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彩塑和壁画闻名于世的敦煌莫高窟，是弥足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她完好地保存了延续千年的石窟佛教艺术，是丝绸之路重要节点上多元文明交融荟萃的文化宝库。元明以降数百年来，随着丝绸之路的衰落沉寂和嘉峪关的封闭，莫高窟长期处于无人管理的境地，遭受了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的严重破坏，光辉的艺术丰碑黯然失色，大量的重要文物面临着毁灭。为了保护濒危的敦煌宝藏，20世纪40年代初，在一批著名专家学者的积极倡导和奔走疾呼之下，国民政府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开启了莫高石窟保护的历史。
一七十馀年保护历程
20世纪40年代初，以常书鸿为代表的第一代莫高人，为了敦煌石窟的保护，毅然放弃了大城市优厚的待遇和便利的生活条件，创建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如何缓解或消除崖体坍塌对石窟造成毁灭性破坏隐患，是摆在这些艺术家面前最大的难题。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通过进行石窟调查，修筑围墙，清理洞窟积沙，抢救濒临毁坏的壁画、彩塑等探索性保护实践，奠定了敦煌文物保护的基业。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下，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先后多次派考古、古建筑保护以及工程地质等方面的专家团奔赴敦煌考察，在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下，敦煌文物研究所陆续开展了维修洞窟窟檐、加固倒塌塑像、修复露天壁画、加固空鼓破损壁画边沿等多项工作（图1-图3）。通过开展这些原本与艺术家无关的保护工作，使得他们不但自己成为莫高窟保护的“工匠”，而且意识到培养具有先进保护理念与技术的“工匠”对于莫高窟保护的重要性。正是这一时期的发展，第一代莫高人将石窟保护提到了所有工作的首要地位，并极为重视保护人才的培养、保护技术的延续与工艺的传承。
图11966年，李云鹤在加固莫高窟第55窟倒塌菩萨像（祁铎摄）
图21963年，敦煌文物研究所保护人员在莫高窟第130窟修复即将脱落的壁画20世纪六七十年代，敦煌莫高窟实施了保护史上最重要工程之一——莫高窟崖体加固工程。经过文物保护专家和岩土工程专家反复讨论和多次试验，采用“支”“顶”“挡”“刷”的加固措施，并创造性地将挡墙表面复旧为砂砾岩的模样，不仅解决了洞窟围岩的稳定性问题，而且从材质和感官上与崖体的岩石结构和形貌保持一致。在崖体加固过程中，专家们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他们把文物保护理念不断地给岩土加固工程专家灌输，使得岩土加固工程专家很好地理解了文物保护的一些原则和理念，这是加固工程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这一阶段，莫高窟保护工匠的培养已经初显成效，具有一定保护理念和较强动手能力的专业队伍正在形成。正是这支队伍，抢救了大量行将剥落的壁画，开展了清洗烟熏壁画、搬迁重层壁画的探索与实践。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敦煌研究院通过开展国际合作，将国际上的科学保护理念、先进分析检测技术、科学的保护程序引入到石窟的保护中。通过长期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东京文化财研究所等机构合作，共同开展石窟环境监测、风沙防治、病害壁画机理研究、保护修复技术研发等方面的研究探索，也使敦煌石窟的保护修复人员从主要依靠保护修复技能与经验，向懂得借助科学手段来全面提升保护修复效果的“超级工匠”发展。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敦煌研究院的合作伙伴扩展到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港台地区及国内诸多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通过学术交流、合作研究，使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从看守阶段、抢险加固阶段逐步进入到科学保护的新阶段，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壁画和土遗址保护程序、技术和工艺，培养了一支既能开展科学研究又具有超强动手能力的壁画保护专业人才队伍。