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陆贾是汉代文化重建的奠基者，据现存文献来看，那么贾谊则是提出对汉初政治、文化全面改造的第一人。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人，西汉文帝时的政论家和思想家。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而闻名于当地。文帝时，召为博士。当时，贾谊年仅二十馀岁，是最年少的博士官。但每次皇帝下令议论朝政，诸老先生未能言，贾谊已经全部对答，不仅反应敏捷，而且分析周到，得到大家的赞同。贾谊因此在官学诸生中树立起了崇高的威望，也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当年就被提拔为太中大夫（千石，掌顾问应对）。他博学多才，应对敏捷。就是凭着这种才学，他能够敏锐地抓住历史转变的大势，及时提出调整治国方针、改革制度的策略，为西汉王朝的进一步发展指出了方向。贾谊曾向文帝提出过建构完备汉代制度的建议：“汉兴至今二十馀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并且曾经“草具其仪”，拟定出一整套改造的方案（《汉书·礼乐志》）。贾谊的著作，现存《新书》十卷。从《新书》的内容来看，贾谊对秦二世而亡做了深入的检讨，对汉初所面临的诸侯国问题、制度疏阔问题、礼乐不完备问题都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并提出了解决的方案。
文帝于是拟任贾谊为公卿，但是遭到一些元老重臣的反对，他们说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贾谊被任命为长沙王太傅。贾谊到长沙后，常感到怨愤和悲伤，作有《吊屈原赋》和《鸟赋》以自喻。后来文帝思念贾谊，将其召回长安，很快任命为文帝少子梁怀王的太傅。后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自伤失职，不久也悲郁而死，年仅三十三岁。贾谊先后多次上疏陈治安之道，后人将其上书汇编为《新书》。班固著《汉书》，概括、删削贾谊的一些上疏而成《治安策》。
站在历史的高度，贾谊对当时所处的时代和历史任务进行了分析。西汉建国已经二十馀年，战争状态早已结束，战争创伤在政治上的恢复也基本完成，所谓“天下和洽”。但这个和洽不是指天下已经太平，贾谊不同意有人所说的天下太平，他说：“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独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独曰未治。”贾谊认为当时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既不太平，也不是治世；某些人粉饰太平，意在苟且偷安；国家面临的问题，关键就是迷失了方向，本末倒置，制度紊乱。那他为什么要说“天下和洽”呢？原来他把“取天下”和“治天下”作了一个区分：“礼，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为功，始治天下为德。”（《新书·数宁》，四部丛刊本）从取天下的角度看，西汉王朝已经达到了有功，但是“取而未治”。当前的问题是，必须尽快结束“取天下”的思维，开始“治天下”的过程。取天下者是高祖刘邦，而“始治天下者”尚未有其人。“治天下”一点也不比“取天下”容易，必须是圣人才能担当始治天下的大任。贾谊有一套历史观，进而把西汉“始治天下”的圣王的出现，寄托在文帝身上。
改正朔，易服色制度，是体现从“取天下”到“治天下”转变的象征性措施。具体如何才能实现这个转变？西汉王朝的发展方向在哪里？贾谊从历史到理论，进行了高屋建瓴的论证。
从历史教训的角度，贾谊著有《过秦论》。他分析，秦在取天下的过程中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和诡诈之术，打败了声势浩大的合纵抗秦联军，建立了统一政权。但是，秦没有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转变国策，在守天下的时期，仍然依靠严刑酷法和暴力手段来维持统治，而不懂得运用道德教化来改造社会，稳定政权。贾谊的结论是，秦统一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新书·过秦论上》）。攻守异势，是贾谊从秦之兴亡历史中总结出的一个重要结论。这是对刘邦时期陆贾所说“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治国理论的进一步发挥。
秦自商鞅以来，一味强调严刑酷法，不重视礼乐教化，导致了风俗败坏的严重后果。贾谊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完全依靠严刑酷法使秦的道德风俗败坏到什么程度呢？贾谊进行了描述：在富裕的人家，儿子长大后就分家，贫苦人家的儿子长大后则只好送给别人做质子，做债务的抵押。父子不像父子，借给父亲一把锄头，也表现出施恩于人的得意样子，母亲取用一把扫帚，也要加以责让，似乎为父母做任何小事都不应该。婆媳之间往往因为一言不合而吵骂不休，锱铢必较。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还有一点慈爱其子和贪财嗜利的人性的话，与禽兽也差不多了。一个一切以利欲为动力的社会，可以驱动这个政权在乱世中得一时之逞，在“取天下”的过程中获得成功。但是，秦却不懂得在取得天下之后“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而是继续“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结果是“天下大败”。在需要“治天下”的时期，这样做的后果是弱肉强食，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无法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只能加剧社会动荡的程度。这是从秦之风俗败坏来论证秦之所以得天下及其所以失天下的原因。贾谊的分析触及社会价值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无疑是非常深刻的。
