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衒之所作《洛阳伽蓝记序》，几已道尽其著述之旨：讲法教东传，讲寺观兴废，讲时徙事迁，讲一己情思。自序本身不仅可以当成撰写是书之缘起，或也可以视为解读斯记之玄机。《序》中，作者特意点明记叙伽蓝的次第：“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记远近。”这是向读者预告此行的顺序以及本书的写法。杨衒之从内至外重访一座座寺院，便也由近及远记录每座寺院的故事或历史。他并未重置一种书写的次序，以打破、叠印、错综记忆之实（行）与回忆之虚（写）并行的时间框架，而是竭力保持书写与游览步调一致，使二者显得像同时发生那样。有赖于此，作者自称的“重览洛阳”才极少书写的修整，也才愈发显出其可靠性与可信度。写下的重览，实为读者的重览，留下可供考证的种种标记、线路、图示。关于伽蓝的记忆，便又在阅读或重读中起而复生。
《洛阳伽蓝记》的书写，是以城内为始，而城内的记忆，又以永宁寺为始。所谓“始”者，既是首发之寺，亦是为文创则，从撰述角度，可说是确立了一种凡例。永宁寺之后，无论城内他寺，抑或城东、城南、城西、城北诸寺，皆须回应、蹈袭、突破首发寺所用写法，从而又形成各种通例、惯例、变例。不过，永宁一寺非但有笔法的首现、章法的预演，还变为一种魅影似的记忆，它离开起始之地，频频复现于后来的叙述之中，成为令众寺回首、比拟、瞻望的至高典式。“瑶光寺”条在描述浮图建制时，想的即是永宁寺的形貌：“有五层浮图一所，去地五十丈。倦掌凌虚，铎垂云表，作工之妙，埒美永宁。”所言“作工之妙”，就是“永宁寺”条所说“造形之巧”的反复，但其做工、造形具体如何，则须回顾之前的叙述才能想见。彼处写及永宁寺，尤其关注到寺观那抹金色：金刹、金像、金宝瓶、金盘、金铎、金铃、金环、金铺，仿佛一气呵成。如此亮丽的建筑，在在赋予纪实文字一种动人的风采，而文字或又为建筑带来一种观看秩序。永宁寺这番摹写，已将回忆再现得足够整饬、流畅、完满，轮到瑶光寺登场，便只好以“倦掌凌虚，铎垂云表”这样一种近乎捕风捉影的笔法表述。此种类似留白的笔法，自有微妙之处。正如司空图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但杨衒之的“不着”，其实是有寺在前，或者说有寺为证的缘故。
行至城南景明寺，作者所想仍是永宁寺，仍在忆往：“妆饰华丽，侔于永宁。金盘宝铎，焕烂霞表。”这几乎是重复瑶光寺的笔法笔调，妙在留白，实又为留白指出填补之法，即有永宁寺为证。留白与举证，二者互为发明，生成一种“点染”之效。留白是“点”，举证则是“染”。“华丽”或“焕烂霞表”说的是感觉，而感觉的来历有二：一者来自体物，即眼前的“妆饰”及“金盘宝铎”；一者来自联想，即远方的永宁寺。无论体物抑或联想，皆是对相似的发现。这种相似性，使眼前与远方、此地与彼处、当下与曾经的两座寺观，相遇、会合甚或融为一体。
史书中亦以“永宁”“景明”二寺并举，《魏书·释老志》云：“（永宁寺）佛图九层，高四十馀丈，其诸费用，不可胜计。景明寺佛图，亦其亚也。”此番品比论次，既包括外观形制，还包括花费用度。设若“永宁”与“瑶光”对举，一种感喟慨叹乃至规训劝诫的意味，就愈发表露无疑。《魏书·李崇传》载李崇上表即云：“宜罢尚方雕靡之作，颇省永宁土木之功，并减瑶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镌琢之劳。”是表亦见于《北齐书·邢劭传》。虽是批评佛寺建造之“雕靡”，仍可与杨衒之所描绘的寺院之工巧，互为印证。
对形制、用度与永宁寺相仿的寺院而言，另辟一种说辞似也无法设想，故而“秦太上君寺”条再次蹈袭有寺为证的手法：“中有五层浮图一所，修刹入云，高门向街，佛事庄饰，等于永宁。”有趣的是，永宁寺本身的形制亦其来有自，作者即写过几笔考证：考出“佛殿”形如“太极殿”，考出“南门”似“端门”，考出“北门”似“乌头门”。如是可想，永宁寺汇合了诸多元素，也因如此，它才会成为一个其他寺院众望所归又各取所需的地方。
