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赫德海关邮政近代化
中国近代邮政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同洋务派官员谋划的结果。赫德是晚清一位洋雇员，他在中国开办近代邮政的过程中扮演着发起者、组织者和管理者的重要角色。他初到京就向恭亲王奕䜣讲述了兴办国家邮政的重要性。中国近代邮政事业，不论是海关代办、海关试办，还是大清邮政的正式建立，40多年间一直都在赫德的掌控之下。近代邮政的创办既反映出清政府的无奈与腐败，又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并使西方势力进一步渗透进中国的经济社会，加强了对清政府财政命脉的掌控。
一、1866～1876海关兼办邮政
鸦片战争以前，官办驿站和民信局是中国传统的两大通信机构，驿站只传递官方信件，维持朝廷及京城各机构与地方官员或驻军等的联系。明朝永乐年间，民信局作为一个民营组织，在沿海沿江商业发达的口岸出现，为一般商民服务，成为民间较可靠的通信组织。鸦片战争后，外国人以清朝官办驿站不办理国外通信为由，便在通商口岸设立“客邮”。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大英钦差并各随员等，皆可任便往来，收发文件，行装囊箱不得有人擅行启拆，由沿海无论何处皆可，送文专差同大清驿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并指明费用由英方自理，这一条款无疑为西方各国设置“客邮”提供了合法依据。根据最惠国待遇的条款，其他同中国有条约关系的国家也享有此权利。在《天津条约》签订以后的10年中，英法两国于1861年、公共租界工部局于1864年、美国于1867年先后设立邮局。至此，出现了官办驿站、民信局、“客邮”三足鼎立的局面。
三个邮递机构都隐藏着诸多弊端。清后期，驿站严格的驿律逐步失效，徇私枉法之事屡屡发生，如在嘉庆年间，督抚等官员借查办地方公务为由扰累驿站。另一邮递机构民信局因属私营机构，荒芜偏僻、商贾稀少的州县往往不见其踪影。而“客邮”因不受清政府的管辖，成了走私贩毒的捷径。当时的邮递状况异常复杂，既不能确保官方邮件的准时、保密，还存在很大的地域局限，甚至影响到清政府的税收。
赫德早在1861年就向恭亲王奕䜣等人陈说开办全国性的新式邮政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样就可结束混乱与竞争的局面，维护邮政主权，开辟新的税收来源，故建议按西方办法办理邮政。但当时总理衙门并未采纳赫德的建议。而客观上，清政府依照《天津条约》，在负有保护各国邮递的义务时面临着许多困难。最终，基于客观条件及赫德的努力，总理衙门最终将上海至北京的邮递事务授托海关办理，双方商定将使馆和海关发送的邮件装在一起交总理衙门代运。1867年3月，总税务司署公布了邮件封发时刻表。至此，海关开始兼办中国近代邮政。
海关兼办邮政的最初10年发展缓慢，赫德曾想使邮政发展合法化。1875年，云南边境发生了马嘉理事件，中英双方陷入紧张局势。清政府恐英国武力相向，希望赫德从中调停。赫德想借机建立邮政官局，于是致函李鸿章，建议将开设邮政官局列入条约之中，但李并没有建立之意。1876年中英双方为云南马嘉理案进行谈判时，总理衙门授权赫德去向英国调和，作为解决云南事件的条件，总理衙门同意设立邮政官局，中国政府愿意在条约中规定立刻开办邮政。但英使威妥玛并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在烟台条约中加以规定，以致邮政官局当时没有开设成功。
面对中国传统的邮政方式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加上赫德努力推广全新的邮政制度，保守的清政府最终采取折中方式，让海关介入到上海至北京的邮递事务中，仅负责使馆邮件的收发。这一举措，为邮政的改革打开了一个缺口。但由于当时海关兼办邮政没有实现合法化，因此这一阶段邮政的近代化脚步较为缓慢。
二、1877～1883海关试办近代邮政
1877年，九江关税务司葛显礼开始酝酿海关试办邮政。他申呈总税务司：“美国代理领事克宁汉被日本政府派为日本在汉口的邮政代办，日本在中国内地设立邮政局运送中国邮件到外国去，是一种不合理的特权”。同年，他又拟了海关试办邮政的新方案递呈总理衙门，试图以办理“新政”来吸引清政府的视线。他认为：“中国虽然久已有了很好的驿递制度，但是不替商人带信件，因此商人只好通过私营企业传递信件，这种传递信件的方法迟缓、不经常、花钱而且不可靠，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仿照西法设立象邮政局这样的机构，也已经是时候”。
