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天祥被俘后，他的挚友王炎午写过《生祭文丞相文》。其事在南宋祥兴二年（1279）的夏天。上年十二月，文天祥在广东海丰五坡岭被俘，吞冰片自杀未成，元军劝降失败，次年四月被押解北上。这一消息传到了他的故乡，王炎午就写下了这篇一千五百馀字的生祭文，反复阐明古今所以死节之道，一再陈述文天祥可死之义，议论犀利，引证广博，悲壮激昂，回肠荡气。元代文学家揭傒斯曾分析炎午撰写《生祭文丞相文》的深层原因：当国破家亡之时，其本人“欲为一死而无可死之地，又作文章以望其友为万世之纲常”。
王炎午（1251-1324），字鼎翁，与文天祥既同乡里，又先后同为太学生。文天祥起兵抗元，他曾建议：“复毁家产，供给军饷，以倡士民助义之心；请购淮卒，参错戎行，以训江广乌合之众。”文天祥听纳，请他参与幕府。他因父死未葬，母老病危，唯恐“进难效忠，退复亏孝”，感泣而辞，文天祥“怜其亲老”，尊重了他的选择。王炎午听说文天祥被俘以后没有立即就义，唯恐文天祥把持不住，坏了名节。他觉得当初没能追随文天祥抗元，“于国恩为已负，于丞相之德则未报”，现在狂澜既倒，已成定局，文天祥作为南宋状元宰相，理应为国殉死，决不可以如同其他官员那样腆颜仕元。王炎午认为，在军事抗战上，南宋无可挽回地失败了，但在坚持民族大义上，文天祥可以也应该成为一面旗帜；而自己能做的，就是促成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于是，他写下了这一祭文奇作。后人认为，生祭是为行将赴死者举行的祭礼，而生祭文即创自王炎午。清代方文《宋遗民咏·王鼎翁炎午》有云：“创为生祭文，辞义何凛溧”；还指出，王炎午之所以撰写这篇生祭文，“彼非不信公，爱之惟恐失”，是出于爱护文天祥，让他珍惜名节。生祭文完稿后，为让文天祥知道自己的苦心，他与友人誊录了数十份，张贴在赣州至洪州（今江西南昌）驿途水路的山墙店壁上。这是北上大都的必经之路，希望文天祥能“经从一见”，知所当行。
这篇生祭文的主旨是激励与催促文天祥死节殉国。祭文一开头，就引用伯夷采薇不食周粟与屈原自尽葬身汨罗的典故，说“谨采西山之薇，酌汨罗之水，哭祭于文山先生未死之灵而言曰：呜呼！大丞相可死矣！”接着列叙文天祥可以死而无憾的种种理由，其中说到“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业，可死；仗义勤王，使命不辱，不负所学，可死”。但文天祥因“国事未定，臣节未明”，便毁家纾难，蹶踬颠沛，直到再次被捕。王炎午以为，时局至此，对文天祥而言，“虽举事率无所成，而大节亦已无愧，所欠一死耳”。但祭文指出：“奈何再执，涉月逾时，就义寂寥，闻者惊惜，岂丞相尚欲脱去耶？尚欲有所为耶？或以不屈为心，而以不死为事耶？抑旧主尚在，不忍弃捐耶？”种种揣测饱含着作者“爱之惟恐失”的一片苦心。惟其如此，祭文郑重指出：“臣子之于君父，临大节，决大难，事可为，则屈意忍死以就义；必不幸，则仗大节以明分。”也就是说，只要还有一线希望，臣子就应以“当死不死，可为即为”的信念，为国家社稷的存亡继绝而扶颠持危；当大势无可逆转，做臣子的就该守大节而明本分。具体来说，倘若被俘，就要“勇于就义”。祭文尖锐指出：“丞相不为（李）陵，不待知者而言，奈何慷慨迟回，日久月积，志消气馁，不陵亦陵，岂不惜哉！”“不陵亦陵”的提醒，可谓字字千钧。王炎午甚至为天祥设计了死法。其一，骂敌而死。他向文天祥指出：“死于人，以怒骂为烈。死于怒骂，则肝脑肠肾，有不忍言者矣。虽镬汤刀锯，烈士不辞，苟可就义以归全，岂不因忠而成孝！”他激励道：“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其二，绝食而死。他给文天祥提示：“人不七日谷则毙”，倘从道出梅岭就开始绝食，进入故乡庐陵，就可以死在父母之邦，这样，“宰相忠烈合为一传矣”。
