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讨论宋代教育开支，似乎应从分析如下一则最重要的文献开始：
以大观三年岁终数编纂，今已成书。总天下二十四路，教养大小学生以人计之，凡一十六万七千六百二十二，学舍以楹计之，凡九万五千二百九十八，学钱以缗计之，岁所入凡三百五万八千八百七十二，所用凡二百六十七万八千七百八十七。学粮以斛计之，岁所入凡六十四万二百九十一，所用凡三十三万七千九百四十四。学田以顷计之，凡一十万五千九百九十，房廊以楹计之，凡一十五万五千四百五十四。既以逐州县离为析数，又以天下合为总数，凡二十有五册，而中都两学之数不与焉。恭惟陛下以有为之资，灼见治本，不爱数百万之费，使隶学士之版者皆不家食，所以加惠学者至深至厚。（宋葛胜仲《丹阳集》卷一《乞以学书上御府并藏辟雍札子》）
这是一则概括性记述北宋徽宗大观年间教育经费支出的文字，之所以说它重要，首先是因为它反映的是整个宋代教育开支最多时期的情况。其次，这种全面而又具体的关于宋代教育开支的综述性文件，存留至今的只有此一份。再次，它为我们提供了几方面的统计数字。其中包括：全国除京师外的在校学生总数167622人，学舍数95298楹；学钱入3058872贯，出2678787贯，当时全国财政每年钱的总收支约在六七千万贯上下，学钱约占总收支的3～4%；学粮入640291斛，出337944斛，当时全国两税每年约收入两千万石，学粮约占2～3%；学田105990顷，当时全国总耕地面积约400万顷，学田约占2～3%；另有学用房廊155454楹（又宋罗靖《杂记》残文记，崇宁三年“三舍天下教养人为士二千一百馀员，为屋九万二千馀楹，费钱三百四十万馀缗，米五十五万馀石”。所记教养士人数应是太学在学人数，所记学舍数与葛氏所记接近，而钱数比葛氏所记稍多）。这些统计数字使我们可以了解宋代教育事业最兴盛时期的基本情况，进而为我们了解整个宋代教育开支情况做了铺垫。统计数字也表明，宋代教育开支中，有相当部分收入源于学田田租，它有别于一般赋税收入。根据记载可知，为了简化管理，学田田租收入是不入国家仓库的，因而也就不被计入国家每年的财政总收支中。在这一意义上，它可称是一种“体外循环”的钱财。二宋代的教育设施
为了加强对上引文献的理解，我们必须先概括了解宋代的教育设施。宋朝管理全国教育的机构主要是礼部和国子监。礼部除管教育外，还负责祭祀、外交、宗教及与教育密切相关的科举考试，其首脑是礼部尚书。国子监则专门负责教育，其长官为国子祭酒、国子司业、监丞、监主簿。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令各路监司有出身者一人兼带提举学事衔，崇宁三年（1104）设独立的路级提举学事司，宣和三年（1121）罢。南宋复令各路监司有出身者一人兼带提举学事衔。州县一般不设专职官员，教育事务由州县官兼管。
宋朝在京师先后开设国子监学、太学、武学、律学、宗学、小学、医学、书算画学等。其中太学规模最大，最兴盛的徽宗时期学生多达三千八百人（其中三千人归太学属下的辟雍）。太学生分上舍生、内舍生、外舍生，待遇有区别。北宋灭亡，学校被毁。南宋与金议和后，恢复学校，重建太学。初时额定三百人，至宋宁宗时，增至一千七百人。宋仁宗时，太学设直讲十人，教授太学生。元丰改官制，直讲改名博士。武学博士二人，律学博士、律学正各一人。宋徽宗时，博士增至二十馀员。
国子监学学生须具备资格条件，讲究出身，所以人数较少，一般只有数十人。宋神宗元丰年间革新官制，确定国子监设博士十人，为监学教官，兼管太学教务。武学是宋仁宗庆历年间才开设的，专门培养军事人材。律学开设更迟，是宋神宗时开设的，专门培养法律人才，其中部分学生是在职官员。武学、律学在学人数一般也只有数十人。宗学是为宗室成员专设的，有时也称宫学。学生人数并不多，但教官人数却不少。宋英宗时，配备教官二十七人，比太学还多。
北宋初年没在地方设官学。除京师外，外地只有少数几个书院。其中白鹿洞书院是南唐官办的，入宋后有一段时期官方顾不上，后来接管，接管后又因经费无保障而停办。岳麓书院是由潭州地方官兴办的，因无制度保证，后来废弃了。还有嵩阳书院、茅山书院也是地方官兴办的，朝廷还拨赐了学田。只有应天书院是由私人创办的，后由官方接管，后又改为本府官学。宋真宗在位时期，有地方官在孔子故乡兖州建官学，这成为府州建学之开端。随后各重要州府陆续建官学，每次朝廷照例拨赐学田五顷。此后其他州郡陆续建学，州学逐渐普遍化。随着州学的发展，一些大的县开始建官学。宋神宗以后，特别是宋徽宗时期，县学增加。《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学校试》载：“（崇宁）三年，始定诸路增养县学弟子员，大县五十人，中县四十人，小县三十人。”