1878年，总理衙门考虑后终于在海关交办事务单内列出：“通商口岸及就近地方，设立送信官局，由税务司管理”。由此海关才正式试办邮政事务。赫德于1878年3月9日指派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试办邮政。德璀琳依照赫德指示，着手建立津海关与总税务司署的骑差邮路，与承办人（商人胡永安）签定合同，每日将由天津和北京发送邮件各一次，限12小时以内到达，并制定出寄往北京、上海、外国等地信件的时间安排。1878年9月，德璀琳又开始办理海关书信局设代理机构，专门从事接受、分送中国人的邮件。中国邮政的近代化在海关洋员的推动下层层推进，1878年12月，海关发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邮票的发行，简化了邮件纳费和寄递手续，标志着中国近代化邮政的开始。
海关试办近代邮政之初得到多方支持，直隶总督李鸿章命令，各军舰管带将军舰准备离港的时间通知牛庄和天津的海关税务司，以便海关能利用机会托带邮件。1878年5月，上海工部局与德璀琳达成协议，规定所有华北信件将送交各口岸的海关负责，各地海关负责封发、整理和分送寄往上海的邮件；该局同意在上海分送经北方各口岸海关和北京送到上海的邮件。1878年9月，工部局董事会决定继续延长同海关的协议。海关在北方各口岸试办的邮政取得了一定成效，先后在天津等地设立了书信馆。在这期间海关书信馆没有丢失过邮件。1878年12月，赫德决定推广邮递事务，发出通令：“1878年春季海关在北方各口岸和北京试办的邮递事务，现决定继续办理，并逐渐向其他口岸推广。总办事处暂设天津，派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负责管理各关邮递业务，该税务司所发纯属邮递业务性质的指示，各关应予照办。”
在海关书信馆推进过程中，1880年1月11日，海关书信馆改名为海关拨驷达局（POST），并发出公告：“兹将各信馆局归海关税务司自行经理，改为海关拨驷达局，即华语邮政也，专送北京、天津、牛庄、烟台、上海、镇江等口岸来往信件，其内地等处信件亦可代寄至各口岸转交妥实信局送投不误。”但海关书信馆的代理机构——华洋书信馆由于一开始就大招商股，大昌洋行恐经营不利，于1879年退出该书信馆。华洋书信馆的只是海关试办邮政中的一次失败的尝试。总体看来，在海关洋员循序渐进地推动下，海关试办的近代邮政走上了较为正规的道路，成为海关内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个业务性机构，并逐渐推广到长江各口岸。至1882年，福建以北所有通商口岸的海关都设有邮政馆。由此，中国邮政突破了驿站不寄民信、民信局不寄官文的传统格局，迈入官办民享的新式邮政时代，邮递范围从中国国内扩大到其他国家。
三、1884～1896海关获准开办官局
海关试办近代邮政几年间，邮政业务得到一定发展，但这一形式并未经过清政府的正式批准，也未获得国际上的承认，所以民信局和“客邮”依然并存。这种现象，阻碍了邮政业务的正常发展。
1882年8月，浙海关代理税务司马吉向赫德反映：“从邮票滞销的情况看，这个书信馆的业务不曾发展过，而且本地人仍然相信民信局，认为这些设立多年的信局已很令人满意了”。1884年，浙海关税务司葛显礼又反映：就宁波口岸来说，海关书信馆只是一个空名，因为邮费比英国邮政局贵得多，而英国邮政局对于沿海各口岸间信件所收的资费已经被认为太贵了，建议总税务司署应当提议接管各通商口岸的香港邮政局分局，让海关管理邮政可保证有效率，而且可以加强和巩固海关的地位。
浙海关华人文案李圭主张学习西方邮政公私合一，并称：“夫邮改为政治大端，历来讲求损益，代不胜数。其一切经制，有欲采而施诸中国，以为裕国便民计。”当时李圭兼任浙江宁绍道台薛福成的洋务委员，将《香港邮政条规》抄送薛福成，并附一禀贴，说明国家邮政局的好处和必要，建议设立国家邮政局，在通商口岸都设立分局，以代替外国邮政机构。薛福成看后，即发照会于葛显礼征询开办国家邮政的可行性，葛显礼就此征询提出15条意见，力主开办邮政。葛显礼的这些建议，既提出了中国成立国家邮政的迫切性，又客观地分析了国家邮政的利处和具体方法。因此，这一计划得到众多清政府官员的支持和赞许。
