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极人臣
元稹之姓本非汉姓，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鲜卑族拓跋氏为元氏，故元稹自称洛阳人。大历十四年（779）二月，元稹出生于长安靖安坊一座破败的老宅中。这座宅子是元稹六代祖元岩留下来的。元岩在隋代曾官兵部尚书，进爵平昌（一作昌平）郡公，是元稹之前隋唐两代元氏祖先中为官最大者，因此，元岩留下来的这座宅子，就成了元家辉煌时代的见证。到元稹父亲元宽这一代，官做得小，死得又比较早，没有留下多少积蓄，而其时“积未成童，稹生八岁”（元稹《告赠皇考皇妣文》），元家经济之拮据可想而知。元家没有了经济来源，而“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无奈之下，曾一度考虑把这座祖宅卖掉，以度过那段倍感艰难的时光。但元稹同父异母的哥哥元秬不同意，宅子最后保留了下来。万般无奈之下，元稹的母亲带着未成年的元积、元稹远走凤翔，投靠她的娘家人去了。大约七八年之后，参加礼部明经科考试的元稹，才再次回到长安。
元稹《诲侄等书》说：“忆得初读书时，感慈旨一言之叹，遂志于学。”元稹母亲的那一声叹息，很可能是感慨元家的衰落与窘迫。曾经的辉煌与眼前的寥落，应该是元稹日后矢志于学并积极进取的无穷动力。也许是太急于入仕以改变目前惨淡的现实了，元稹没有选择及第难度较大但更有利于仕进的进士科，而是选择了难度小很多的明经科，并于贞元十年（794）十五岁时以明两经及第。在中唐时期，无论进士及第还是明经入仕，都只是候补官吏，都要有一段守选时间，守选过后才有可能正式为官，所以元稹的首任官职是贞元十九年（803）平判科及第后出任的秘书省校书郎。秘书省校书郎属中央直属机关的官员，工作清闲，升迁机会较多，“为文士起家之良选”（《通典·秘书监》），元稹自然非常满意。
校书郎三年任满之后，元稹又参加了制举考试。制举试是皇帝下诏甚或亲临主持以选拔非常之才的特殊科目，登第者往往被授予清要之官，所以，元和元年（806）及第后元稹被授予左拾遗，很快又升迁级别虽不高但权力却不小的监察御史。虽然，在这段时间里，元稹曾被贬河南尉，但由于母亲去世，元稹基本没有到任，对其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进入仕途的元稹春风得意，不但获任美差，而且结婚高门。元稹妻子韦丛出身京兆韦氏，门第之高自不待言；元稹岳父韦夏卿在元韦结婚前后，曾官京兆尹、太子宾客等，官高位尊。对于中国古代文人来说，人生之大事莫过于婚与宦。到目前为止，元稹的婚与宦都是让他非常满意的。
但元稹做事雷厉风行，执法无禁区，其仕途注定不会一帆风顺。自元和四年（809）被赶出长安、元和五年被贬江陵士曹参军，历通州司马、虢州长史，大约十年之后，才得以再次回到长安。元和十五年（820），唐穆宗继位，元稹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二个辉煌阶段。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元稹从一个刚脱离谪籍的小官员，荣登仕宦的顶峰—宰相，这样的荣光几人能有？因此，元稹多次在诗文中表达对唐穆宗的感激之意。然而，当他人生极度灿烂之时，猜忌、愤疾也如影随形。在政治对手的排挤之下，大约三个半月的时间，元稹就罢相，并被赶出京城，其在相位时间之短，也实属罕见。此后，辗转同州刺史、浙东观察使、武昌节度使，飘零地方再次成了元稹人生之常态。虽然大和三年（829）岁末曾入京为尚书左丞，但脚不旋踵即授武昌节度使，入京离京之快也是少有人能比的。纵观元稹一生，虽曾位极人臣，但一生被排斥在外约二十年，而在朝时间不到八年，在相位仅三个月，人生起伏之大，命运多舛之甚，实属不多见。“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则坎而不偶，谪瘴乡凡十年，发斑白而来归；次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又龃龉而不安，居相位仅三月，席不暖而罢去。通介进退，卒不获心”，只有“执友居易，独知其心”（白居易《元稹墓志铭》）。读懂白居易的这几句话，就大致能读懂元稹一生之大半了。
