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文本是唐代贞观名臣之一，受到唐太宗的赏识和重用，参议国事，位及宰相。在学术上，他博综经史，文倾江海；在政治上，他以直谏风骨立身，以忧患意识处世，光明磊落地走完了一生。
一博综经史，文倾江海
岑文本，字景仁，南阳棘阳（今河南新野县）人，生于隋开皇十五年（595），卒于唐贞观十九年（645）。岑文本早年曾任职于后梁萧铣政权，“专典文翰”，及至河间王李孝恭平定江陵，他力劝李孝恭善待江陵父老及归降的萧氏君臣，为李孝恭所采纳，后在其麾下掌典军书。贞观元年（627），岑文本始至唐朝廷任职，“除秘书郎，兼直中书省”，时年三十二岁。他先后献《藉田颂》《三元颂》等佳作，歌颂李唐皇朝的统治，“其辞甚美”，由是才名广著，复被李靖举荐，拜中书舍人，渐蒙亲顾（《旧唐书·岑文本传》，下引本传，不再注）。此后二十年间，岑文本在唐太宗的提拔和重用之下，逐渐成为唐太宗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参与制定国策，并于贞观十八年（644）拜中书令，进位宰相。顺便说
说，岑文本之侄岑长倩、孙岑羲也先后为相，可称是一个宰相世家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二中》）。
岑文本是一位博综经史的文章家，有文集六十卷，已佚，现存文十馀篇、诗四首。据两《唐书》本传记载，岑文本“性沉敏，有姿仪，博考经史，多所贯综，美谈论，善属文”。他十四岁时，曾赴司隶为父申冤，被令作《莲花赋》，“下笔便成，属意甚佳，合台莫不叹赏”，使父冤得申，由是才气初显。岑文本的才学主要承自于家学传统，其祖岑善方“有器局，博综经史，善于辞令”（《周书·萧詧传附岑善方传》），曾在南朝后梁萧詧政权任职。文本自言：“夫人性相近，情则迁移，必须以学饰情，以成其性。《礼》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所以古人勤于学问，谓之懿德。”（《贞观政要》卷七）这样一种博学养德的学风，正是继承了家学传统。
从岑文本与贞观士人的交游、受唐太宗亲举，以及参与修撰《周书》等事可以一窥其才学。
岑文本在唐任职二十馀年，恰逢唐太宗励精图治的岁月。这一时期，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思想活跃、中外文化交融，文学、史学、书法、绘画、音乐、舞蹈、雕塑等等，都有很大的发展。唐太宗是一位重视学术的君主，在他还是秦王的时候，就有十八学士常在身侧。贞观年间，宫廷中无论是文学还是史学，都形成了学术群体，他们时常设宴，赋诗作文，互为奉和，呈现出一派繁盛气象。岑文本是贞观文人群体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和魏徵、颜师古三人，曾于元日唐太宗临朝时赋诗，有“德兼三代礼，功包四海图”（《奉和正日临朝》，载《全唐诗》卷三三，下同）一句，寄寓了他对李唐皇朝一统四海的政治期望和信心。他和令狐德棻、于志宁、刘孝孙、许敬宗、杜正伦、封行高等人冬日宴会，便赋诗“金兰笃惠好，尊酒畅生平”（《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赋一字得平》），歌颂友谊，彰显了对人生的畅达态度。他和李百药、褚遂良、上官仪等人祝贺杨师道封安德公，又赋诗“鸟戏翻新叶，鱼跃动清漪”（《安德山池宴集》），表现了富于生活趣味的诗人情怀。
岑文本曾因擅长文书的写作而被唐太宗亲举。先是，唐高祖武德年间，朝廷诏诰和军国大事“文皆出于颜师古”。贞观之后，岑文本开始参与朝廷文书的撰写，遇到众务繁凑的情况，他便“命书僮六七人随口并写，须臾悉成，亦殆尽其妙”。颜师古以谴免职后，中书令温彦博曾以“师古谙练时事，长于文法，时无及者”为由，上奏请求复用颜师古。唐太宗对温彦博说道：“我自举一人，公勿忧也。”于是唐太宗亲自提名岑文本任中书侍郎，“专典机密”，替代了颜师古的工作。由此可见，岑文本深得唐太宗的赏识和信任。
岑文本还多次参与了贞观年间朝廷的修撰事宜。其中，他曾于贞观三年（629）受诏与令狐德棻同修“周史”，历经七年而成书，是为“二十四史”中的《周书》（事见《旧唐书·令狐德棻传》）。《周书》的叙事和史论在同一时期所修“五代史”之中具有突出的特征，使北周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当时复杂的历史形势得以传于后世，这充分反映出岑文本等人的文史修养和广阔视野。史载，《周书》“史论多出于文本”，这使他在唐朝史学史上，乃至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位。岑文本还曾奉诏先后于贞观五年（631）与高士廉、韦挺、令狐德棻等人“刊正姓氏”，修撰《氏族志》；贞观十六年（642），岑文本与高士廉、魏徵、褚遂良、姚思廉等人修撰《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事见《唐会要》卷三六）。前者是唐朝第一次大规模修撰官定族谱，具有突出的政治意义（事见《旧唐书·高士廉传》）；后者所修卷帙浩大，凝汇了唐初文人的集体智慧。这些大型的修撰工作，充分反映出岑文本博综经史、擅于文辞的修养。岑文本的才华得到了唐太宗及当时人们的欣赏和推崇，也受到后世学者的高度评价，《旧唐书》作者赞其“文倾江海，忠贯雪霜”（《旧唐书》卷七十后论），实为的论。