1886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就葛显礼的建议发出通札：“本税务司食俸中国有年，极欲帮助中国官员收回自有权利，以尽报效之忱，并无他意，除批各国在中国设立邮政局本与万国通例不符，中外条约亦无准设之款，所禀甚为有见等因印发外，合行札饬，札到该道即便查知”。总理衙门也因此征询赫德，并要赫德答复“扩展邮递业务是否妥适可行”。赫德因此致函葛显礼称赞其所为，同时指出政府拨款是兴办国家邮政的关键所在。由于赫德强调海关办邮政必须由清政府正式下谕，而总理衙门却顾虑正式开办邮政能否收回“客邮”是否伤及民信局，进而引发民愤，迟迟未决，所以邮政事宜又陷入缓慢行进之中。
直到1890年，总理衙门才札行赫德：“所拟办法既对民局无损，即就通商各口推广办理，拟俟办有规模，再行请旨定设”。但在此期间，各国“客邮”不断扩充，无法阻止。1892年，赫德又致函总理衙门，呼吁“数年来创办艰难，若再不奏请设立官邮政局，恐将另生枝节”。1893年，总理衙门命赫德提出建立官办邮局的建议。经过精心策划，同年他向总理衙门递交关于邮政问题的报告，总理衙门奏请颁发谕旨，规定开办的日期。然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却使创办国家邮政一事再次搁置。
1895年9月，赫德获悉总理衙门有开办邮政官局之意，立即调派海关造册处税务司葛显礼会见南洋大臣张之洞。在葛显礼的尽力说服下，最终张之洞同意开办国家邮政。海关洋员的行动也逐渐说服了清朝的众多官员，让他们意识到开办国家邮政的必要性与紧迫性，鉴于中日甲午战争后2亿3千万两的高额赔款与赎辽费，清政府不得不考虑将全国邮政交给总税务司经办，以此来增加财政收入。至此，光绪帝终于首肯开办邮政官局，由总税务司开始领导建立国家邮政，肩负起推广全国邮政的任务，总税务司兼任总邮政司，各关税务司兼任邮政司。由此，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开办邮政业务。
四、赫德对邮政近代化的影响
1835年2月20日，赫德在英国北爱尔兰出生。1850年，赫德考上了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学院，并获得哲学和法律的硕士学位。1854年9月，赫德被指派到英国驻宁波领事馆工作。1859年4月，赫德被调离宁波的英国领事馆，来到英国驻广州领事馆任职。同年赫德受中国政府任命筹建粤海关。1861年，赫德被总理衙门任命为代理总税务司。1863年正式被任命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1908年4月13日，赫德回英国。1911年9月20日，赫德在英国病逝，终年77岁，清政府追封他为太子太保。赫德在中国海关任职45年，他缔造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海关。赫德初到中国，他就试图改造这个国家。1865年，赫德把一篇名为《局外旁观论》的文章呈送总理衙门。这篇文章长约4000余字，内容涵盖晚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各项领域，充分表达了赫德对中国事务的看法和见解。这篇文章也成为赫德以后在中国的种种活动的一个蓝本和洋务运动的催化剂。在中国开办近代国家邮政，就是这个蓝本里的内容之一。
对于中国近代邮政的发展，赫德一直遵循“谨慎从事，逐渐发展”原则。从赫德开始着手兴办近代邮政，到大清国家邮政正式开办，在这期间，中国近代邮政总是以一种虽然缓慢但从未间断的步调行进。因为赫德认为“有一大堆难题必须谨慎考虑，例如，中国的实际需要和欧洲国家对中国邮政的要求是些什么？哪些事情在中国的条件下是办不到的；怎样在中国的邮政工作里采取欧洲的方法，等等。他考虑的最多的是怎样恰当地把新式邮政这个西方的邮政模式嫁接到中国的古体上。”他认为：“中国对于欧洲的任何制度都不会原封不动地接受。”1896年，国家邮政正式开办，赫德却仍然主张其以“缓步稳进”的模式发展。
当清政府终于决定要开办正式的国家邮政时。赫德虽然抱怨邮政开办得晚了，但他还是满怀热情地准备把这件事做好。因为，这距离他所设想的目标，即真正统一的、全国性的新式邮政又近了一步。但是赫德并没有因此而激进行事，依然为国家邮政制定了比较保守的发展模式。赫德之所以有这样的主张，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以及国内通讯系统现状的深刻观察和认识。当时的国内通信系统很混乱，而国家邮政的发展又处于初级阶段，几乎没有人具有专业的近代邮政知识。另一方面，交通落后、资金不足以及近代邮政运行模式未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等问题都是制约国家邮政发展的因素。如果在国家邮政开办初期就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必定会给还没站稳脚跟、体制并不完备的邮政事业带来危害。