二雷厉风行
最懂元稹的人，当然莫过于白居易。白居易说：“观其述作编纂之旨，岂止于文章刀笔哉？实有心在于安人活国，致君尧舜，致身伊皋耳。”（《元稹墓志铭》）虽然，中国古代文人的梦想都是“为王者师”，辅佐君主实现天下大治，但心性不同，表现自然各有差异。元稹是一个特别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是一个坚定执着、百折不挠的人，不像有些文人，一旦遭遇坎坷，便调头转向，进行心理的自我调适，进入万物皆备于我的自足境界—“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虽然元稹在遭遇人生打击之后，也曾写过“酒熟哺糟学渔父，饭来开口似神鸦”（《放言》之一），写过“睡到日西无一事，月储三万买教闲”（《通州》），但这正如咽下苦涩而强作笑脸一样，表面的旷达正隐含着一颗正话反说的愤懑之心，远未达到完全放下济世之志之后虚淡静默、云生云灭的澄明境界。曾自言“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怀”（《叙诗寄乐天书》）的元稹，只要有机会或手中有权，就会奋发凌厉，干出一番事业，其工作效率之高，实不多见。
元稹第一次大有作为是任职监察御史之时。元和四年（809）二月，元稹授任监察御史。三月，以监察御史充剑南东川详覆使。唐制，监察御史正八品上，“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唐六典·御史台》），其品阶虽低，职务则剧，权限则大，而其迁转亦速。元稹三月从长安出发，约六月回到长安，历时约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里，元稹要越过险峻的秦岭与大巴山，到达“二千九十里”（《旧唐书·地理志四》）外的梓州，并原路返回长安。在唐代的交通条件下，往返一次花费三个月毫不稀奇，而元稹还要处理大量的公务，时间当然更为紧张。元稹此行处理的公务主要有：查实已故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擅自“籍没”辖区内官吏、百姓等庄宅与奴婢，查实严砺擅自于两税外加征百姓钱、米及草，查实山南西道于两税外加配管内州府钱及草。这些案件涉及对象很多，案情比较复杂，但元稹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元稹回到长安，举奏不法行为，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已死，七州刺史皆责罚；山南西道观察使“罚一月俸，刺史各罚一季俸”。元稹大刀阔斧地惩治不法，“名动三川”，当地百姓“多以公姓字名其子”（白居易《元稹志》），而“天下方镇，皆怒元稹守官”（《旧唐书·白居易传》）。
元稹动了一些官僚的“奶酪”，同一利益集团的人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元稹回到长安，喘息未定，即被赶出京城，以监察御史分司东台。高宗、武则天及玄宗初年恒居洛阳，原长安百司亦皆随皇帝东迁。玄宗及以后诸帝定居长安，百司自然亦皆回迁，但在洛阳保留着御史台等机构的一些架子。分司就意味着靠边儿站，但元稹却没吸取教训从此收手。“天子久不在都，都下多不法者”（元稹《叙奏》），于是，“性锋锐，见事风生”的元稹，在洛阳大约八个月，就处置了十馀件较为重大的案情，从礼制上之禁忌到中央对地方之失控，从宦官权力之膨胀到赋役制度之破坏，从官员决策之失误到滥用行政职权等，涉及面极广。在元稹处置的这些案件中，对其仕宦有直接重大影响者，一是河南县尉擅自离职从军，一是武宁军节度使王绍违敕传送监军使孟升进灵柩。处理后一件事，获罪于宦官，遭报复恐难避免；处理前一件事，“忤宰相职”，他人落井下石已是必然。于是，就有了元和五年的被解职罚俸、被贬江陵士曹参军的经历。
