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世说新语》，最突出的印象是书中的“语”，有的是独白，有的是对话，有的背景清楚，有的不清楚。发语的各种人之间有交集，形成各种各样的交际圈。不同的交际圈连起来，就是一个巨大的交际网络。《世说新语》中的每个人物，就是这个网络上的一个节点。以每个人物节点为中心向外延伸，就会出现很多的圈子。这是《世说新语》内在结构上的一大特色。《世说新语》的外在结构，是书中的三十六篇，也就是三十六个门类，不同的门类，也可以说就是不同的视角或视野。不同的人物延伸出不同的朋友圈，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相互交错，错综复杂，组成了世事的网络。
从整部《世说新语》来看，书中人物大多来自当时的世家大族。再细分下去，这些世族有三类：第一类是北方侨迁到南方的世族，统称侨姓世族，如王、谢、庾、袁等家族；第二类就是南方本地世族，称作吴姓世族，如朱、张、顾、陆；第三类就是司马氏皇室一系，称作皇室世族。《世说新语》中的人物，绝大多数属于这三类世族，其他人物不是主角。今人会感到奇怪，陶渊明那么大一个诗人，在《世说新语》里却没有出现过。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名臣，功业彪炳史册，但是在《世说新语》中，他受到的关注，不仅不及王导、谢安，也不及桓温，因为他们都是世族，而陶侃是庶族。读《世说新语》要把握这个特点：以一个人物为中心，寻找与之相联的世事网络，从而了解它所建构的这个世界。
以桓温为例。桓温的家族圈有很多人，但其中最核心的只有两人：一个是桓温，一个是他的小儿子桓玄。这两个人故事最多，以这两个人为中心向外延伸，与之有交集的人也特别多。以桓温的政治圈来分析，司马昱、殷浩、谢安、王坦之这几位，是与桓温交集最多的，关于他们的故事也最多。
《世说新语》的人物描写，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多种视角互补。同一个人物，书中会用好多个不同称呼，经常多达五六个，甚至七八个。书中对桓温的称呼，名、字、号、小字、官名等等，大概不止十个。这就好比在家里父母叫你小名，在学校老师点你的大名，同学好友称呼你的外号、绰号，报刊杂志使用你的笔名，从事地下工作的还会编造假名、化名。不同的称呼，指示不同的场合，表明彼此之间不同的关系，有亲疏远近的区别，也有立场观点的差异，还有文体语境的不同。《世说新语》里的故事，信息源往往不同。不同的嘴，称呼同一个人，传述同一件故事，就会加上自己的立场和见解。有人称呼桓温为“桓公”或者“桓大司马”，都透着尊敬；也有人称呼他的字“桓元子”，也有敬意；还有人称呼他“桓宣武”，这个死后追尊的“宣武皇帝”名号中，除了极端的推尊，可能还暗寓政治立场和态度。所以，称呼的取舍，涉及到对评价的褒贬。一个痛恨桓温、认为他是乱臣贼子、大奸大恶的人，绝不会承认桓玄为桓温追加的这个尊号，绝不会称呼桓温为“桓宣武”。而直呼其名“桓温”的人，则有可能不把桓温当回事儿。
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人，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晋书》人物传记中，有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都来自《世说新语》。但是，《晋书》的唐代编纂者基于自己的立场，根据自己的理解，作了一些改编。相比较而言，我觉得《世说新语》更接近原生态、更可取。就拿桓温这个人物来说，书中既载录他正面形象的故事，也记载他负面形象的故事，貌似自相矛盾，其实各有立场，意味不同。我举两组例子。