在晚清近代邮政开办初期，办理邮政的费用都由海关供给，所以资金问题没有凸显出来。但是当近代邮政由试办发展为一个固定的政府机构的时候，资金就是必须考虑的问题。赫德认为：“国家邮政局在开办以后，就必须办下去，不能停办。因此在宣布开办以前，我们必须考虑到对于中国官方和公众，尤其是对于外国政府和公众所负的重大责任，我们必须确定有钱有人。因此应当事先由政府保证，不管收入多少，一定按期提供经费，已备开支。”很显然，赫德想开办的国家邮政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邮政，是一个体系完整、高效率的邮政，是能造福于中国民众与政府的邮政。赫德认为要想开办正式的国家邮政，就必须有十足的把握，清政府的资金支持就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
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战败的结局让清政府的财政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为了筹措战争费用就开始举借外债。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规定对日赔款2亿两白银，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以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三次向列强借款，总额达3亿多两。这些借款，利率高，折扣大，都附有政治条件，使得帝国主义国家进一步控制中国的海关，控制内地部分盐税、厘金等，从而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财政。1901年清政府被迫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向各国赔偿白银4.5亿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担保。基于上述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很显然，对于近代邮政在中国的发展和正式成立国家邮政，清政府除了政策上的批准和支持外，很难在经济方面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对于这一点，赫德从一开始就清楚。因为凭借他的地位和工作，对清政府财政状况是绝对了解的，他很清楚要得到清政府为邮政的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赫德认为在缺少国家资金支持、邮政经营又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开办的国家邮政，应当选择一种比较稳妥的方式。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代邮政开启了他近代化的历程。经过赫德的不断努力，1896年，大清邮政正式开办。中国的近代邮政从萌芽到正式开办，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众多的国人没有近代邮政的概念，作为新政推行者的清朝统治阶级，更是严重地缺乏此种意识。1876年，在《烟台条约》谈判进行过程中，赫德作为李鸿章的助手参与了谈判。他想借此机会将开办邮政一事列入条约内，使近代邮政事业在中国合法化。但是，由于英国代表威妥玛的反对，最后没有实现。通过这一事件，可以反映出清朝统治者还没有意识到近代邮政的重要性，赫德竟然需要用条约的形式来推动我国邮政的发展。即使是在国家邮政正式开办以后，清朝统治者的近代邮政意识还是不健全。这主要表现在，他们没有认识到近代邮政是国家专营、向全国开放的信息传递系统，是一项国家权力。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政府和民间的信息传递是彼此分离的两个体系。清朝统治者继承了以往历代的认识，以为邮传体系是一种国家通信，只承担政令和军令的信息传递。而民间通信，历代的统治者则认为其完全是民间事务，国家无需插手。清朝统治者不健全的邮政意识，给近代邮政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阻力。