元稹的第二次大有作为是大和三年（829）年底至大和四年（830）年初。大和三年九月，元稹被征为尚书左丞。唐初虚设尚书令，开元之后仆射亦成名誉性虚衔，尚书省政务实际由尚书左、右丞主持，实权反在名义长官仆射之上。尚书左丞正四品上，监督稽查吏部、户部、礼部十二司事务，国家最高命令经门下省审查后，也得经过左、右丞复审，有一定的否决诏敕的权力。由于妻子裴淑生子，耽误了一些时间，元稹岁末才到达长安。据新旧《唐书》本传载，元稹上任后大肆整肃纲纪，大约在一个月内，就罢免不称职而引起公愤的下属七人。正是由于整肃官纪，获罪于人，大和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元稹旋即被任命为武昌节度使，再度被赶出京城。任职一月就被罢免，这无疑是非常少见的。晚唐范摅《云溪友议》载，诏命下达时，元稹妻子裴淑闻讯恸哭，感慨入京之后，“亲情半未相见”，即又远走他乡。元稹无奈，只有写诗安慰妻子。
三爱情婚姻
元稹一生娶了两位妻子和一位妾。第一任妻子是名门闺秀韦丛，与元稹一起生活了大约七年时间，“实生五子，一女之存”（韩愈《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第二任妻子是大户出身的裴淑，元和十年（815）在涪州与元稹结婚，陪伴元稹到逝世，生育子女四人，似俱未成年；妾安仙嫔是元和六年元稹被贬江陵士曹参军期间“买”的，不知何出，元和九年卒，与元稹一起生活了大约三年时间，生育二女一子，俱夭折。娶妻也好，“买”妾也罢，都是合乎当时伦理要求的。韦丛三年丧期未满，元稹即续弦安氏，有人因此指责元稹薄情，并违背当时的婚姻伦理。其实，古代男性丧妻之后，三年内确实不能再娶，但那只是指不能娶妻，不包括纳妾。妾同买卖，不是娶的，不在禁止之列。比如，韦丛出生不满月，母亲裴氏即辞世，当此之时，“女抱子幼”，父亲韦夏卿不能娶妻，而子女需有人抚养，自己的生活亦需有人照料，于是武威段氏就以妾的身份来到了韦家（参元稹《唐左千牛韦佩母段氏墓志铭》）。
对于中国古代文人来说，爱情总在婚姻外，这一点儿也不稀奇，而是极为普遍的事实。因为合法的婚姻，往往排斥双方当事人的自由选择，往往让感情之外的现实考虑渗透其中。而且，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中，跟着情感走，任性而为，是之谓“淫”，被视为祸国败家的根本，而用礼教节情制欲，才是值得肯定的作为。因此，婚内感情往往既不纯洁也不真挚，既不浓烈也不缠绵，而真正的爱情却往往滋生于与婚姻无关的浪漫故事中。与白居易一样，元稹在正式入仕之前，也有过一段让他刻骨铭心的恋爱经历。这次恋爱发生在贞元十六年（800）守选期间，地点是河中府，后来元稹用自传性小说《莺莺传》记录下自己感情的发展历程。故事开始之时，张生“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但见到崔莺莺之后，礼教的藩篱被抛到九霄之外，开始了一场对“走私”的自由恋情的热烈追求。但是，张生的理智告诉他，放纵情感的后果是严重的，追求自由恋情是违礼的。于是，从河中府来到“首善之区”的长安后，反思自己，节情制欲，回到“以礼自守”的人生原点，就是张生的自然且必然的选择。《水浒传》中的宋江从体制内出走梁山，但他认为体制内的路才是正确的人生之路，因此，当朝廷既往不咎招安他的时候，他心甘情愿地回到了体制内。张生与宋江不同的只是，一是为情所牵主动“出走”，一是为事所累被动“出走”。当一个人不能完全肯定自己所走之路的正当性或合法性时，不管他走多远，日后的悔过自新，回归“正途”，都是自然且必然的归宿。张生没有让非礼法的感情泛滥到失控地步，及时回到以礼自守之路上来，所以，“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莺莺传》就是元稹的忏悔录或悔过书。
