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出版活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复合性和跨维度特征，既是文化成果的聚合体和传播载体，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创造性文化子系统。从冯天瑜提出的物态、制度、行为和心态四个文化基本结构层观点看，出版文化直接连接起物态和心态文化层，它的物质生产对象是文化系统内部系统化、符号化的知识与信息，具体产品是承载中国文明信息的书籍及相关出版物。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出版史演进过程中，中国出版文明在中国文明大家族中得以形成并不断完善。
一出版文明奠定于唐宋时期的多元科技成果粹集
从魏晋南北朝到北宋期间，得益于南北经济文化大交流，科学、艺术和各种手工业生产工艺迅速繁荣，奠定了中国出版文明最为核心的因素——雕版、活字印刷术发明的相关工艺技术基础，出版文明要素在宋代基本成型。
从承印物范畴看，造纸术材料主要来自蓖麻、树皮等植物纤维，造纸技术首先涉及这些原料的植物性状知识。植物原料加工时涉及配料比例、温度控制、捣制方法、上色技巧、压型技术、香料或合成剂添加等内容，则需要熟练掌握化学萃取工艺，借鉴纺织工艺中的印染技术和药物学常识。从印墨角度看，制墨工艺流程从传统制陶和制瓷工艺、石油采制技术（参沈括《梦溪笔谈·石油》）、海盐提取术，及炼丹术和制香工艺积累的化学知识中，可直接获取易于操作的工艺经验。从雕版印刷的文字刻写角度看，其工艺经验涉及前纸本书时代的简牍书写、青铜器铭文刻写、石刻技术，竹木片、青铜器和石材刻写文字的经验积累以及文字风格直接被木板刻字所借鉴；而作为刻字原型样的文字书写风格的形成，也得益于隋唐时期达至顶峰的书法艺术水平，书法艺术的整体高超为版刻技术提供了审美高度。与书法相关的制笔工艺、汉字演变知识及与文字空间布局和版式设计相关的绘画修养，皆达至中古时期最高水平。从印刷术的前驱技术原型看，兴起于汉魏时期的印章捺印方法、捶拓技术的金石文字复制原理，是通向雕版的木板文字反刻技术的直接启示，为雕版术的发明做了先行技术准备。雕版印刷术升级至活字印刷后，造泥、木和金属活字技术的成型，建立在成熟的矿物、木工和金工技术基础上，相关原材料的物理特性、削凿塑型手段和操作方法直接运用于造字工艺；而大量活字的合理储存和高效取用问题，更涉及到缜密深奥的数学原理，而我国两汉南北朝时期的算学水平总体领先世界。汉代造纸工艺流程示意图据北宋时期沈括所撰《梦溪笔谈》中的科技信息记载，及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可知，以上所提科技原理及工艺实践，最迟到北宋时期已经陆续进入成熟阶段。中国出版文明形态的物质和工艺基础，是北宋之前文化科技成果的有机聚合与历史结晶。
二目录学：分析性思维和逻辑精神的导向
中西方思维方式最明显的区别是居于中国古代主流的直觉思维、体悟式思维与西方源自古希腊哲学的逻辑化、分析性思维的对立。直觉思维最主要的特征是跨越具体的逻辑推理过程，直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判断，其整体性有时亦表现为突发和模糊的体悟式思维，广泛渗透于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创作、文史哲叙事甚至科技传播之中。而在古代出版活动领域，基于出版活动独立的历史发展路径，在以出版物编辑、复制和流通为三个主要环节的出版发展史中，衍生出中国古代如目录之学、校雠之学和版本之学等独有的知识门类，其中目录学及校雠学的知识构架、思维方式，则表现出与主流思维不同的分析性和逻辑化思维倾向。刘向《别录》(余嘉锡1930年手抄本，清代顾观光辑)分析性思维最主要的特征是将整体分解为部分，分门别类地研究问题，期间体现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认知观。