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昇在中国生活了十八年，他一直有与外方会同仁通信的习惯，虽然前期的书信已经佚失，但最后六年的书信却被完整保存下来。作为“大西洋文士”，白日昇很喜欢与中国士大夫交往，在与中国士大夫的交游过程中，他对于中国的风俗人情和文化特征，有着深切的体认，也借助这些交游，为其在华传教提供了帮助。
一
17世纪90年代，康熙为了回报耶稣会士在宫廷中的服务，对于基督教持宽容态度，1692年更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各地任意传教。外方会传教士登陆中国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借助宗教宽容政策，他们的教务颇有进展，在粤、闽、浙、赣等省建有教堂。白日昇来华后不久，就被派往粤北韶州，管理一个四百人的教区。他在此地居住了五年，与当地教民相处愉快，为传教颇费心力。他曾急切地请求在欧洲的朋友募集经费，用以培养当地的男、女传道员，教育修生，设立药房及修建教堂。在此期间，有关中国礼仪问题，他与同为外方会士的阎珰（CharlesMaigrot，1652-1730）主教产生了分歧。阎珰这位索邦大学的神学博士在中国礼仪问题上持严苛态度，主张禁止中国教民参与祭祖、祭孔仪式，并且不准用“天”“上帝”等词语称呼“天主”。出于个人的传教经验和理论研究，白日昇并不赞同阎珰的意见，为此，他曾前往福建，与阎珰讨论中国礼仪问题。但是后者坚持己见，身份又是主教，白日昇最后只能服从，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对于中国传教问题的兴趣。1695年，白日昇从韶州迁往广州，任外方会驻广州司库，负责管理派往内地各省的传教士财务、通信等事务，同时，还要照料广州为数不少的教民，涉及的工作相当繁杂，也因而得以与广州的各色人等结交往还。他既要去广州附近一座麻风病院探望病人，也要去拜访两广总督石琳。1697年，他就曾携带礼物去临近教堂的石琳官邸拜访，受到后者的友善接待。他也与广州的其他官员往还，有时还会为他们修理购自西人的钟表。由于广州是清朝海外贸易的门户，商贾云集，海舶蚁附，地方官员常与西方人交往，白日昇与他们之间关系较为友善。在中国生活十馀年之后，白日昇对于风俗人情有了较为透彻的了解，在1702年夏完成了一篇百馀页的长文《中国福传建议书》，以相当清晰、理智的语言，讨论中国传教面临的问题，提出他的解决方案。他在文中认为，虽然基督教已经传入中国一百多年，但根基却并不牢固。教民人数不多，还经常有教民背教。他们的信仰完全依赖外国传教士的工作，“中国人不懂得怎么走上天之路，传教士必须要把他们背在肩上走”。基督教的影响力无法与儒、道、释等教相提并论。究其原因，首先，他认为不能归咎于中国人，而是欧洲传教士的偏见所致。他解释道，中国人在很多方面比其他国家的国民具有优势，体现在理智、宽容、重视学问、道德感强、善良稳重等十四个方面，而欧洲传教士却以傲慢的态度将其视为低等人民。其次，他认为是由于缺乏纪律。对于教民，传教士没有尽到精心培育的职责，很轻易地施洗入教者，而又对违背教规者不能严加惩戒。在揭示了症结所在之后，他给出了三条建议：一是允许用中文举行圣礼；二是用中文翻译圣经；三是尽力争取祝圣中国神父。然后他详细申论了上述建议的理由，并认为，给他们一本中文《圣经》和一本中文《日课》，是最符合中国人天性的有效办法。
《中国福传建议书》充满了自我反省的精神和冷静理智的态度，行文也十分讲求逻辑，因而很有说服力。如果此文打动当时的罗马教廷，《圣经》的中文全译本可能在18世纪就会问世了。可惜，白日昇的建议完全未被态度保守的教廷采纳，用中文翻译《圣经》和举行圣礼仍被严禁。
二
白日昇在法国受过良好的教育，为人好学不倦，长于著述。从其书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文字典雅畅达，条理明晰。这些特点与中国文人颇为相似。他平日身穿长袍，头戴儒巾，一副中国士人打扮，也很愿意与中国士大夫交往。
白日昇来华的前期主要在广东生活，后期被派往四川传教。1702年，他受命与其他三位欧洲神父一同进入内地省份四川传教，行李中携带了四千册中外文书籍。他们打着“御前供奉”的招牌行至湖南境内时，当地的一些士大夫前来造访。其中一位博学之士与白日昇讨论起儒家观念中的“理”，白日昇认为理应该是明智的，得到前者的赞同。这位中国文士认为儒教因为受到宋儒的歪曲，而没有强调这一点。双方又进一步讨论了两个小时，尽管白日昇所操粤语与中国文士的湖南方言差异不小，造成理解上的一些困难，可是并没有妨碍双方进行学理上的讨论。
