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6月12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病中检点旧著，觉《雪堂丛刻》中数种有大须删削改正者，将来只须三四十卷，多则六七十卷。书皆是精骑便足自立，亦较易流传，多则反自累矣。”（《王国维全集》第1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416页）可见王国维对自身著述的精简要求，而“精骑便足自立”便是其对自身著作一再删削的学理依据。“多则反自累”不仅是王国维自身的感觉，也是历史事实。
王国维写这信时正在应沈曾植之请，重编并手抄自己新的词选《履霜词》。从词集名对“人间”一词的弃用，也足见其新的编选眼光。从《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合计的105首，到钞本《人间词》的97首，再到《履霜词》的24首，最后到《观堂集林·长短句》的23首，王国维对自己词作的大删削，确实可见其对“精骑自立”观念的实践。
但无论王国维怎样删削，有一首词始终在集，这就是《虞美人》：
纷纷谣诼何须数。总为蛾眉误。世间积毁骨能销，何况玉肌一点守宫娇。
妾身但使分明在，肯把朱颜悔。从今不复梦承恩。且自开奁坐赏镜中人。（《履霜词》第四首）
碧苔深锁长门路。总为蛾眉误。自来积毁骨能销，何况真红一点臂砂娇。
妾身但使分明在，肯把朱颜悔。从今不复梦承恩。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观堂集林·长短句》第四首）
二词虽有文字不同，但只是王国维持续关注并不断修改而已。此《虞美人》最早收录于《人间词乙稿》，原词为：
纷纷谣诼何须数。总为蛾眉误。世间白骨尚能销，何况玉肌一点守宫娇。
妾身但使分明在，肯把朱颜悔。从今不复梦承恩。且自开奁坐赏镜中人。
王国维在词调下原有题注云：“《甲稿》末之《蝶恋花》，本填此调，因互有优劣，故两存之。”今检《人间词甲稿》，殿末一首正是《蝶恋花》：
莫斗婵娟弓样月。只坐蛾眉，消得千谣诼。臂上宫砂那不灭，古来积毁能销骨。手把齐纨相决绝。懒祝秋风，再使人间热。镜里朱颜犹未歇。不辞自媚朝和夕。
按“乙稿”之《虞美人》题注，王国维原拟以《虞美人》填写，或因句式问题，而易填《蝶恋花》，而主题则一致。一题而两调，除了有强烈的欲望表达之外，也可能包含着王国维对前调的不满足，故以另调再写此题。所谓“互有优劣”应是就艺术表现而言。
在编选《履霜词》之前，王国维在《蝶恋花》《虞美人》二词之间，“优劣”之感并非均等，钞本《人间词》便将《蝶恋花》列为正选，而将《虞美人》作为附录，并附注：“即前阕意。”前者较优、后者较劣应是一个基本的判断，至少在主题上，《蝶恋花》一调的契合程度更高，否则便难以理解正、附之别。只是王国维对《虞美人》之“劣”尚持一定的保留态度，这使得他在将甲乙二稿删去十多首的情况下，依然将此一题两调悉收入钞本《人间词》中。
王国维钞本《人间词》乃是应吴昌绶之请，以为影写之需。但此本送呈吴昌绶后，吴昌绶的选择与王国维正好相反，他圈了《虞美人》一调，并以之为正选，而将王国维原先列为正选的《蝶恋花》作为附录，并评点《虞美人》曰：“深美闳约。”此四字在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中，在境界说尚未出现、更未形成体系之前，其实是王国维评价词的最高标准。“深美闳约”四字原是张惠言评价温庭筠词之语，但王国维认为温庭筠难当此评，而允当此评的应是冯延巳。他认为温庭筠的词不过是“精艳绝人”而已。精艳绝人主要是体现在作品外部的华艳与炫目，而深美闳约则是具有深广精微的内蕴之美。吴昌绶用“深美闳约”回评王国维词，当然是心中有悟的心得之言。
很显然，吴昌绶的这一调整，对王国维产生了影响，所以当王国维此后新编两种词集《履霜词》《观堂集林·长短句》时，《蝶恋花》一词便无影踪了，只有《虞美人》一调留存其中。王国维对二词“优劣”的评价因着吴昌绶的关系而发生了变化。
二“一题”之情感与“二调”之优劣