贾谊进一步提出一个历史的反问：“夏为天子，十有馀世，而殷受之。殷为天子，二十馀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馀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贾谊分析说，道理很简单，就是夏商周三代与秦的统治相反，三代之所以能够享国日久，就是因为三代统治者都注重礼乐教化。贾谊特别强调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引用孔子的话“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提出“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学”。他认为，有敬、有孝、有度、有仁，这是三代之所以长久的根本原因。贾谊强调夏商周三代重视礼乐教化的历史经验，也是对汉初陆贾思想的又一次发挥。针对法家主张的仁义只可行于上古而不可行于当世的说法，陆贾曾经鲜明地批驳道：自人君至于庶人都不讲道德仁义，道德仁义自然无法推行了。
在统治理论上，贾谊探讨了人性论和王道观。在儒家的理论体系中，人性论是确定治国方略的前提。贾谊把人分为三品，主张人性有善有恶，“人性非甚相远也”（《新书·保傅》）。“三品”之中，“上智”和“下愚”之人虽然很难改变，但这种人很少，绝大多数是可善可恶的“中人”。“中人”到底是从善还是从恶，关键就在于教化。这是儒家确定治国方略的人性论基础。
贾谊认为，作为统治者的“人主”有上中下之分，其区别来自于后天的俗、教、习，作为被统治者的“民”也同样如此，同样需要教化。贾谊的王道观与荀子基本相同，主张夏商周三代兴礼乐教化，是足可为后世法的王道之政，而不必回到尧舜时代的所谓帝道。
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统治理论的探讨，都是为了落实到治国方略，为了解决西汉王朝的发展方向问题。贾谊对社会现实的估计很严峻，认为西汉建立后基本上承袭了秦的伤风败俗。班固在《汉书·贾谊传》中将其对时局的概括归纳为“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
要改变这种状况，依据以上历史的和理论的分析，贾谊主张“以礼义治之”，即以礼治国。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依礼而立，以维护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当然，礼不仅是为臣下和百姓设立的，越是处于上位的人，就越有义务守礼，有义务做百姓的榜样，有义务满足百姓的要求。教化必须是自上而下的，首先从太子教育抓起。君主对待大臣应该“设廉耻礼义以遇之”，目标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对待百姓，必须坚持教化，用礼义廉耻取代利欲邪俗：“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修则坏。汉兴至今二十馀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汉书·礼乐志》）只有建立稳定持久的礼乐制度，才能“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最终达到天下太平的理想世界。
贾谊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论证中，提出了切合时宜的治国方略，为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规划了方向。这些策略概括起来，就是如何解决诸侯王问题、匈奴威胁问题以及彻底扭转社会风气问题。
在决策中避免僵化，不断跟上时代的步伐，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及时作出思想方针和政策措施方面的调整，是中国古代治国决策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如战国时期的从政原则中，就有这样一个说法：“日中则移，月满则亏，进退嬴缩，与时变化，圣人之道也。”燕国之说客蔡泽以此劝诫秦国的范睢，终使其免于危难（参《资治通鉴·秦纪一》“昭襄王五十二年”条）。
贾谊在总结分析秦朝灭亡的原因时，也最终归结到一个简单的道理，即所谓“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应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新书·过秦论下》）。在贾谊看来，秦国自秦穆公以来至于秦王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二十馀君，一直在诸侯之中称雄，这并非秦国历代国君都贤明，只是秦国有着天然的地理屏障并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势而已。后来秦始皇统一了天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秦之后的命运却是帝王被擒，国破家亡。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调整统治政策。统一以后，秦始皇继续用暴力手段进行统治，社会矛盾发生变化。秦始皇时国家与百姓的矛盾已经很尖锐，但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要改弦更张。到秦二世即位以后，继续这一套做法，暴虐以重祸。到秦王子婴的时候，已是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了。“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秦可以用诡诈之术、强暴之道来兼并天下，但继续用此种手段和方法来治理统一后的国家，就只能是自取灭亡了。这就是“攻守之势异也”，在治国决策上就是违背了“去就有序，变化应时”的根本原则。
