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宋朝军费开支大，不只是后人的归纳，宋人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们找几位有代表性的人，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宋孝宗被认为是宋朝一位出了名的好皇帝，他曾多次言及军费问题：“养兵费财，国用十分，几八分养兵。”（《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六〇）他即将退位时对皇太子说：“当今天下财赋，以十分为率，八分以上养兵。”（《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六四）
北宋蔡襄以书法闻名后世，其实他也是位颇有政绩的大臣，他在任三司使时向皇帝上奏：“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忠惠集》卷一八《论兵十事疏》）“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忠惠集》卷一八《国论要目·强兵》）所谓三司使，时称“计相”，是财政方面的总负责人，他此时堪称专业官员，所讲的话应是权威性的。
宋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中，朱熹曾说：“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朱子语类》卷一一〇）“今日财赋岁出以千百巨万计，而养兵之费十居八九。”（《晦庵集》卷二五《答张敬夫》）陆九渊也曾说：“辅相不任燮调，以吏事为责。守令无暇抚字，以催科为政。……为日久矣。……养兵之费乃十八九。”（《象山集》卷二六《石湾祷雨文》）张载等也说过类似的话。
北宋神宗时期有位翰林学士，名叫孙洙，被人誉为“善论兵”者，他曾说：“自皇祐（宋仁宗年号）一岁之入一倍，二千六百馀万，而耗于兵者常什八，而留州以供军者又数百万也。”（王铚《枢庭备检》，陈傅良《历代兵制》等多次引录）南宋范成大在参加在职官员考试的答卷中也说：“度支月给，诸军居十之九；三岁大礼，犒军居十之八。”
类似言论颇多，不便一一枚举。其说不一，或十之八九，或十之六七，总之，都认为国家财政支出三分之二以上都用于军费。试想今天如果哪个国家把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都用于军费，那一定被称为“穷兵黩武”了。然而，就宋朝的情况而言，事情并非如此。但是，军费支出占到国家财政支出三分之二以上，毕竟是太多了。
宋朝的军费多，首先是因为实行募兵制。宋朝的募兵制近似现代的雇佣军制。但又不同于现代雇佣军制，它有两点特别突出，那就是军人的职业性和终身制。所谓职业性，是指军人以当兵为谋生手段，靠当兵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计。所谓终身制，是指军人自入伍后，直到死，都是军人。由于军人的职业化，造成国家不但要养活军人本身，还要养活军人的家属。这使人联想到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木兰辞》中说：“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据说反映的是南北朝时的情况，当时服兵役的人是要自己置办武器和基本装备，包括马匹。到了宋朝，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募兵制下，兵是国家花钱招募的，当兵者所持武器，包括马匹，都是由国家提供的，军费怎能不多？人的一生，大抵二十至三十岁是当兵打仗的最佳年龄，四十岁以后，可能就不适合当兵了。宋朝人也认识到军人终身制的不合理，例如大文学家苏轼就曾讲：“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于衰老，不过四十馀年，之间勇锐强力之气足以犯坚冒刃者不过二十馀年，今廪之终身，则是一卒凡二十年无用而食于官也。”（《东坡全集》卷四七《策别》）官方一度也想淘汰年老体弱的军人，后来发现行不通。因为军人脱离农业时间长了以后，就很难再让他重新务农；且淘汰老弱者，还会让正在服役者产生心理波动，加深军人对朝廷的不满情绪。官方也曾让戍边军人屯垦，以求既减少官方供给，又可以改善军兵的生活状况。但同样因为军人不愿务农，遭到抵制，收效不佳。在募兵制下，不可避免地要实行定期晋级的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军队中有官者人数的增加，有时竟出现某些部队官多兵少的现象。由于终身制，军人要养活家属；而由于军兵人数多，又受到军官的盘剥，军人生活贫困的情况普遍存在。募兵制下，军人当兵是为了谋生，他们缺乏保家卫国的信念，军人贫困，就会使他们产生拼命打仗究竟值不值得的疑问，导致战斗力下降。对此，官方只好用增加人数的方法弥补战斗力不足的缺欠。而在军费不变的情况下，军队人数增加又造成军人待遇更差，最终导致恶性循环。
宋朝的军费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军队人数多。宋朝军队人数为什么会这么多呢？因为军人除了参与军事活动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不直接参与军事活动的，这是由宋朝军队多方面的社会职能造成的。