此二词因为屡受王国维关注，并斟酌于各选本中，故其文字也屡有变化。但相对而言，《蝶恋花》一调的文字比较稳定，而《虞美人》一调，不仅有字词的推敲，而且有整句的变换，如乙稿首次收录《虞美人》时，起句为“纷纷谣诼何须数”，此后历钞本《人间词》《履霜词》而无变化，但在《观堂集林·长短句》中，则易为“碧苔深锁长门路”，等等。这些字句的斟酌当然可见王国维心思的细微变化，有的涉及意思的调整，有的只是追求艺术上更高的境界。但从总体上说，创作主题仍是一贯的。
就《蝶恋花》而言，总体感情激愤，语言决绝。一般而言，小词婉转，不宜情感、语言过于激切，但王国维似乎无意维护词的这一本色特征，用“莫斗”“只坐”“决绝”“懒祝”“不辞”等这一类用力偏大偏强的词汇，形容一种难以安顿的情感。“蛾眉”与“弓样月”实际上是两类人物的隐喻，两者相较，“蛾眉”显然要弱势。但在王国维的语境中，蛾眉的弱势、无奈更多的是因为遭遇了“千谣诼”——也就是此起彼伏的恶意造谣和诽谤，这仿佛当年屈原《离骚》所谓“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是完全“莫须有”的罪名。也许这种“谣诼”过于无耻、猛烈，王国维连用宫砂必灭、积毁销骨两个典故，表明了这场谣诼对人伤害的程度。整个上阕渲染的都是一种愤激的情绪，而愤激之中更带悲凉的意味。
下阕的情感便从对“谣诼”者的痛斥，转而为描写自身。而描写自身也经历了从“决绝”“懒祝”到“自媚”的变化，其实是要从内心远离并抽身于这种无谓的争斗之外。所谓“自媚朝和夕”，无非是表示虽无辜遭受谣诼，但心志依旧清明，对自我的肯定和欣赏，并不会因此稍减。其实这种对朱颜的自媚，正是对谣诼的一种鄙视，而且这种鄙视带着调侃的意味，所以更具力量。
按照王国维在钞本《人间词》中《虞美人》一调“即前阕意”的题注，《虞美人》一词在情感上并无多少变化，所谓“互有优劣”不过是艺术的权衡而已。《蝶恋花》一调所写之情境更为具体，激切不平之意更为强烈。《虞美人》主题虽未变，但明显淡化了情境，情绪也空灵多姿一些。鉴于《人间词乙稿》、钞本《人间词》《履霜词》中所收录《虞美人》语言基本相似，但《观堂集林·长短句》既以“碧苔深锁长门路”一句替代此前各本之“纷纷谣诼何须数”，则将直接的指斥转为借陈皇后因失宠于汉武帝而退居长门宫之事婉转道及，用意显然深了一层，也更契合小词比兴婉转的传统。吴昌绶慧眼识出此词“深美闳约”的特点，应该说，眼力是准的。因为起句用了陈皇后的典故，所以下阕也就有“从今不复梦承恩”之句，彼此呼应。
如此一题两调，不仅先后收录于《人间词甲稿》和《人间词乙稿》之中，稍后的钞本《人间词》更是并录二词，王国维本人对此的看重当然很明显。但这么两首词究竟因何而起？萧艾说《蝶恋花》一词“当有所感而作”（萧艾《王国维诗词笺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144页），朦胧感觉出此词背后的情感当非同寻常。陈永正则将此朦胧的情感说得更为具体：“静安为世人所误解、诽谤，而终能独行己志，努力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在学术上取得杰出的成就，这是跟他倔强而执着的精神分不开的。”（陈永正校注《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425-426页）
然而此词真的是王国维为自己的处境鸣不平吗？如果真的是，那么王国维究竟经历了什么？如果不能把这些背后的故事厘清，则这种猜测就始终只能停留在猜测的阶段了。
三一题二调之本事考释
《蝶恋花》《虞美人》二词中的激切情绪和自赏之心居然和谐地融合在一首作品中，这样的写法其实比较冒险，因为情绪的跳跃很可能带来结构上的拼凑痕迹。但这其实是两首有故事的词。罗振常曾在《观堂诗词汇编》所收《蝶恋花》一首后附记云：“此词作于吴门。时雪堂筑室姑苏，有挤之者设辞诬之，乃谢去。观堂见而不平，故有是作。”罗振常是罗振玉（号雪堂）胞弟，因为与罗振玉的关系，而与王国维过从甚密，特别是王国维1898年初到上海以及后来任职苏州期间，两人更是往来密切，所以王国维诗词之创作背景、主旨，罗振常往往得以闻知。
但罗振常的这一节附记仍显模糊，如“筑室姑苏”究竟是何事？何以有挤之者设辞诬之？王国维在这一事件中又是怎样的身份？等等。这些问题的勘察，对于理解王国维“见而不平”后的作品，具有非常切实的意义。罗振玉因为此前在上海创办教育的实绩，引起了时任江苏巡抚的端方注意，1904年夏，罗振玉受端方之聘，从上海来到苏州，着手创办江苏师范学堂，并任监督。王国维大概在当年秋季开学时到校。