贾谊所提出的政治改革的主张，与汉初陆贾的理论之间存在着一条草蛇灰线，尽管贾谊未必是刻意继承陆贾为汉高祖所规划的路线，但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与陆贾的主张是接轨的。在贾谊这里，最初由陆贾设计而被吕氏所打断的汉帝国政治与文化重建路线重新被接续上了，对秦二世而亡的教训的总结和对汉帝国未来发展方向的规划越来越明晰。陆贾在总结秦二世而亡的教训时，曾对高祖说：“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故在陆贾看来，秦灭亡的原因主要在于任刑法，不行仁义，不法先王。相反，如果秦在统一之后，能够行仁义、法先王，是可以实现长治久安的。这实际上从侧面肯定了秦帝国的郡县制，也就是说秦亡并非由于淳于越所言的不行分封、无枝叶之辅。那么陆贾所谓的“行仁义、法先王”又是指的什么呢？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谈到儒家时说，“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其中“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就是法先王。仁义乃是儒家的核心理念，所谓“行仁义、法先王”者，所指当是以儒家的思想学说来治理天下。贾谊对秦亡教训的总结，集中于三篇《过秦论》。贾谊指出，秦之兼并天下，实肇始于秦孝公；孝公之所以能“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在于“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孝公之后，“惠王、武王蒙故业，因遗册”是秦强大的根本原因，也是秦最终统一天下的原因。由此观之，实际上贾谊在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时，也充分肯定了秦的制度优势在秦统一大业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秦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在于“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未能及时改变秦崇尚功利的文化，“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非关制度。贾谊以周、秦作比较，周“六七百岁而弗失”，而秦“十馀岁则大败”，其原因在于“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故而贾谊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为汉帝国设计的改革蓝图为“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悉更秦之法”，既是针对汉初“制度多阙”开出的药方，也是“行仁义、法先王”的具体化，其实质内容乃是在保留秦帝国郡县制的硬件下，填充进去儒家的软件，接续被吕后中断的政治文化重建。
贾谊所提出的一整套改革措施，对于汉帝国的长治久安具有深远的意义，汉文帝也不是不明白，甚至一度为之动心，准备着手实施。文帝先从人事入手，听从贾谊建议，让列侯就国，并准备任贾谊以公卿之位，主持改革。但贾谊的这套改革措施是对现有政治格局的彻底颠覆，在汉廷要打破文帝与陈平、周勃、灌婴等高祖功臣共享权力的局面，将这帮亲扶文帝上马、有资历有能力有威望的老臣宿将排挤出权力中心，换上自己的人马；在诸侯国要废除嫡长子一人继承制，但凡诸侯王子孙，人人有份，把实力雄厚的诸侯国肢解成众多的小国。这样的改革无疑四面树敌，势必面临中央和地方的双重压力，使文帝成为各方面矛盾的焦点。文帝是位弱势君主，其根基并不牢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统治的稳固有赖于汉廷大臣与地方诸侯王的相互制衡，不可能完成这样的改革。贾谊为文帝规划的改革蓝图不能说不美好，但显然不合时宜。果然，改革的推行首先引起汉廷大臣的反击，遭到了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等元老大臣的联手抵制：“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文帝很识趣，为维持安定团结的局面，故意疏远贾谊，把他外放为长沙王太傅，远离中央是非之地。
尽管由于形格势禁，文帝未能及时落实贾谊的改革蓝图，但对于贾谊的改革理念，文帝是认同的，也无时不寻找落实的时机。待权力巩固后，“文帝思贾生之言，乃分齐为六国，尽立悼惠王子六人为王；又迁淮南王喜于城阳，而分淮南为三国，尽立厉王三子以王之”，部分解决了诸侯王问题。又以秦之暴政酷刑为镜鉴，躬行节俭，废除酷刑，多次减免赋役，分利与民，所以班固在《汉书·贾谊传》中评论道：“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