再说文天祥，一过大庾岭，自南安军（今江西大馀）沿赣江水路北上时，确实绝食过。《指南后录》有诗云：“闭篷绝粒始南州，我过青山欲首丘”，“唯有乡人知我瘦，下帷绝粒坐篷窗”，“饿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在《临江军》一诗的跋语里，他把绝食不死而决心慷慨赴义的内心轨迹交代得十分清楚：“予始至南安，即绝粒，为《告祖祢文》《别诸友诗》，至是不食已八日，若无事然。私念：死庐陵不失为首丘，今使命不达，委身荒江，谁知之者，盍少须臾以就义乎！复饮食如初。”《集杜诗·过临江》的小序也说：“予念既过乡州，已失初望，委命荒滨，立节不白。或者有陨自天，未可知也遂复进食。”他认为，既然不能达到绝食死在故乡的初愿，而投水自杀之类也会使自己“立节不白”，只要抱定一死殉国的意念，至于什么时候死，就听天由命吧！从文天祥准备“首丘”故乡，在诗中用典“采薇”与王炎午如出一辙，绝食到第八天不死才恢复进食，也与生祭文中“人不七日谷则毙”的说法隐然相合，有理由推测他在北上途中读到或听说过这篇生祭文。
但文天祥恢复进食，其信念必有进一层的升华。揭傒斯在《书王鼎翁文集后序》里就认为，文天祥“死国之志固已素定，必不待王鼎翁之文而后死。使文丞相不死，虽百王鼎翁未如之何，况一王鼎翁耶！且其文见不见未可知，而大丈夫从容就义之念，亦有众人所不能识者”。揭傒斯指出，在国破家亡被俘为囚的情势下，只要“稍无苟活之心，不即伏剑，必自经于沟渎”，相比苟且偷生来，这种以自杀而保名节的悲壮之举，已足以令后人肃然起敬。但最难的还是文天祥信念升华后的那种选择：“间关颠沛至于见执，又坐燕狱数年，百计屈之而不可，然后就刑都市，使天下之人共睹青天白日之下，曰杀宋忠臣。”也就是说，文天祥之所以放弃自我了断的自杀方式，最终决定继续承受各种无法逆料的威逼利诱与煎熬折磨，就是坚信自己对民族、社稷、信仰、主义的气节操守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摧毁的，他要通过自己的作为，向天下后世展现气节操守那一腔珊瑚红的美。汪元量也说过这层意思：
家亡国破身漂荡，铁汉生擒今北向。忠肝义胆不可状，要与人间留好样。
文天祥历尽磨难从容就义，意在为人间后世留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榜样。在《文丞相传序》里，元代许有壬由衷赞叹他无愧为宋朝立国三百馀年的最终代表：
宋养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轶汉唐而过之远矣。盛时，忠贤杂沓，人有馀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离，有挺然独出于百万亿生民之上，而欲举其已坠，续其已绝，使一时天下之人，后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义之不可废，人心天理之未尝泯，其有功于名教，为何如哉？……事固不可以成败论也，然则收宋三百年养士之功者，公一人耳。
文天祥被俘北上时，别号千载心的同乡义士张宏毅追随入京，在其囚所附近赁居，三年来每天为他供送饮食。文天祥就义以后，他从大都收敛了英雄的齿发，回到了故乡。王炎午知道后，远望北方，写下了哭奠文天祥的第二篇祭文：
相国文公再被执，时予尝为文生祭之。已而庐陵张千载心宏毅，自燕山持丞相发与齿归，丞相既得死矣。呜呼，痛哉！谨痛望奠，再致一言。
呜呼！扶颠持危，文山、诸葛，相国虽同，而公死节。倡义举勇，文山、张巡，杀身不异，而公秉钧。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事缪身执，义当勇决，祭公速公，童子易箦。何知天意，佑忠怜才；留公一死，易水金台。乘气轻命，壮士其或；久而不易，雪霜松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难回者天，不负者心。常山之舌，侍中之血，日月韬光，山河改色。生为名臣，死为列星。凛然劲气，为风为霆。干将莫邪，或寄良冶。出世则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转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这篇《望祭文丞相文》在文章写法上有着与《生祭文丞相文》不同的特点。