由崇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文史通义》）的西汉刘向父子之《别录》《七略》建立目录学基础开始，各代学者关于图书分类和编撰体例的重视一以贯之，且皆重在知识门类的从属层级和建立在知识版块条分缕析基础上的系统性。刘向父子每校一书，必写一篇书录，辨析此书之来龙去脉及关键知识节点。经王俭的《七志》、阮孝绪《七录》、《隋书·经籍志》和北宋的《崇文总目》的不断发展改进，到南宋时，史学家兼编辑大家郑樵将知识分类进一步精准化，“类”下再分子目，为郑樵所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于是其《通志》别创《校雠略》，在《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中强调“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将已有知识和图书合理分类看作高水准学术研究的首要前提。章学诚因之称赞郑樵的《艺文略》为“特以部次条别，疏通伦类，考其得失之故，而为之校雠”的典范（章学诚《校雠通义叙》）；现代学者余嘉锡亦在其《目录学发微》中认为《艺文略》“其每类之中，剖析流别，至为纤悉，实秩然有条理”。清代史学家王鸣盛更在《十七史商榷》中直接指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目录学对学术研究和知识学习者的重要性，最关键的因素当是由分析思维和逻辑倾向决定的知识清晰性。
传统目录学及相关的校雠学，实际上以图书内容的分类和校雠为起点，以图书收藏和知识利用为旨归，以分析思维构架起一种知识逻辑图，各级知识门类的划分和排列呈现知识系统中各知识节点间的联系路径，而考叙辨剖文字即是知识的分类评析与比较。事实上，优秀的提要式目录学著作在中国传统学术中一直被当作完整的学术史看待，远者如西汉的《七略》，近者如清代纪昀所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晚清大儒张之洞曾在其《轩语·语学》中提示读书方法曰：“泛滥无归，终身无得……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同时，他在名著《书目答问》中谱录书目属下，说明此类书为“读一切经史子集之途径”。余嘉锡则在《目录学发微》中指出：“则知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账簿式之书目，盖所不取也。”因此，源出图书编撰活动的中国古代目录学及校雠学近于古代的学术批评史，其文化宗旨和价值远远高于功能限于赏鉴的古代“藏书之簿籍”和限于检索的现代“图书馆之编目”，在直觉和体悟式思维占主导的传统学术中，发展出基于知识严格分类和类目数量关系的可贵逻辑精神。
《士礼居黄氏丛书》影印本三私藏—编—刻（抄）书模式拓展士大夫日常生活的“第三空间”
在北宋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前，古代中国士大夫阶层的主流社会生活空间主要分属两大维度，即建立在官僚制度框架内的政治生活空间，及建立在宗族血缘基础上的家族生活空间，几乎没有稳定意义上类于西方古典时代即存在的、体现人际交流和互动的“公共空间”。
从五代时期冯道主持官刻九经开始，雕版印刷术迅速进入图书复制领域，使得起于南北朝的私人藏书风气愈加浓厚。苏轼曾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一文中描述北宋印本书流行的盛况：“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私藏规模的扩展，又促成了私藏—编—刻（抄）书模式成为上层社会的文化风尚，借由士大夫群体的书籍翻刻（及代刻）、交流、鉴赏活动，逐渐形成一个客观上能沟通联络知识人群体、带有公共文化生活性质的“第三空间”。宁波天一阁藏书楼宋代私家藏书文化崛起于宋真宗时期，得益于崇尚学术的士风，其基本特征是私人藏书与图书撰著、编校、抄刻、传播密切融合。据学者曹之考证，两宋有名可考的较大藏书家达184人，王沫、叶梦得、周密、陈振孙、赵宗绰等八人藏书四万卷以上。