国家邮政开办初期，全国通信系统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古老的邮驿系统继续运行，民信局仍然在夹缝中努力生存，外国在华设立的“客邮”也不断增多。这些通信机构都自成体系，并且都形成了一定的利益链条。这对国家邮政的巩固和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当时的大清邮政有国家邮政之名，而无国家邮政之实，业务范围十分有限。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建立统一的、系统的大清邮政将会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对于“客邮”，无论是赫德还是清朝统治者，都以为只要正式开办国家邮政，各国“客邮”便会自觉裁撤。但事实并非如此，清朝“客邮”已经在中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仅各国在华“客邮”的数量大幅增多，它们的业务范围也从办理本国侨民的邮件寄递业务扩展到接受中国民众的邮件寄递。而且“客邮”在中国开设之初就从事走私活动，这是他们最大的利益所在，却是对我国危害最大之处。所以，当清政府有意裁撤“客邮”时，遭到了列强的强烈反对。面对外国列强的强硬态度，清政府和赫德只好采取迂回的办法，尽量限制“客邮”在我国的发展。
传统邮驿体系发展到晚清时已经衰落至极。国家邮政正式开办以后，本应裁撤邮驿，就连清政府内部也不断传出“裁驿归邮”的呼声。此外，邮驿系统的支出也给清政府财政造成很大的负担。清政府每年拨给邮驿的经费高达白银300万两，但这些经费多被各级官员收入囊中。但是，无论基于邮驿自身的悠久历史，或是曾为清王朝的统一和全盛所做过的贡献，亦或是其多年来形成的利益链条，清朝统治者都很难下定决心裁撤它。赫德在中国为官多年，深知邮驿关系到清政府各级官员的切身利益。所以，在国家邮政正式开办之前，为了减少阻力，赫德就曾声明“开办国家邮政不必裁撤邮驿”。另一方面，在国家邮政正式开办以后，赫德认为裁驿归邮。因此，在国家邮政开办以后，形成了其与邮驿并行的局面。当时，民信局是国家邮政的主要竞争者。赫德权衡利弊，最终决定把压垮民信局作为统一全国邮政的切入点。但是，国家邮政正式开办以后，民信局仍然拥有大部分的民间邮件寄递业务。虽然赫德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打压、排挤民信局，但民信局凭借自身经营方式灵活、业务种类多样、深得民众信赖等优势，不断地同国家邮政争利，在夹缝里生存。
可以说，“大清邮政自成立之日起，就面临着客邮、邮驿和民信局三个竞争对手的挑战。”回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国家邮政想一蹴而就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对国家邮政正式开办后经营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上这些不利于国家邮政发展的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同时赫德个人的主观因素也对国家邮政的发展模式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赫德在得知清政府准备正式开办国家邮政，并由他全权打理，但此时这位年仅十九岁就来华的英国人已经年逾花甲，自然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他的体力、精力已大不如前。“另一方面，赫德接办邮政之时，正是俄、法、德等加紧酝酿夺取海关总税务司职务的时候，他必须小心翼翼地处理周围的复杂关系。这就使得赫德很难在邮政事业上投入大量的精力，这对国家邮政“缓步稳进"发展模式的制定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拒绝加入万国邮政联盟，这与赫德是有着直接关系。“万国邮联”是个国际性的邮政组织。在晚清时期，清政府曾经多次受邀加入万国邮联，但遭到了清政府的回绝。