抵达四川后，白日昇很希望延揽文人入教。1704年，新入教者中有一位读书人，让白日昇相当高兴。这位读书人的归信过程颇不平凡。他本姓徐，是成都以南嘉定人氏，虽无功名，但天性好学，妻子去世之后，万念俱灰，将唯一的儿子托付兄弟照料，离家来到成都，本想要皈依佛门或成为道士。在出家之前，他想先了解寺庙和道观中的生活，可是这一了解令他十分失望，因他看到了某些僧、道生活中腐化堕落、玷辱清净之地的一面。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来到位于成都总府街的天主堂了解教理，成为慕道者。在认真读了几种教理书之后，他决定受洗。白日昇很愿意有这样一位士人基督徒，不只是因为教堂需要读书人做一些书写工作，更重要的是，他翻译《圣经》的计划亟需助手。这位徐姓士人的皈依，对于白日昇帮助甚巨。受洗时，白神父为其取教名若翰。此时，白日昇正在进行《四福音书》和某种教理书的翻译工作，欲将拉丁文译成白话中文，以便于中国传道员和教徒使用，徐若翰为他提供了及时而有力的帮助。在《圣经》汉译史上，白日昇的译本是最早的中译本，比英国伦敦会神父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的著名《圣经》译本（1810年）要早一百馀年，马礼逊正是在白日昇译本的基础上，从事其《圣经》翻译的。在白日昇译本中，这位少为人知的徐若翰着实功不可没，他对于白日昇的帮助并不只限于文字的润色，因为他自己也热中研究教义，潜心研读了整部《新约》，还为《四福音书》做了一种“圣经用语索引”。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写了好几封信给耶稣会士，讨论礼仪问题。三
白日昇与士大夫的交往更多的是出于传教的实际需要。四川地处内陆，观念比广东保守，官员对外来宗教缺乏善意，底层役吏更是怀有敌意。又适逢清军在打箭炉（今康定）与番民作战，因此有谣言称西洋人来此是要传布白莲教，招兵买马，试图造反，这对于传教士的声誉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所以，传教之初，最为紧要的是获得官府的许可。幸好，与官员打交道，白日昇并不陌生。首先，他自己就出生于一个官员家庭，他父亲是里昂市的行政长官，对于如何与官员应对，从小耳濡目染。其次，走上层路线也是巴黎外方会的惯用手段。巴黎外方会在草创阶段，就善于利用上层人物的影响力，他们在罗马、巴黎如此，在暹罗也如此，在中国这个等级社会更是如此。
且看白日昇是如何与四川官员周旋，从而立足四川、开展教务的。
1702年，白日昇一行抵达成都。一个多月后，中文流利的白日昇就以大西洋文士的身份，遍访城内的官员。他乘着四人抬的轿子，携带礼物，一一拜望当地巡抚、布政使、知府、知县等，呈递“大西洋文士”名帖，可他几乎在每一处都吃了闭门羹。由于没有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他在成都定居、传教的计划受到当地保甲的刁难。为了打消敌意，他在严冬赶往西安，面见当时的川陕甘总督华显。经其他神父引荐，白日昇受到华显的接见。总督对其颇为友好，在较短时间内，与其见面四次，白日昇也馈赠了价值不菲的礼物。华显答应致信四川布政使，请其关照白日昇，还介绍路过西安的新任四川按察使与白日昇相识。1703年4月，当白日昇向华显辞行的时候，后者让神父放心，四川官员将不会再为难于他。
回到成都后，白日昇的主要精力放在改善与成都官员的关系上。由于总督华显的关照，成都官员的态度此时已大有改变。四川布政使找来成都知府和华阳知县，商议之后，决定允许白日昇建堂传教，理由是既然康熙三十一年（1692）谕旨中已准许传教士在各省行走，其他省份也多建有教堂，更重要的是，总督大人对于传教士如此友善，成都似乎没有什么理由非得禁止这西洋教士居住、传教。商议妥当后，布政使将意见呈报四川巡抚贝和诺，贝虽对天主教并无好感，但已收到总督大人的信件，当然也就顺水推舟，批准传教士建堂传教的请求。得到准许建堂的消息之后，白、梁二人很快即在已购的总府街院落前竖起了大书“天主堂”三字的匾额，以壮观瞻。