二直谏于朝，国士之风
唐太宗是一位开明的君主，他善于任用人才，从谏如流，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贞观之治”。正是由于唐太宗的识人善任，岑文本在贞观一朝仕途顺利。他秉持这一时期的直谏之风，为唐太宗治理国政献出了宝贵谏言。
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命吏部尚书侯君集率军西破高昌。侯君集初破高昌后，未曾奏请，辄配没无罪人，更私取宝物。及至还京，侯君集等人的行为被人告发，唐太宗盛怒之下将他们全部下狱。岑文本时任中书侍郎，他认为“功臣大将不可轻加屈辱”，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臣以下才，谬参近职，既有所见，不敢默然，”于是上疏陈情。其言虽婉，其意甚切。
首先，岑文本指出：“古之人君，出师命将，克敌则获重赏，不克则受严刑。是以赏其有功也，虽贪残淫纵，必蒙青紫之宠；当其有罪也，虽勤躬洁己，不免钺之诛。”侯君集等攻克高昌，虽是皇帝“运独见之明，授决胜之略”的结果，但亦有“道路之劳，未足称其勋力”，功过相较，理应赏其功而宽其罪。
其次，岑文本借《尚书·周书》篇中“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宜为君者也”之语，从君道的角度切谏于唐太宗。他举出历史上西汉时期李广利“虽斩宛王之首，而贪不爱卒，罪恶甚多”，汉武帝念其“万里征伐，不录其过，遂封广利海西侯，食邑八千户”；汉元帝因陈汤攻杀郅支单于有功而赦免其“矫诏兴师”之罪，并封其为关内侯，赐黄金百斤；晋武帝因王濬平吴有功，赦而不治其“不受节度”之罪，并拜其为辅国大将军，封襄阳侯，赐绢万匹等事例，阐述了“将帅之臣，廉慎者寡，贪求者众”的规律性现象，以及“前圣莫不收人之长，弃人之短，良为此也”的为君之道。岑文本认为：“夫天地之道，以覆载为先；帝王之德，以含弘为美”，这是从君道的角度所陈谏言。
再次，岑文本还再三申明自己为侯君集等人陈情并非为私，而是希望唐太宗通过赦免侯君集等人之罪，以勉励将士、收服人心。他说：“倘陛下降雨露之泽，收雷电之威，录其微劳，忘其大过，使君集重升朝列，复预驱驰，虽非清贞之臣，犹是贪愚之将。斯则陛下圣德，虽屈法而德弥显；君集等愆过，虽蒙宥而过更彰。”这样，便能“使立功之士，因兹而皆劝；负罪之将，由斯而改节”，通过对侯君集等“萤爝末光”的宽赦，来达到“增晖日月”的统治效果（以上见《旧唐书·侯君集传》）。这是从长远的君臣关系进一步说明进谏的原因。
岑文本的这篇奏章得到了唐太宗的认可，侯君集等人被释。这一事件反映出岑文本的博学和胆识，亦反映了唐太宗从谏如流，正是贞观年间政治风范的一个缩影。
更为重要的是，在唐太宗看来，岑文本等人的直谏精神也能为他的继承人所继承。在晋王李治新立为太子之初，唐太宗曾命岑文本与刘洎、马周等人轮日前往东宫，与皇太子谈论经史。一次，唐太宗因事迁怒于苑西守监穆裕，要将其斩于朝堂之上。李治听闻后，急忙进谏，这使唐太宗非常欣慰。唐太宗对长孙无忌说：“夫人久相与处，自然染习。自朕临御天下，虚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进谏。自徵云亡，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继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见朕心悦谏，昔者因染以成性，固有今日之谏耳。”（《旧唐书·刘洎传》）在唐太宗看来，岑文本等人的直谏之风，已深深地影响到他的继承人，使皇太子“因染以成性”。从唐太宗的语气来看，岑文本等人的直谏之风已对皇太子产生影响，这使他倍感欣慰。《旧唐书》此处的历史叙事，正是借唐太宗之语，从侧面反映出贞观年间群臣的谏诤风骨。
三忧君忧官忧天下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历来有一种忧患意识，他们关注国家之兴衰，关注民生之休戚。面对隋朝骤兴骤亡的历史变局，唐初君臣非常重视总结前朝兴亡的经验教训，如魏徵等人在《隋书》史论中明确提出“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隋书》卷七十后论）的观点，反映出这一时期人们历史观念、忧患意识和历史鉴戒思想的时代特征。
作为唐太宗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岑文本的忧患意识显得颇为突出，他忧国君养生之道，忧自身位高责重，更忧天下之兴衰。
岑文本的忧患意识，首先突出地表现为忧人君的养生之道。作为唐太宗的忠臣良友，岑文本深知励精图治的帝王必有“忧勤之心劳于内”的隐患，因此，他曾恳切地与唐太宗论“摄生之道，必在得益”。他认为：“圣人宏全身之道，而能免于忧患；贤者著养生之术，而能终其寿考”，他希望唐太宗“降日月之明，览圣贤之旨，顺阴阳之序，节寒温之中”，使君主“南山之寿，更增于亿年；北极之尊，永固于万国”（《全唐文》卷一五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显然是忠君的一种表现。