保护队伍通过开展保护修复实践来发现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进而组织科研攻关解决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和修复效果的评价，进一步提升保护修复技能和水平。目前，敦煌研究院已经打造出“国家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和“甘肃省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重点实验室”等国家和省部级高水平研究与保护实践平台，发展成为国内一流的壁画和土遗址保护研究机构，在做好敦煌石窟保护的同时，也为西北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的壁画和土遗址的保护服务。
图31979年，敦煌文物研究所保护人员在维护莫高窟第431窟木质窟檐
图4敦煌研究院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修复莫高窟第85窟壁画（孙志军摄）二敬畏文物慎思笃行
正如前文所述，保护莫高窟最早的前辈们，大都是从事绘画、雕塑方面的艺术家，而非文物保护专家。但研究所成立之初，面对破败凋敝的石窟，以及岌岌可危的壁画，他们意识到保护文物是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当时国内还没有形成明晰的保护理念，而常书鸿等艺术家们从一开始在莫高窟的保护问题上，就确立了原状保护的原则，这与西方的文物保护理念并无二致，之后的修缮工作都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60年代，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对莫高窟加固工程提出“有若无，实若虚，大智若愚”的设计理念。为了落实这一理念，勘察、设计、施工方面的技术人员与文物专家们进行了艰苦的探索甚至激烈的争论，其用心之深，为我们今天的保护研究与实践人员所感佩。在随后的保护实践中，无论是对莫高窟崖体加固，还是风沙治理的探索；无论是对洞窟赋存环境的改变，还是对壁画修复材料的选用，都是经过严密谨慎的研究论证再付诸实践，尽可能符合“不改变文物原貌，最小干预文物本体”的原则。
图5敦煌研究院经过长期研究与实践，已经构建了一套科学的石窟壁画保护修复程序现在，莫高窟已经向精细化保护管理的方向迈进。在法律层面，严格遵循国际《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国古迹保护准则》等法律法规，并遵照这些法律法规起草制订了《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敦煌莫高窟保护规划总体规划（20062025）》，《条例》和《规划》为莫高窟保护工作提供了指导和依据；在研究层面，通过从事环境、地质、物理、化学、生物、修复等不同领域的专业保护队伍通力协作，对石窟赋存环境、壁画材料与制作工艺、病害机理、修复材料与工艺、保护效果评估等方面的长期刻苦钻研，在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对石窟文物影响与作用机制、监测预警体系构建、壁画制作材料与工艺的科学认知、病害成因分析、修复技术研发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在实现了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转变的同时，不断地提升莫高窟的预防性保护水平；在保护修复实践方面，通过几代既懂技术又有娴熟修复技艺的保护人员不断努力，不断发挥工匠精神，已经构建了一套科学的石窟壁画保护修复程序，形成了一套包括起甲壁画保护修复技术、空鼓壁画保护修复技术、酥碱壁画保护修复技术在内的古代壁画成套保护修复技术。通过大量培养娴熟掌握这些技术的修复人员，不但将这些技术成功应用于敦煌石窟壁画保护修复，而且全面推广到全国古代壁画的保护与修复中。
如今，每年数以万计的观众到莫高窟游历参观，目睹到的是莫高窟的千年真容，感受到的是原始古朴的景致景观，这正是莫高窟几代人数十年精心呵护的结果。如果不是对古代文化艺术的挚爱和对国家文化瑰宝的敬畏，没有严谨认真的科研态度，用心工作的工匠精神，是难以做到如此程度的。图61957年，捷克专家戈尔在莫高窟第474窟修复壁画三学习、创新，永无止境
敦煌研究院初创基业是在风雨如晦的抗战时期，限于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内还没有成功的石窟文物保护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也没有文物保护科技专业人员，大家都是边干边学，自己探索适合石窟文物的保护方法，慢慢总结应对各种问题的经验与教训。