第一，运用对比，凸现主角。祭文一开头，作者就列出了两组对照。其一是在“扶颠持危”上，将文天祥与诸葛亮进行比较，两人虽都是名相，但天祥最后死节，诸葛亮在这点上则略逊一筹。其二是在“倡义举勇”上，将文天祥与安史之乱时抗击叛军的张巡进行比较，两人虽然最后都杀身成仁，但文天祥曾是执掌国柄的丞相，其影响之大又不是张巡可以比肩的。两组对比处处抑古人而扬主角，旨在映衬文天祥的高大形象。紧接着的四句祭文，盖棺论定了文天祥的崇高地位：“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为这位民族英雄在历史长廊中作出了准确的定位。
第二，驱遣典故，歌颂正气。在望祭文中，王炎午谙熟地运用典故，表彰文天祥的浩然正气。其手法又分为明用、暗用与活用三种。明用之例除上述诸葛亮与张巡，还有“常山之舌”与“侍中之血”。前者用唐代安史之乱时的故事，常山（今河北真定）太守颜杲卿兵败被执，却仍骂不绝口，被叛军割下了舌头；后者用西晋侍中嵇绍的故事，八王之乱中，东海王司马越挟晋惠帝与成都王司马颖战，兵败，嵇绍以身护帝，中箭身亡，血溅帝服。暗用之例有“雪霜松柏”与“山高水深”。前者以《论语》中“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来比喻英雄的气节操守；后者以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来形容英雄的人格精神影响深远绵长。活用之例有“童子易箦”与“易水金台”。前者典出《礼记·檀弓上》，说曾参临终，病榻边有一童子惊叹其寝席（箦）华美不合礼制，曾参命其子调换了逾制的寝席才安心死去。王炎午自比童子，而以曾参比文天祥；后者分别指荆轲刺秦王的出发地易水与燕昭王礼聘郭隗的黄金台，二者都在河北，既借指英雄就义的燕市，也以富有气节才干的荆轲、郭隗借喻文天祥。
第三，句式整齐，骈对工稳。祭文以四字韵文写成，文笔简洁有力，句式整齐划一。除篇首“呜呼”以外，通篇隔句押韵，四句一换韵，平声韵与仄声韵交互错杂，令人读来既感深沉哀伤，又觉激越悲壮。擅用骈对，也是祭文一大特色。其中既有句群间的排对，例如“扶颠持危”四句与“倡义举勇”四句分别对偶；也有两句间的对仗，例如“难回者天，不负者心”，“常山之舌，侍中之血”，“日月韬光，山河改色”，“生为名臣，死为列星”即两两相对。凡此都在形式与音韵上，增强了祭文的审美价值。
第四，层次分明，结篇奇特。祭文的正文分为四层。“扶颠持危”以下十二句为第一层，通过两组对比，点明文天祥的历史地位。“事缪身执”以下十二句为第二层，作者联系当初撰写《生祭文丞相文》的动机，进而完成对英雄的全面认识，烘托出文天祥绝食不死后那一段生命的悲壮与伟大。“嗟哉文山”以下十二句为第三层，进一步浓墨重彩讴歌英雄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光的浩然正气。“干将莫邪”以下八句为第四层。作者从干将莫邪剑的传说生发开去，构织了一幅瑰丽壮美的天文图景。他设想：文天祥的人格精神，经由杰出冶工之手，锻成干将莫邪那样的宝剑，出世神奇锋利，入土也绝不会朽坏。《晋书·张华传》有“宝剑之精，上彻于天”与“斗、牛之间颇有异气”的说法，作者进而张开想象的翅膀。他问道：今夜究竟是怎样的夜晚？北斗勺柄转移，银河星云横斜，其间有一股逼人的光芒，那不就是英雄精气所铸就的宝剑发出的璀璨奇光吗？祭文至此，主旨已明：文天祥的人格精神将与宇宙三光同不朽。
揭傒斯称颂王炎午“德之粹，学之正，才之雄，诗文之奇古”，从其生祭与望祭文天祥的祭文来看，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王炎午入元后终身不出，著有《吾汶稿》，“因所居汶源里名其稿，以示不仕异代之意”，可谓大节不亏，《新元史》遂将其列入《隐逸传》。他不以文章著名，但《四库总目提要》说其《生祭文丞相文》“尤世所称”。明清之际有件事足以表明这篇文章的深远影响。明亡次年，明御史中丞刘宗周绝食不死，其受业门人王毓耆致信说：“愿先生早自裁，毋为王炎午所吊！”宗周欣慰地说：“我讲学数十年，有这么一个学生，足矣！”绝食达二十日，终于殉国，王毓耆听说先生死节后也投水自尽。一篇祭文竟促成数百年后这对师生的殉死壮举，也堪称是奇文不朽了。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