江苏师范学堂因为是官办性质，受到官方重视，故学生待遇也甚好，特别是1906年，清王朝废除科举考试，规定新一代士子需接受学堂教育，类似这样的官办学堂，自然受到学子们的追捧。但学校规模有限，招生便不能不有所限制，尤其是当地的考生并不一定享受到地域的优势，如此，招生过程中的不良状况便频出。但罗振玉不徇私情，认为学堂虽设在苏州，但“苏宁一省，不应分畛域”，规定苏州考生与外地如扬州、徐州、淮阴、连云港等地考生一样，都由考试成绩来决定录取与否。
这一政策虽然秉持教育公平的原则，有其严正的合理性，但客观上触动了苏州当地士绅希望获得更多地域利益的想法。因此他们上下联合，主要做了两件事：其一，趁1905年冬罗振玉回淮安料理父亲丧事之机，由江苏教育会发起，苏州连同附近松江、太仓的学生，试图驱逐常州、镇江、淮阴、扬州、徐州、连云港等地的学生，引发了学生之间的混乱。王国维在刊于1906年2月《教育世界》第117号的《教育小言十二则》中云：“去岁之冬，我中国学界最多事之时代也……于苏州，则有苏、松太学生与常、镇、淮、扬、徐、海学生之争……苏州之事，则浸而及府界、县界矣。曾谓我国最有望、最可爱之学生，而量如是狭隘乎？人类同胞之思想，在今日固有所不可行。至于中国人之思想，则凡书左行字而说单独语者，当无不有之。乃以我国最有望、最可爱之学生而所争者如此，此不能不为教育前途惜者也。”（《王国维全集》第14卷，31页）王国维此则所论正是1905年冬之事，虽是就东京、南京、苏州三地之教育事件而论，而其所关切的重点应在苏州之事，王国维不仅是亲见亲闻者，而且明乎其中的曲折。他对“最有望、最可爱”之学生之惋惜，在在可见其胸怀之大。
然而，更见王国维胸怀的，其实是接下来的一则小言：“管理学堂者湘人，则湘籍之学生居其半额矣。若为闽人、浙人，则闽若浙籍之学生居其半额矣。管理学堂者以同乡之谊取学生，学生以同乡之力抵抗之，十七省非同乡会之独摈苏人，则亦同乡会之一种也。故我中国无中国人也，有湘人、浙人、苏人……而已。人初相见，必问贵省。省乎，府乎，县乎，此种陋劣根性，其根柢远存于千百年以前，欲一旦扫除而廓清之，吾知其难也。是在有教育之责者，有以渐而化之矣。”（《王国维全集》第14卷，31-32页）王国维的这一节出语犀利，对地域本位主义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批评，而改变这种“我中国无中国人”的现状，只有寄望于教育的发展，这其实是王国维在教育方面的“中国梦”。
其二，时任江苏教育会会长的张謇在报纸上公开指责罗振玉利用学校用地建筑私宅，意图赶走学堂监督罗振玉。罗振常附记中所说的“挤之者”其实正是指张謇。张謇是清末状元，也是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王国维从日本回来任职的通州师范学校即为其创建。张謇与罗振玉原本关系甚密切，王国维的第一份教职，正是罗振玉向张謇推荐的。但王国维对张謇似乎芥蒂甚深。通州师范学校校址原在通州城外之千佛寺，因学校扩建之需，张謇利用官方的力量，强行迁走寺庙，这让王国维顿感教育者行非教育之道，违背了“教育”之本义。《静安文集》中收录《教育偶感四则》，其中第二则似专为张謇而发。他以《易传》“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为立论之基，对当时罔顾仁义之行为进行了分析批判。王国维认为：“‘以斯道觉斯民’，仁也。仁之事，非圣哲不能。若夫义，则苟栖息社会以上者，不可须臾离者也。”（《王国维全集》第1卷，135页）王国维说这些，是为了把话题引向通州的现实。他在文章中说：“今转而观我国之社会，则正义之思想之缺乏，实有可惊者，岂独平民而已，即素号开通之绅士，竟侗然不知正义之为何物。往者某府有设中学校者，其地邻佛寺，遂以官力兼并寺而有之。僧狼狈迁他所，曰：‘嘻，此盗所不为也！’……设更有强有力者出，夺该校而有之，则创设该校者之感情，又当何如？夫使生徒入如此之讲室，居如此之寄宿舍，而欲涵养其正义之德性，岂非却行而求前，南辕而北其辙哉！”（《王国维全集》第1卷，136页）王国维义正辞严地对张謇的不义之举进行了教育学理上的分析和谴责。