与宫廷藏书相似，私家藏书同样崇尚经史典籍，虽然藏书具体内容和私人喜好不尽相同，但嗜书如命、精于校勘成为民间藏书家的普遍行为特征。在严格馆藏的同时，很多私藏家乐于以书会友，如北宋史家宋敏求有书过其手必校三五遍的美名，且不吝于外借善本给喜读书者，在文人中拥有很高人望。袁同礼曾在《宋代私家藏书概略》中记述宋敏求与史学家刘恕的交往轶事：“敏求日具酒馔为主人礼，恕不受，独闭门昼夜读且抄，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宋代以私藏为基础的私人刻书大兴于南宋，多数精校精刻，如朱熹曾自刻过“四经”“四子”、《礼书》《近思录》等，在书院教学和理学交流中影响巨大。号称富藏十馀万卷图书和拥有华美藏书楼的叶梦得，亦热衷于公共藏书事业。宋代私人藏书的初步发达，促成藏书家撰著目录学、藏书理论著作开始形成新传统，诸如郑樵撰《校雠略》、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尤袤撰《遂初堂书目》和陈振孙撰《直斋书录解题》等。士大夫私人藏书借助目录学著作的编撰、刻印和传播，使得“第三空间”的公共文化特征更趋突出，图书编藏的公共知识成为士大夫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元代私家藏书文化基本延续宋代风格，且相对更为完善，藏书家数量更多。元代藏书文化的成熟，特别表现在藏书印广泛使用且极具艺术性上，为士大夫文化公共空间抹上了一丝符号化的色彩。
明清的私家藏书文化延续宋元时代的基本特征，到了清代，其“第三空间”的功能更是被发挥到顶峰。据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概述》一文统计，古代有名可考的藏书家4715人中，明代有869人，清代达1970人。基于明代繁荣的私人藏书基础和乾嘉考据之学对古文献的巨量需求，使清代私家藏书更注重“藏以致用”，藏书理念和风格更多元化，私家藏书的藏—编—刻模式发展愈加完善。清代江浙地区藏书家的私人藏书楼风格各异，成为私宅、官衙之外富有象征意义的士大夫文化交流场域，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楼甚至被皇家藏书楼作为直接范本。江南地区的藏书家普遍重版本、精校勘，藏书质量和数量天下闻名，如其中宁波天一阁主人范懋柱、杭州知不足斋主人鲍士恭、杭州开万楼主人汪启淑及扬州丛书楼主人马裕等大藏书家，是为清廷《四库全书》编撰工程献书最多的四家。乾嘉时代苏州一地的藏书楼主人，如士礼居的黄丕烈、水月亭的周锡瓒、五研楼的袁廷梼、小读书堆的顾之逵，被称为乾嘉四大藏书家，与大学者王鸣盛、钱大昕和段玉裁等交往密切，皆精于校勘、善写书目题跋，并以大量刊刻书籍与传播广泛而闻名。
明清藏书家中刻书量和影响力较大者如范钦、毛晋、黄丕烈等，典型地体现了私藏—编—刻书模式对公共文化空间构建的凝聚作用。明代范钦刻印过《天一阁集》《范氏奇书二十一种》《天一阁帖八种》等书；明末清初毛晋刻印过《唐人选唐诗八种》《明僧弘秀集》及《十三经注疏》等六百多种书籍；清代黄丕烈刻印的《士礼居丛书》二十一种影刻宋版的古书，与原本丝毫不差。三家刻书基本是善本的代称，以其士大夫阶层的雅文化品位对图书出版树立了一个客观的文化标准。除自家新刻和翻刻宋版书外，他们还以自身丰厚的经验和刻印技术为其他学者大量代刻图书，实际发挥着古代知识共同体公共媒介的作用。如此，士大夫阶层主导的私人出版活动，为自身在日常政治生活、宗族生活空间之外，构筑了一个围绕图书编著、生产、收藏且以阅读、鉴赏、思想联络为内容的精神生活空间，其丰富的内涵和巨大的包容性对传统士大夫精神的塑造具有重要价值。
出版文明是古代中国文明的要素之一，古代出版活动承载着中国古代文明传续、知识增殖整合和凝聚士大夫精神共同体的历史使命，具有突出的原生性、整合性、创造性和开放性特质。由此，大传播视域下的古代出版文化和出版历史研究，在传统的版本考证、编年叙事和行业观察之外，势必要密切融入中国文社会文化的整体变迁史和知识传播史研究，方能真正廓清古代出版活动的丰富内涵和历史经验。
（作者单位：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