有一次，桓温读《高士传》，见到一个坚守品格自甘贫困的高士，叫做陵仲子。这个人饿到几乎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就爬到自家井边。井边正好长了一棵李子树，上面有一个被虫蛀了的李子。他把这个李子吃了，侥幸活了下来。桓温有感而发：“做人怎么能做到这么潦倒，这么穷苦，这么凄惨！”的确，桓温做人，绝对不可能像陵仲子这样。桓温曾经说过这样的名言：“大丈夫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这话大气，还有点恶狠狠的，怎样理解这句话，是褒是贬，就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这句话既像大流氓无赖口中说出的话，也像是一个大英雄说的话，体现了桓温建功立业的急切愿望。这句话被录于《世说新语·尤悔》。“尤悔”就是有怨有悔，通常，被录进这一篇的故事，多少都带有贬义色彩。
然而，这只是桓温形象的一面，他还有另一面。桓温率军西征，路经三峡。三峡猿猴很多，有部下捉到一只小猿猴。小猿猴的母亲追着桓温的船队，一路悲鸣，追了百馀里路。最后，这只母猿拼尽力气跳上船，就死掉了。剖开肚子，但见母猿的肠子断成一节节，可见伤心过度，死相凄惨。桓温很生气，就严厉处分了这个部下。“无情未必真豪杰”，桓温有情，应称得上是个有情的豪杰。
再举一组例子。在桓温决定罢黜海西公的时候，有人问桓温：“你是要做箕子，还是比干？”这两个都是商纣王时代的志士仁人，也都是忠臣，只是两个人表达忠诚的方式不同，下场也截然相反：比干剖心而死，箕子却远走高飞。桓温表示，自已既不愿意做箕子，更不愿意做比干，只想做管仲。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他是桓温的一个偶像。
桓温的另一个偶像是王敦。王敦去世时，桓温已经十三岁，差不多是同时代人。正史的定论，王敦是乱臣贼子，是曹操、司马懿式的奸雄。但在桓温眼中，至少在某一方面，王敦却是英雄。有一次，他经过王敦墓地，大呼：“可儿！可儿！”这是当时的口语，意思相当于“好小子”。总之，他对王敦是推重的，这是对王敦的另一种评价。管仲与王敦，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物，居然都是桓温的偶像。在桓温身上，这两个偶像人物非但没有“违和感”，反而一体两面，相反相成。
对桓温的不同评价，来自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时期，展现不同的视角。亲人的观察与评说，是一种视角。与桓温关系特别亲密的人的观察与评说，又是一种视角。简文帝司马昱与桓温过往甚密。表面上，桓温对司马昱礼让有加，实际上，他早把司马昱看透了，自信可以玩弄司马昱于股掌之上。有一次，他故意设局试探司马昱。他让司马昱和另一个皇族司马晞同乘一辆车，安排人在他们的车驾后面突然鸣鼓，一时局面噪乱，司马晞惊慌失措，就要下车逃跑，司马昱却安坐不动，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可以说这个人反应迟钝，也可以说他沉稳镇定，不管怎么样，桓温对这个试验结果很满意。司马昱被桓温扶植上台后，一次诏见桓温。他坐在晦暗之处，桓温看不见，开口问：“皇上在哪儿？”司马昱回答：“某在斯。”只有三个字，很短，很口语，实际上却大有讲究。它出自《论语》，是孔夫子说过的话。在桓温面前，司马昱不敢摆皇帝的架子，礼制又限定他不能谦恭，只好借《论语》来掩饰尴尬。谢安和桓温的关系很微妙。一开始，谢安不肯出山，结果被桓温请出来，当了他的司马。桓温曾经小小地“修理”过谢安，他派人送上一根草。谢安大惑不解。这人就说：“这草长在山里的时候，名叫‘远志’，出了山之后，就叫做‘小草’。”这是桓温故意要讥讽他。谢安当然明白，但他识大体，忍下来了。桓温废掉海西公后，谢安见桓温都行君臣之礼。桓温谦让，说谢安你太客气了，谢安说：“哪里啊，皇帝见你都要拜，我又怎敢不拜？”桓、谢二人面和心不和，桓温好几次想除掉谢安和王坦之，有一次几乎要动手了，王坦之很害怕，问谢安怎么办，谢安神色不变，十分镇定，一边走，一边咏诵诗文。桓温爱才，终究没有下手。桓温死后十来年，以谢安为首的谢家，终于迎来了家族最兴盛发达的年代。倘若当时桓温一刀下去，杀了谢安，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