州县官学发展以后，书院不再见于记载，直到南宋孝宗时，一些担任地方官的新儒学代表人物开始复兴书院。他们说，在官学之外办书院的原因是，官学以入仕为目的，等于让学生追求富贵，坏了人心；书院以追求天理为宗旨，纯洁高尚，引人向上。书院数量迅速增加，最多时达数百所。但到了南宋后期，朝廷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官学、书院基本混同。
三宋代的教育开支
教育官员、教职员的俸禄开支数额是较大的。国子监、太学等学各处官员数十人，博士数十人，“宣和三年……合天下三百馀州，州尝有两教授者则为员阙且五百矣”。还有相当数量的兼职人员。这数以百计的官员、教职人员的俸禄总开支必是相当可观的，可惜当时人似未作过统计，故未留下这方面的统计数字。能找到统计数字的是太学开支。据记载，元丰二年“岁赐缗钱至二万五千”（《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学校试》）。这可能不包括教官的俸禄，其中相当部分是学生津贴。又据记载，当时监学、太学还有田租收入，然未见数额。据李心传记：南宋“时王㬇知临安府，括民间冒占白地钱，岁入十二万缗有奇，为太学养士之费”（《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三《太学养士最盛》）。除太学外，武学是较重要的。宋神宗熙宁五年时，“赐钱万缗充食本”，估计每年经费应不少于万贯。次年兴办律学，朝廷赐钱一万五千贯，依例付开封府检校库（一所官办当铺）放贷收息，作为经费。宋徽宗时兴办医学，也是拨钱五万贯，付开封府检校库放贷收息，作为经费。另外还令官营石炭场（煤铺）每年供给煤三万秤，用于医学师生取暖。
地方州县官学，主要经费来源是学田租，少部分来自官营房地产收入及其他地方杂收入。北宋乾兴元年（1022），给兖州学田百顷。这是见于记载中时间最早的给州县学拨学田的，其数额也是最多的。后来各州郡陆续建学，每次朝廷核准的同时，一般都拨赐田地，通常是五至十顷。宋神宗熙宁四年规定，有学官之州，学田增补至十顷，多者如故。又后建县学，也有学田。除朝廷拨给外，地方官也时时将无主或没收田产拨给官学。因而，有不少州郡官学的田产都超过十顷。例如，据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八《本朝兴崇府学》记，建康府（北宋时曾名升州，后曾名江宁府）府学，宋仁宗天圣七年建学，给田十顷。到南宋高宗绍兴年中，田产数增加了近一倍。“田在属邑募民耕者千九百十五亩，岁入其赋为米若豆与麦五百四十斛有奇。坊之得自酤者三区，岁入其课，为钱百八十万有奇，地之占府城得佃而居者八十有五所，岁入钱其租为钱六百七十五万有奇”。宋罗浚《宝庆四明志》卷二《郡志·学校》载，庆元府学共有学田如下：鄞县田2980亩，湖田70400亩，地83亩，河涂地213亩，水池一亩多，山11072亩。奉化县田413亩，地6亩，山189亩。慈溪县田607亩，山83亩。定海县田池地山共312亩。“右除本学旧业外，系累任守仇悆、秦棣、李景和、程准、程覃、齐硕、胡榘相继拨到没官物产，或辍钱买置昌国县石弄山砂岸。右皇子魏惠宪王奏请拨赐，令本学自择砂主。秀山砂岸，右拘入徐荣等物产”。“以上岁收白米七百四十七石八斗七升三合八勺，湖田糙米一千六百二石一斗五升九合，谷二千二百一十五石二斗七升九合九勺，河涂钱二百二十贯五百九十一文省陌，钱会中半，租地钱一百二十贯五百六十三文省陌，钱会中半。四明山租钱二百八十贯文省陌，钱三分，官会七分。石弄山砂岸租钱五千二百贯文省陌，钱二分半，官会七分半。秀山砂岸租钱二百贯文官会。东安乡屋钱日掠三十九文足陌”。一州府如此，全国总计数应相当可观。又同书卷二〇《昌国县志·学校》记，昌国县县学有“水田五百六十亩二角二十五步，山地屋基竹九百一十三亩一角四十三步，岁收米一百九十七石二斗，租钱三百二十七贯七百八十四文”。当然，昌国县县学收入或许是较多的，全宋县学情况各地差异较大，偏远穷困地区或许根本就没有县学。宋朝对州县官学开支数额没有统一规定，学田数额各地有多有少，就同一州县而言，田租、拨款都时有增减，所以，我们难以准确估算全宋州县官学总收支数。南宋中后期书院开支应有相当数量。南宋时期的书院开支实际上由地方官府筹集，一般也仿效地方官学，先投资置办田产，再以地租作为书院费用。例如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后，据明嘉靖《白鹿洞志》卷一七《洞学田记》：“淳熙七年，文公始置学田，有谷源、卧龙等庄，共田八百七拾亩。淳熙十年，〔知军〕朱端章没入寺田七百亩。嘉定辛巳，〔知军〕黄桂置西源庄计田三百亩。咸淳间，〔知军〕刘傅汉增置贡士庄。”