之后万国邮联也曾陆续邀请清政府参加邮联会议，但清朝直至灭亡，都没有加入这一组织。直到1914年3月1日，中国才正式加入万国邮联。在1896年国家邮政正式开办以前，面对中国加入万国邮联的问题，赫德总是采取一种消极的、排斥的态度。其中的原因很多：首先，他认为中国“参加万国邮政公会在将来可能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海关试办邮递业务还在萌芽时期，进展迟缓，邮务人员效率不够标准，不能负起对公众应负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加入公会的时机还不成熟，只好拒绝了邀请”。其次，虽然当时近代邮政在中国已经开始受到重视，但是清政府对于近代邮政的认识还很模糊，并不清楚近代邮政事业将会给国家、人民带来利益和方便。关键是赫德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国内的邮政根本不具备条件来开展国际业务。赫德担心加入万国邮联时机不成熟，这会对国内和国际的邮政业务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他更不想由此而承担责任。
1896年，国家邮政正式开办，加入万国邮联决议终于可以付诸实践了。当时，很多人都希望中国可以通过加入万国邮联来抵挡和阻止“客邮”对我国邮权愈发严重的侵犯。1914年中国正式加入万国邮联，但直到1922年万国邮联才协调各国通过了裁撤在华“客邮"的决议案。现在看来，当时赫德之所以反对中国加入万国邮联，主要是由于列强压力。这种压力的核心来自英国，或者说是始于英法两国对中国邮权的争夺。英国不想撤回在中国的“客邮”，所以百般阻挠中国加入万国邮联；而法国政府在中国加入万国邮联的问题上是持支持态度的，法国想以此来换取插足中国邮政的资本。这就让已经占据中国邮权的英国政府十分紧张。两国的矛盾必然会使大清邮政的实际操控者赫德警惕起来。赫德清楚地知道，大清邮政一直依靠海关的资金支持来维持收支平衡，但是国家邮政对海关地位的加强和巩固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作用，他相信这种作用在将来会更加强烈。为了自身利益，为了英国的权益，赫德最终选择反对并阻止中国加入万国邮联，最终导致中国加入万国邮联的脚步被大大地延迟。
另一方面，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也是造成当时中国未能加入万国邮联的重要因素。清政府虽有入会之意，但又碍于国家邮政在创办之初，邮政体制还不完善，而且国内通信系统十分混乱，担心入会后不能妥善处理与各国通邮事务。后来，又加之帝国主义的压力和赫德的反对，加入万国邮联的计划便半路夭折。其实，中国在当时没能加入万国邮联，归根结底是由于晚清政府的闭关自守、软弱无能。在近代历史上，外国列强对我国的殖民侵略使我们丧失了太多的国家主权，这导致国家权益根本无法得到相应的保障。丧失加入万国邮联的机会，只是丧权辱国的一个缩影而已。
由于英法两国对邮权的争夺、赫德为利益的妥协、清政府的昏聩无能，使得国家邮政失去了与国际先进的邮政组织交流和学习的机会，这严重阻碍了我国邮政的近代化进程。在清朝灭亡以前，清政府虽然一直保持着同万国邮联的联系，也有邮政业务上的合作，但始终没有真正加入万国邮联。
五、结束语
中国近代邮政官局经过了30年的酝酿，在赫德的推动下，终于建立起来了。这一创办过程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当时，官方驿站逐渐没落，民信局又无法让民众真正享受到邮递的便利，“客邮”又成了走私的渠道，邮政可谓一片混乱。但随着海关的介入，西方人将现代的邮政制度输入中国，种种弊端得以缓解，民众的需要得到满足，同时还大大加强了中国同其他国家的书信往来。不仅如此，近代邮政同海关一样，还是清政府收入的一大来源。中国近代邮政经历了海关兼办、试办邮政，最终得到清政府的批准，以大清邮政的名义开办近代邮政3个阶段。赫德及其带领的海关对邮政的支持，既提高了邮政的工作效率，扩大了邮递范围，又引进西方邮政的先进方法。应该看到，这一举措使中国的邮政制度逐步走向统一。但不可回避的是，随着邮政不断向内地延伸，赫德的权利也在不断扩大，从而使西方势力进一步掌控清政府的财政，间接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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