为了表示谢意，白日昇又一次携带礼物拜访各级官员，布政使、按察使和知府均予接见，藩台、臬台还做了礼节性回拜，只有巡抚一直避而不见，这让他略感不安。幸运的是，这位反感天主教的贝和诺不久内迁兵部，继任者能泰对传教士们的态度却大为不同。新履职的能泰将白神父请去府邸，告知刚刚收到北京明珠大人的荐书，推荐白神父来川传教。明珠是康熙朝中期的权臣，曾任武英殿大学士，此时虽已遭罢黜多年，仅为内大臣，但仍颇有权势。明珠之愿推荐白日昇等，是受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张诚神父（JeanFrançoisGerbillon，1654-1707）之托，亦可见张诚对于白日昇的同胞情谊。正是因为明珠的推荐，能泰才会在收到荐书后马上召见白日昇。能泰对他相当友善，称其本人也是钦天监闵明我（P.M.Grimaldi，1639-1712）和安多（AntoineThomas，1644-1709）两位大人的朋友，又请白喝满洲茶。攀谈一小时后，白日昇告辞而去。传教士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白日昇在成都传教的最大障碍终于清除，得以一意致力于培育修生和管理、发展教务。
白日昇借助明珠的推荐，获得了新任巡抚能泰的礼遇，这对于他们在四川传教至关重要。1706年4月，能泰因事要暂离成都。按照惯例，布政使以下官员及亲朋都要去城郊送行。但此时临近阴历三月十八康熙之万寿节，白日昇等正在准备为期十天的祷告活动，到时将无法为巡抚送行，因而提前向能泰告假。后者听说此事后，对祷告相当感兴趣，不但自己前往经堂为康熙祈福，并且邀集各级文武官员同往。其他官员对此并无异议，只有四川提督岳升龙极感为难，因岳笃信藏传佛教，家中还供养着多位喇嘛，若去天主堂礼拜，则有违本愿，如若不去，违拗巡抚意愿不说，还可能被责不敬今上，踌躇再三，最后又不得不去。
三月十八那天，黎明时分，总府街便已布满兵丁和差役，白日昇等早已在门前恭候。先到的是藩台、臬台，之后是提督等武官，最后到的才是巡抚大人。巡抚寒暄之后，对白日昇说了不少赞赏的话语。大约一小时之后，众人又到经堂之中，两位神父站在祭坛两侧，众官员立于祭坛之下，神父念了几种祈祷文，之后，大家一同向天主像九叩首。礼毕，神父请众人回到客厅之中，享用二人准备的茶点。此时，岳提督送来满洲茶作礼物，巡抚能泰送给一起为康熙祝寿的教徒四坛水酒及相应的面粉。对于能泰的馈赠，白日昇表示十分感谢，但说我们不像和尚念经是为获得布施，我们天主徒虽然大多数都不富裕，但也不能收受布施，既然大家是为祝福皇上万寿无疆，我们很愿意替您将酒饭施给狱囚、医院中的病人和穷人，因为关怀这些贫苦之人是我们天主教的主要职责，去年，圣上也曾让在京传教士为饥民发放赈济物品。在场的教民听到白日昇的话语，都非常高兴，认为这么做可以消除巡抚对他们的偏见，因为提督曾对巡抚讲，天主教徒都是些穷人，入教是为了获得物质上的好处。
与成都各级官员的交往，不仅使传教士获得了某种安全庇护，也扩大了天主教的影响，对于传教有莫大的好处。1706年，白日昇收到一封来信，是僻处川西的雅州天全土司高一柱写来的，他在信中谦虚地表示了对天主教的好感和兴趣，邀请白日昇前去做客。白日昇跋涉多日，抵达天全土司府，最初受到热情接待。可当神父讲述教理之时，这位大人却并无兴味。见面数次之后，神父便明白了其中原委，原来这位土司雅好道术，听人说北京钦天监南怀仁神父在京受到皇上重用，以为大西洋教士掌握炼金和长生之术，因此将白日昇请来，好好招待一番，希望能被传以法术。得知原委后，神父告以天主教只关注人的精神信仰，并无黄白、长生之法。尽管天全之行收获不如预期，但也为未来在雅州传教做了准备。
白日昇神父是清初一位很有代表性的法国传教士。他们一般都出身于法国中上层家庭，受过系统的神学教育，文化水准较高，来华之后，好学不倦，努力学习中国典籍，勤于著述。由于这些特性，白日昇与中国士大夫颇有类似之处，平日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为“大西洋文士”，也喜欢与士大夫交游。这些交游也是出于传教的实际需要，从中可以历练风俗人情，加深对于中国文化的体认。而少数时候，与士人的精神沟通，更令白日昇感兴趣。他的《中国福传建议书》和《圣经》翻译，是对中西文化交流颇有贡献的成绩，而二者都或多或少地受益于与中国士大夫的交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