还有一位与桓温关系密切的人，那就是殷浩。袁耽说他恨不得有三个妹妹，分别嫁给殷浩、谢尚和桓温。在他眼中，这三个人皆是一时豪杰，不相上下。殷浩与桓温之间，互相竞争的态势最为明显。《世说新语》中同时提到殷、桓的，几乎都是二人对擂，只是或明或暗，情形不尽相同。殷浩服丧期间，人们都期盼他复出，有人甚至把他比作诸葛亮，出仕则天下兴，隐退而天下亡，也就是说，他一身系国家之兴亡，这评价高到无以复加。桓温对殷浩的评价却是：“阿源有德有言。这种人最好是在朝廷上掌管礼仪，就不要当刺史之类的官职了。”阿源是殷浩的小字，桓温用小字称殷浩，有意抬高自己的身份。桓温说殷浩是花架子，不能干实事，表面上有褒有贬，实际上却是居高临下。桓温会制造舆论，他对人说：“我和殷浩小时候一起玩，一起骑竹马。我玩剩下的东西，他拿去玩，可见他的确输我一等。”这两个人过招多次，最终，桓温完胜殷浩。《世说新语》有多条桓、殷相竞的故事，但来自不同的叙述视角。把多重视角放在一起，就能看到一个立体的桓温。这种描写人物的手法，正是《世说新语》特别有趣、也特别吸引人的一个原因。
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当时的人和事，那些貌似琐碎或者互不关联的人和事，就会彼此关联，组成较为完整的人物形象，较近事件的原貌。这些貌似琐碎的故事，正是《世说新语》引人入胜的另一个原因。篇幅短小，文字简洁，却足以体现大人物的性格，足以作为重大事件的见证，足以因小见大。比如，桓温西征前，朝廷上下，几乎没有人相信他能成功，刘惔却相信他：“我见过他赌博，这个人不赢到手，是决不罢休的。”他知道桓温好胜心强，有坚强的意志。他说得没错，桓温的确喜欢赌博，有趣的是，《世说新语》里也写到桓温赌博。陈郡袁耽是个赌博高手，跟桓温是赌场好友。有一次桓温输惨了，竟不管袁耽正在守孝，硬是把袁耽拉出来替他赌，翻盘之后才收手。这很能显示桓温的个性，为了达到目的，他会竭尽全力，乃至不择手段。《世说新语》故事只有寥寥几十个字，却可以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桓温赌博不太高明，品酒也不很在行，不过，他知人善用，手下从来不缺擅长品酒的人，每有好酒，就交给手下人品赏。手下告诉他：“好者谓‘青州从事’，恶者谓‘平原督邮’。”好酒力道大，酒力可以到达肚脐，差酒就只能到鬲，也就是胸腹之间。那时，青州有个齐郡，“齐”谐音“脐”，平原郡有个鬲县，“鬲”与“膈”同音，“膈”指胸腹之间。这是打哑谜的说法，风趣而且益智，桓温喜欢这样的语言风格。后来，桓玄与顾恺之等人作“了语”“危语”，也是类似的语言游戏，固然是时代风气，也有家世影响。
《世说新语》最简单的读法，就是从头读到尾。如果时间不够，只想集中读某一段，那就可以在目录里找相应的篇章。《世说新语》就像一幅拼图，可以拼成大图，可以拼成小图，还可以联想图的周边景象。陶侃，也就是陶渊明的曾祖父，有个收集竹头木屑的习惯。搁平常，这东西的确没什么用处，然而到下雪天，道路湿滑泥泞，陶侃把竹头木屑铺在地上，行走就方便多了。桓温西征需要造船，缺少竹钉材料，陶侃收集的竹头正好派上大用场。《世说新语》里这些零星的小故事，就像竹头木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大用。
有人结合大数据思维，利用“词云”概念，统计出《世说新语》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答曰”。这说明书中对话主要是由口语构成的。这些故事，这些对话，自然会成为“语资”和“谈助”。熟读《世说新语》的人，日常言谈对话就不会鄙俗无趣，而像一个有修养的人。其实，《世说新语》不仅有益于口头表达，也为各体写作提供了诸多文学资源。宋代诗人苏东坡写过一首七律，祝贺朋友喜得第二子，后四句是：“参军新妇贤相敌，阿大中郎喜有馀。我亦从来识英物，试教啼看定何如？”这四句诗用的都是《世说新语》里的典故，非常巧妙。其中第三、四两句，恰恰就是桓温的典故：那个以高亢的啼声引起温峤注意的“英物”，就是桓温。（全文完）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