一片红”，难道不要宝岛台湾了吗？难道不承认在神州大地上还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存在吗？
“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是我们共和国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邮票历来被誉为“国家名片”，在“国家名片”上出现的地图，出现了五六处严重错误，不仅我国的台湾省被排除在外，南海诸岛也从地图上消失了；边界走向，如中缅边界、中蒙边界、中不（丹）边界也画得不准确。邮票一旦发行，势必对我国的外交工作和国家声誉带来被动及不小的负面影响。这也是邮电部和外交部主张撤销发行的原因吧。“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撤销发行已经整整50年了。作为邮票发行部门和众多从事邮票工作的设计者来说，是不是也应该从这件历史的陈案中汲取一些经验和教训呢？
（责编：黄勇）
注：①②③④均载自中国邮票博物馆档案“未发行邮票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