首先，从现代角度看，宋朝的军队要担负现代警察的职责，即负担社会治安责任。不但要管治安，还要管消防，宋朝军队中有专业的“潜火队”，是专门负责消防（救火）的。宋朝实行禁榷制度，实行国家垄断货币发行的制度，实行“铜禁”“钱禁”，实行盐、酒、茶、矾的分区，货币的分区，这些经济立法都需要有强制措施，而这些强制措施都是由军队实施的。在这个意义上，宋朝军队要承担经济警察的功能。宋朝各级官府都设有监狱，看守监狱的事也是由军队担负的。
其次，宋朝军队有一部分是在从事非军事、却与军事有关的业务，如军器生产、造船、军马养殖等。宋朝军事装备既是由国家筹办，就设有御前军器所、都作院、作院等，其中服役者大部分是军人。宋朝的水运每年要有数百艘船只的更新，因而官方设有多处造船场，其中服役者也大部分是军人。宋朝军马缺乏，向境外购买遇到种种困难，于是就想自己养殖，为此设立了不少养马场。军马在非战争时期也需要定期放牧调养，这也由养马场负责，养马场的服役者也主要是军人。
还有，宋朝的军队还要承担信息传递和部分物资运输任务，这主要是由递铺兵负责。宋朝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驿递网络，有数以万计的驿递兵服役其中，官方文件、军事情报，包括一些信件的传递都是由递铺进行的。递铺不只传递文件，有时还承担物资的运输。比如运输军事物资，也包括运输禁榷商品如盐、茶，运输宫廷用品如香药等。漕运本来是由官方征调或雇募百姓来进行的，但为了保证安全，要派军人押运。后来官方为了节省运费，索性部分用军人代替百姓。有些军人更被指派服装卸劳役，于是就有“装御（卸）指挥”的建置。宋朝还用军兵维护重要的水利设施，于是有“撩湖兵”“捍江兵”等。为了保证官方酒的供应，还专门设造酒兵。宋朝军费不足，允许军队在一定范围内搞创收。军队的创收办法五花八门，有开酒馆的，有开商店的，有长途贩运的，甚至有制卖木偶、酱菜的。于是，军队中就有各种手艺人、技工、善经商者。宋朝官方在各地设楼店务，负责兴建维修官署用房和兵营，同时也经营房屋出租等，于是就用部分军人做劳动力。蔡襄曾论说运输、土木建筑合用军兵说：“欲减厢军，先减纲运。今天下无名纲运最为枉费兵士。边郡兵官替移迎候送还，厢军动皆数百人，多者至千人。”“廨宇亭榭无有不足，每遇新官临政，必有改作，土木之功处处皆是。不惟枉费财用，必须多役兵卒。”（蔡襄《端明集》卷二二《论兵十事》）孙洙曾针对军兵用于非军事方面发表议论：“谓之兵而不知战者也，给漕挽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缮河防者兵也，供寝庙者兵也，养国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也。”（王铚《枢庭备检》）南宋后期人方岳更议论道：“手艺者十之一，占破者十之一，虚籍者十之二，老弱者十之三，此其大较耳。是七十馀万之兵不得七八万人之用，无怪乎愈增而愈少，常战而常负也。”（方岳《秋崖集》卷一八《代范丞相》）
宋朝军队人数多、费用多，还同如下几种情况密切相关。首先是消极防御的战略主导思想。宋朝在大部分时间里，实际上都贯彻消极防御的战略原则，这势必造成兵力分散。宋朝接受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竭力避免军权集中，这也加重了兵力分散的趋向。兵力分散就使得每逢外敌入侵，局部总感到兵力不足，朝廷往往就采取临时募兵的办法增加兵源。北宋后期虽对西夏采取攻势，却又采取堡垒蚕食战略，未能改变兵力分散的格局。其次，宋朝与唐朝相比，丧失了西部、北部的大片国土，获取马匹更加困难。宋朝的骑兵常常是三四个人才有一匹马，而质量高的军马更是少而又少，这导致在战争中常常陷于被动。无奈之下，只好采用增加步兵人数、以人多取胜的办法。最后，宋朝军队人数难以控制，与军将抵制裁军有一定联系。军队将领的利益与所统率军队的人数有密切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而宋朝军队又相当普遍地存在将领“吃空额”的情况，这种现象北宋时期就存在，官方虽多次努力想加以根治，但效果很差。事实上，由于军政越来越混乱，吃空额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使得一部分国家的军费支出，实际上没有真正用于军队，而是流入了军将的个人腰包。
军费开支大，给宋朝财政造成巨大压力。每当发生战争，都会造成财政的入不敷出。为了平衡财政收支，宋朝官方作了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设法增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增收措施怎样巧妙，归根结底都会增加百姓的负担，激化社会矛盾。另一方面是减少军费的努力，大抵有两个方向。一是试图废除募兵制，二是裁减军队。宋朝朝野都对募兵制利弊作了广泛的讨论，然而未能形成一致意见。王安石就曾设想恢复唐朝府兵制，恢复寓兵于农的古制，他推行的保甲制、保马法、民兵制都是朝此方向努力。但这种努力与对西夏、土蕃的战争发生矛盾，其结果是军队人数没能减少，却同时增加了百姓服劳役的负担。宋朝曾多次裁军，有时也收到一定成效，但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军费开支过大，始终是困扰宋朝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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