比如，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为了阻挡风沙肆虐对洞窟的危害，莫高窟人决定修筑挡沙围墙，开挖阻沙沟。但是莫高窟在鸣沙山脚下，这里满是黄沙，缺少筑墙的土，常先生他们就向当地老百姓请教学习，利用沙土加碱水夯实的方式，修筑了挡沙围墙。
50年代，捷克专家戈尔受国家文化部邀请来到敦煌开展壁画修复试验，当时莫高窟人第一次接触通过针管注射方式修复起甲壁画，而捷克专家对修复材料和技艺严格保密。当戈尔离开后，敦煌保护方面的工作人员就通过不断探索，改进了戈尔的针管注射方法，使其更适宜修复莫高窟壁画，并与北京的专家合作，反复试验，自己探索筛选修复材料，尝试性地对一些严重起甲的壁画进行了修复，又通过后来的科学研究，说明了这些修复材料的可行性与耐久性。到了80年代，敦煌研究院开启了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日本东京文化财研究所的国际合作之路，敦煌文物保护修复人员更是求知若渴，自觉学习国外先进理念、不断提升保护修复技能，通过对保护材料与保护工艺的科学化，全面提升保护修复能力。正是不断努力学习先进技术，借助科技手段，传承工匠精神，培养和造就了一支素质过硬、技术过硬的国内一流壁画保护修复队伍。
图7敦煌研究院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的保护人员在给莫高窟第85窟顶部空鼓壁画注射粘合剂
图82004年，樊锦诗院长指导青年人研究工作（张伟文摄）但再好的保护方法也阻止不了千年文物的自然衰老、褪化。80年代末，当莫高窟人得知计算机技术后，就大胆提出利用数字技术保存敦煌文物信息，实现敦煌石窟艺术的永久保存、永续利用。这也开了国内数字技术与文化遗产保护结合之先河。通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敦煌研究院的“数字敦煌”项目，高保真采集、处理、存储石窟文物信息，实现了石窟文物的永久保存，与此同时还将“数字敦煌”的成果应用制作了完整再现敦煌石窟经典内容的球幕电影，游客可以在影院身临其境欣赏敦煌艺术之美，同时也通过数字打印、3D打印、动漫等技术手段让敦煌石窟艺术走出洞窟，走近大众。“数字敦煌”成果也被广泛应用到了考古学、美术学等研究领域。
正是长久保持这样求知若渴、虚心若愚的学习精神和吐故纳新、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使身处大漠的敦煌研究院，在文物保护技术、方法、理念、工艺方面都走在国内前列，多项科研成果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
图984岁高龄的文物保护专家李云鹤先生今天依然在文物修复现场工作（李波摄）
四潜心大漠一生坚守
敦煌莫高窟地处西北边陲，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但敦煌文物保护专家都是长期扎根大漠，致力于这一事业。与文物保护人员一道在大漠深处执着奉献的还有敦煌学相关领域研究学者，从事敦煌壁画、塑像临摹、创新的艺术家等等，他们数十年孜孜以求，研究、挖掘、传承敦煌艺术的价值精髓，也是工匠精神的最好诠释和解读。老专家的执着与热爱，对一代又一代莫高人的言传身教和耳濡目染，使得所有莫高人都深刻认识到这份遗产的珍贵价值，愿意倾其所能去保护和呵护这份遗产，不遗馀力去延续她的寿命。正是这份珍视遗产、热爱艺术的情怀，促使莫高人将毕生心血奉献给敦煌文物保护事业。早期从事敦煌文物保护工作的前辈如孙儒僩先生、李云鹤先生、窦占彪先生等，他们没有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但凭着对敦煌保护事业的热爱，在实践中不断学习，苦心孤诣，孜孜钻研保护修复方法和技艺。现在他们中有的已经作古，在世的也已逾朝枚之年、耄耋之年，但始终未离开这一战线，八十多高龄的李云鹤先生至今还在一线从事文物保护工作。为了延续和传承他们积淀的专业技能与实践经验，他们带领、鼓励更多年轻人员从事这一工作，并将自己的经验、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后学，而这种老工匠般的“传、帮、带”模式，在敦煌研究院多少年来从未间断。
文物保护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面临的挑战和困难都很大，因此，做好保护工作绝非易事。但莫高人长期坚守大漠，在保护的道路上勇于担当、探索奋进、精益求精，传承和发扬工匠精神，精心守护国宝，不仅让我们这代人，而且让子孙后代都能欣赏到博大精深的敦煌艺术，使莫高窟光芒永恒。
（作者单位：敦煌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