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刘跃进
曹丕《又与吴质书》，吴质《答魏太子笺》
建安二十二年，当时疫病流行，建安诸子多罹其难。信中说“昔年疾疫”，那就肯定不是作于当年，应作于建安二十三年二月。《三国志》亦载此文。裴松之案曰：“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文选》卷四十二亦载此文，文字略有异同。文曰：
二月三日，丕白：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反，未足解其劳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馀篇，成一家之业，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者，历观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诗，妙绝当时。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也。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也。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俊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然恐吾与足下不及见也。
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光武言“年三十馀，在兵中十岁，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与之齐矣。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动见观瞻，何时易邪？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顷何以自娱？颇复有所述造不？东望于邑，裁书叙心。丕白。
“二月三日丕白”六字以及结尾“丕白”二字，《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所无，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说明萧统所载，全书首尾俱全。“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沉痛迫肠，令人感慨叹息。行，犹且也。两人离别已超过三年，故引《毛诗》曰：“我徂东山，滔滔不归。
自我不见，于今三年。”诗人认为三年不见，已经沉痛，况且过之。其间虽有书信往来，依然不能平抚相思之情。何以支，即不能支撑。更何况，这情不可支，还不仅仅是由于山川阻隔，更在于人世的变迁。“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痛可言邪，《三国志》作“痛何可言邪”，多一“何”字，更加沉郁顿挫。由此可见，这份情思，不仅仅是生离，更有死别之情。
由此生离死别之情引出对往昔的回忆。从前伴游，日夜相随，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欢乐的时候，大家都以为这样的生活还可以持续多年，大家彼此相知相爱，谁也没有想到，转瞬之间，生死异路，成为古人。因此，曹丕为他们的作品汇集成册，一一加以点评。
在曹丕心目中，徐幹（字伟长）最值得推崇。首先是他的人格。他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唯独徐幹“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许由隐居箕山。这里说徐幹文质兼备，恬淡无欲，有许由那样的操守。其次是他的作品。徐幹著有《中论》二十馀篇，“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李善注引《文章志》曰：“徐幹，字伟长，北海人。太祖召以为军谋祭酒，转太子文学，以道德见称。著书二十篇，号曰《中论》。”曹丕记载《中论》二十多篇，而《文章志》明确说是二十篇。梁章钜《文选旁证》卷三十五引姜皋曰：“至《中论》，则晁公武《读书志》称李献民所见别本，尚有《复三年》《制役》二篇，今二十篇者，非全书是也。”建安七子，曹丕最为推崇徐幹，不仅仅是因为他人格的伟岸，更在于他有著述传世。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九：“七子之文，独推《中论》，可谓知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