可知有四任南康军分别为书院置买了田产，总数近二十顷，这是白鹿洞书院经费的主要来源。据宋人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九《儒学志二·建明道书院》记，建康府明道书院是南宋时因纪念程而建的，为了解决经费，“帅府累政拨到田产四千九百八亩三角三十步。岁入米一千二百六十九石有奇，稻三千六百六十二斤，菽麦一百一十馀石，折租钱一百一十贯七百文”。此外，本府又拨给白地房廊钱、赡士支遣钱以及芦柴等实物。据南宋后期人高斯得《耻堂存稿》卷四《公安南阳二书院记》述：江陵府公安、南阳二书院是主要为川蜀地区避乱逃到湖北的学生建立的。“故制置使、少保孟公珙肃矜之，各即其所，聚而筑室以教育焉。在公安者即名曰公安书院，实维寇祠旧址。在武昌者曰南阳书院，则取武侯躬耕之地以名。公安以馆蜀产，南阳以舍襄人。既又告于圣天子，请揭之奎画，以宠多士而许焉。公安凡六十楹，田租岁入二千石有奇，山泽间架之利为钱二百万，养士百有二十人。南阳馀六十楹，田租岁入六千石有奇，山泽渔征之利为钱四百万，养士百有四十人”。这些事例表明，书院一般都是由地方官府出资兴办的，官方都拨给书院田产，用田租作为经费主要来源。南宋中后期，书院数量大增，时人周密讲：“其为太守，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立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语录。然后号为贤者，则可以钓声名，致膴仕。”（《癸辛杂识》续集卷下《道学》）由于书院兴废不稳定，又是地方筹资，取财渠道多样，所以，未见有人统计过这些书院开支的总数，很难作精确的统计。
综前所述，宋朝财政教育开支的显著特色是货币开支的数额相对较少，而实物（田租粮米）部分所占比重较大。而且作为教育开支很大一部分来源的田租、房租等，都不输送国家仓库，因有别于一般赋税，故通常往往不纳入财政总收支数，而是单独另外核算。宋代缠足又叫“札脚”“缚脚”，北宋“熙宁、元丰以前，人犹为者少”(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中华书局，1959，127页)。太平老人《袖中锦》记章惇语“近世有古所不及者三事：洛花、建茶、妇人脚”（中华书局，1985，3页），将缠过的小脚与极富盛名的洛阳牡丹、建州茶叶并称，可见神宗、哲宗两朝缠足已成一种人所赞赏的“高端”时尚追求（当然流行程度尚未广泛）。徽宗“宣和末，女子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错到底’”（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华书局，1979，40页），这种鞋即缠足女性所穿的弓鞋，较为流行；同时还有了“瘦金莲方”，可以推知缠足行为在北宋末年有进一步扩散的趋势。
到南宋时，缠足者更多。《湖海新闻夷坚续志》载宁宗时有一男子名王千一，其父自幼将他“假妆女子，与之穿耳、缠足，搽画一如女子”（《前集》卷一），要将儿子打扮得像女性，当然要照着“标准女性”依样画葫芦，除了“搽画”，还要“穿耳、缠足”。王父心中的“标准女性”形象显然就是其眼中所见的普通女性形象。成书于度宗咸淳十年的《梦粱录》记杭州西湖上“专载贾客、妓女”等人的小船名为“小脚船”（中华书局，1985，107页），以小脚喻船，则妇女裹缠之小脚必为人所习知。从文物考古材料看，南宋末期佚名画家所作《杂剧图》中的两位女演员、《搜山图》中的女性形象都穿着弓鞋，是缠足女性；南宋江西德安周氏墓、福州黄升墓、江苏高淳无名氏墓墓主也都是缠足女性。与文献互证，也可说明南宋之世缠足已较为普遍。
南宋时缠足已自儿童时期开始。南宋前期陈亮在给朱熹的信中说：“某顽钝只如此，日逐且与后生寻行数墨，正如三四十岁丑女，更欲扎腰缚脚，不独可笑，亦良苦也。”（《陈亮集》卷二八《壬寅答朱元晦秘书》，中华书局，1987，332页）“更欲”二字清楚表明当时缠足必自少小时起。南宋末年车若水“小儿未四五岁，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苦，缠得小来，不知何用”（《脚气集》，中华书局，1991，11页）语亦可佐证——这也是历史上最早的反对缠足的呼声。缠足时间提前必然对天足造成更大的伤害，但即使到南宋晚期，宋代妇女缠足的目的仍在于弓、窄而未过分求其“小”（当然，求弓、窄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小”的效果），因此尚未过分影响缠足女性的行动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