每每新到一寺，杨衒之常会忆及先前游览之地，回想、对照、比较，把某种绝妙的形制树立为一种难以企及的典则。经由诸如瑶光寺、景明寺、秦太上君寺的追忆，永宁寺似乎被一次又一次的想象装饰得更为精妙，以致脱离实体，自身成为一种想象。非惟永宁一寺，长秋寺、瑶光寺、景明寺、昭仪尼寺，也时常扮演这种魅影似的角色。譬如“宗圣寺”条记：“妙伎杂乐，亚于刘腾。”此处“刘腾”所指，即是其所立之长秋寺。再如“冲觉寺”条记：“建五层浮图一所，
工作与瑶光寺相似也。”又如“融觉寺”条记：“林池飞阁，比之景明。”“王典御寺”条亦记：“工逾昭仪，宦者招提，最为入室。”亚、似、比、逾，虽用词不同，但总是一种比拟，通过记忆和想象，喻体与本体因之联接起来。
有寺为证的笔法，大体以一寺为中心，其他寺观往往须要依靠这个中心来界定自己的位置，一寺与诸寺之间的关系在于貌合形似。此外，另有一种关于双寺的记叙，所记寺院在建造时即有成对的寓意。城东“秦太上君寺”条追述其命名之由：“当时太后，正号崇训，母仪天下，号父为‘秦太上公’，母为‘秦太上君’。为母追福，因以为名。”由是可知，此寺不过是一半，另一半则是秦太上公寺，位于城南：
秦太上公二寺，在景明寺南一里。西寺，太后所立；东寺，皇姨所建。并为父追福，因以名之，时人号为双女寺。
异于秦太上君寺，秦太上公寺因建造者的不同，实又分为东西两寺，又因建寺之由相同，故合称为“双女寺”。值得注意的是“并”字，如若两寺情形一致，即可由“并”字统而称之。不但有一样的建造缘由，双女寺亦有一样的景致：“并门邻洛水，林木扶疏，布叶垂阴。各有五层浮图一所，高五十丈，素彩画工，比于景明。”“并”字与“各”字，一者总体指代，一者单独称呼，却总觉是为凸显两寺的对称。这种对称性，可由寺院形制、命意的对照，牵及父与母、姊与妹之间血缘关系的并列，更有赖一个微妙的转接，即以秦太上君寺比之永宁，以秦太上公寺拟于景明，将双寺的写法合于永宁、景明二寺之间那种对举的惯例。修梵寺的叙述，亦以双寺起笔：“修梵寺，在青阳门内御道北。嵩明寺，复在修梵寺西，并雕墙峻宇，比屋连甍，亦是名寺也。”此处也是以“并”“比”“亦”三个字，点出双寺形制、声名的对称之感。城南“龙华寺”条曰：
龙华寺，广陵王所立也。追圣寺，北海王所立也。并在报德寺之东。法事僧房，比秦太上公。京师寺皆种杂果，而此三寺园林茂盛，莫之与争。
由是观之，龙华寺与追圣寺并立。且又追想秦太上公寺，实为这样的写法追溯到一个既有的典式。
城东景宁寺从前是杨椿宅邸，因普泰中杨椿一门为尔朱世隆所诛，后又为建中寺。而建中寺似乎还有另一个分身，即位于城内的建中寺：“普泰元年尚书令乐平王尔朱世隆所立也。本是阉官司空刘腾宅。”两寺不仅同名，而且为同一人近乎同一时代所立。即便如此，两寺究竟各有身世。城内建中寺前身是刘腾宅，刘腾宅实与南面的元乂宅对应，元乂宅又有前身，即荀彧宅。两寺（宅）之间的关系，大略分为两种：一是空间上的对应之地，一是时间上的前身所在。城内建中寺讲述的宅邸易主、权谋争斗的故事，便牢牢凝结于这两种关系之中，对应之地搭建起故事的结构，前身所在编织出故事的进程。首先，刘腾、元乂二人既是两所相互对应的宅邸的主人，亦是正光年中幽闭灵太后于永巷的主谋。刘、元在政治上的共谋，投射于宅邸上，仿佛使两宅之间的距离显得比实际更近，引人想象珠胎在其间暗结。后来灵太后返政，自然要施与报复。她掘墓收宅，使刘腾永无托身之所，也永无魂归之地，甚至抹去其曾经存世的见证，即将其宅邸更名换姓。至此刘腾宅易主，成为高阳王雍的府邸。而高阳王雍不过一个匆匆过客，高阳王雍宅亦不过是一个落空的地名，几乎没有留下往事。直至尔朱世隆出现，这座宅邸变身为一间寺院，重又呈现于历史之中，记忆风云诡谲的人世。但灵太后无以预见的是，墓地可以发掘，宅邸可以易主，历史的记忆链条却无法斩断，刘腾的幽灵依然出没在他的故宅，总会有人想起凉风堂曾是他避暑的地方，那里屹立着“万年千岁之树”。
本文所引《洛阳伽蓝记》文句，以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为底本。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