忧官之思，是岑文本对自身位高责重的深刻认识。他于贞观十八年任中书令，归家却面带忧色，其母问其故，他解释说：“非勋非旧，滥荷宠荣，责重位高，所以忧惧。”寥寥数语，心迹自明。岑文本的忧官之思不仅在精神层面，他更是以身作则，为官清廉。岑文本拜相后，所居宅院无帷帐之饰，有人劝他增营产业，他感叹地说：“吾本汉南一布衣耳，竟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更得言产业乎？”这使奉劝之人不免“叹息而退”（《贞观政要》卷六）。令时人惋惜的是，岑文本于拜相的第二年，在随唐太宗东征的路上病逝。史载，“及将伐辽，凡所筹度，一皆委之。文本受委既深，神情顿竭，言辞举措，颇异平常”，唐太宗见其如此，十分感慨地说：“文本今与我同行，恐不与我同返。”军至幽州，岑文本病重，唐太宗“亲自临视，抚之流涕”。不久，岑文本病逝。唐太宗听到军中严鼓之声，想到中书令已逝，悲恸异常，说道：“文本殒逝，情深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闻。”便命人停息鼓声以祭奠岑文本之逝，反映了唐太宗与岑文本之间深厚的君臣情谊。可以说，岑文本的忧官之思使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但是，他恪忠职守、两袖清风的为官之道，却令后世景仰。
岑文本最重要的忧患意识，是忧天下之兴亡。对于国家天下的兴亡问题，岑文本提出“居安思危”“有始有卒”的观点。史载贞观十一年（637），洪水冲破洛城门，进入洛阳宫殿，“平地五尺，毁宫寺十九，所漂七百馀家”。唐太宗“矜物罪己，载怀忧惕”，命文武百官各上封事，“极言得失”。岑文本时任中书侍郎，他上封事强调治水以安民生，写道：
臣闻开拨乱之业，其功既难；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业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是以古人譬之种树，年祀绵远，则枝叶扶疏；若种之日浅，根本未固，虽壅之以黑坟，暖之以春日，一人摇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颇类于此。常加含养，则日就滋息；暂有征役，则随日凋耗；凋耗既甚，则人（民）不聊生；人（民）不聊生，则怨气充塞；怨气充塞，则离叛之心生矣。……仲尼曰：“君犹舟也，人犹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虽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为此也。（《贞观政要》卷十）
上述内容紧紧围绕“居安思危”的基本思想，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方面，岑文本认为“开拨乱之业，其功既难；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这就是说，守成和创业一样艰难，因此要求为君者“居安思危”“有始有卒”，使有唐一代国祚永昌。联系到此前一年（即贞观十年）唐太宗与群臣讨论“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的问题，房玄龄认为“草创为难”，魏徵则强调“守成则难”，而唐太宗自己则持“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的观点。由此可见，岑文本的深思与唐太宗的高明是相通的。另一方面，岑文本引用孔子的水舟之论来看待君与民的关系，即“君犹舟也，人（民）犹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按：此为孔子语，见《荀子·哀公》引）。这与贞观六年唐太宗与近臣论政体时魏徵的对答颇为一致。魏徵曾言：“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由此看来，以水舟之论譬喻君民关系，并警示为君者“居安思危”，这正是贞观君臣的政治格言和为政风尚。
从忧国君之安康，到忧自身之职责，再到忧天下之兴亡，岑文本政治思想中的忧患意识堪为唐代士人忧患意识的集中表现，对后世启示甚多。
岑文本与唐太宗年纪相仿，思想相通。作为一代知人之君，唐太宗曾将魏徵比作一面可以明得失的镜子，而岑文本对他来说，则可谓亦臣亦友。岑文本不负唐太宗的厚望，以天下事为己责，忧国忧民，忧君忧官。他的才学，他的气魄，他的视野，他的器局，处处彰显出贞观盛世下的国士之风。古人云“五十而知天命”，然而，这样一位“文才振于海内”（《旧唐书·袁天罡传》）的贞观名臣，去世时却年仅五十一岁，这对岑文本本人，对唐太宗，以至于对贞观政治，都是一大憾事！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