而在罗振玉是否构筑私宅问题上，张謇竟不顾事实，以江苏教育会会长的身份对罗振玉进行指责，这在王国维看来，就是不义之人的再次不义之举。王国维当然明白，罗振玉其实是被冤枉的，其构筑私宅之事虽有，宅基亦临近学堂，但其实在学堂之外，不属于学堂用地，这是其一；其二，罗振玉构筑私宅，原本是用来迎养其父，而今宅成而父丧，此宅的意义已经不大，罗振玉也明确表示可以将此宅充为学堂公产。罗振玉除了将此意以信件方式上报省府，以明清白，同时也请《时务报》汪诒年代作答辩书登报辩白，与张謇形成正面的交锋。
任教通州时期对张謇的不满，加上苏州事件中的过分之举，累积成王国维心中巨大的不平。王国维本于一腔之义而罕见地以一题两调的方式表露着对罗振玉的精神声援，此二词为罗振玉发应该是显在的事实。当然王国维在为罗振玉鸣不平的同时，也确实将自身的人生观念和价值评判包孕其中了，但事件本身与王国维无直接关系。叶嘉莹、安易评说《蝶恋花》一词说：“这首词的好处却不在于写出了一个感情的‘事件’而在于写出了一种感情的‘境界’。一方面，他以极为强烈的愤慨抨击了嫉贤妒能这种人类社会最恶劣的习俗；另一方面，它塑造了一个与此针锋相对的‘自我’的形象，一反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表现出一种孤高与傲气。这种对人间的深刻观察和由此而生的孤傲之气给读者带来的联想空间，就不是某一具体的‘事件’所能局限的了。”（叶嘉莹、安易编著《王国维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2006，269页）此论悬格甚高，甚契此二词的背景以及王国维通过此事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品格。
四王国维之词与《人间词话》之关联
要明乎王国维的这一创作特征，不妨对勘其《人间词话》。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第38则一直比较受冷落，但我认为，这一则不仅可见静安为人之气骨，而且可见其文学之创见。这一则如下：
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彭玉平《人间词话疏证》，中华书局，2011，199页）
然而要读懂这一则，尚须往前追溯一则。第37则云：
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故不能有完全之美。然其写之于文学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同上，198页）
王国维撰述词话，往往环环相扣，所以要再向前追溯，也许就能把王国维的思想看得更清晰一些。王国维的理想是“完全之美”。所谓“完全之美”，其实就是远离功名利禄的一种纯净之美，无论是自然中物，还是文学审美，都以“完全之美”为极境。但王国维很清楚，这种“完全之美”只是一种文学梦想。
何以只能是梦想呢？因为社会对人性的改造，文学习惯对天才的扭曲，都导致了“完全之美”无法充分呈现出来。王国维隐然以人性本善为底蕴，但异常复杂的社会，将种种“关系”“限制”施加在人身上，遂使得善性渐失，而恶性渐长。文学创作也是如此，种种规矩的束缚，让天才文学家的思想和创作程式也深受影响，从而最终沦为普通之人，其作品也难以达到经典的要求。王国维语境中的“习惯”，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就是指限制扭曲人之善性的种种社会关系，包括思想的束缚、礼节的规范、名利的诱惑等。而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主要是指在文体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范式以及这种范式对作家的限制之处。
从社会自然到文学，王国维的论说思路本是连贯而来。本文姑且截取“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一句，来勘察王国维两首词的创作动机及其主旨所在，也许可见王国维词论与填词创作之重要关联。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