虽然悔过，但元稹又确实难于忘情。与“崔莺莺”分手之后，元稹写了不少“艳诗”，表达自己对那一段感情的难以释怀。既写艳诗又写悼亡诗的元稹，让读者一时难以明白他到底对哪个女人是真感情。其实，元稹对韦丛之死确实挺伤情的，但对韦丛的感情只是感激与愧疚，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因为韦家比元家门第高，比元家富有且有权势，韦丛是“谢公最小偏怜女”（元稹《遣悲怀三首》之一），出嫁前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而嫁到元家之后，“落叶添薪仰古槐”，过的是比较贫寒的生活。所以，对于韦丛的下嫁，对于韦丛的勤俭持家与无怨无悔，对于许诺韦丛将来会有好日子而韦丛没等到那一天即离他而去，元稹充满了感激与愧疚。正是这感激与愧疚，让元稹写下了一系列颇能触动读者“泪点”的悼亡诗。但“崔莺莺”的美艳、多才与风情万种，才是让元稹真正动情的地方，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在“崔莺莺”这一边儿。
后人对元稹的指责，用情不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有文献记载，元稹在婚姻存续期内偷腥，与一代名妓薛涛关系暧昧。有关元、薛关系的最早记载，见于晚唐范摅《云溪友议》：“安人元相国，应制科之选，历天禄畿尉，则闻西蜀乐籍有薛涛者，能篇咏，饶词辩，常悄悒于怀抱也。及为监察，求使剑门，以御史推鞫，难得见焉。及就除拾遗，府公严司空绶知微之之欲，每遣薛氏往焉……”但这段记载实在荒诞不经。第一，“安人（仁）元相国”“历天禄畿尉”者非元稹而为元载，此有《旧唐书·元载传》可证。第二，元稹出使东川的目的地是梓州，而薛涛却在成都，两者原不相谋。而且，严绶当时亦不在成都。第三，元稹元和元年（806）四月除左拾遗，九月即罢任，至四年二月方除监察御史，而非先除监察御史，再除拾遗。元稹为拾遗在长安，薛涛在成都，千里相隔，如何能多次会面？第四，据卞孝萱先生考订，薛涛比元稹大十九岁，元、薛恋爱之事不大可能。余嘉锡先生谓“摅生于晚唐，以处士放浪山水，仰屋著书，不能常与中朝士大夫相接，故所记……不免草野传闻，近于街谈巷语”（《四库提要辨正》），是矣。
四升迁迷案
元稹仕途升迁最快的时期，是元和十五年（820）二月至长庆二年（822）六月。在这大约两年半的时间里，元稹从一个刚刚脱离谪籍回到朝中的膳部员外郎，经由“祠曹员外试知制诰”、祠部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工部侍郎，最终升迁至宰相。元稹的升迁为什么能如此之快？新旧《唐书》《唐会要》等史书几乎众口一词，都说元稹走了宦官的门路，如《旧唐书·元稹传》云：“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诗什讽诵之。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辞》等百馀篇奏御，穆宗大悦，问稹安在？对曰：‘今为南宫散郎。’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然而，这个记载却有不小的疑问：第一，元稹迁祠部郎中、知制诰在元和十五年（820）五月，不在长庆初。第二，崔潭峻为参与谋害唐宪宗的元和逆党中坚分子，其归朝在元和年间，不在长庆初。第三，元稹元和十五年二月迁“祠曹员外试知制诰”，五月迁祠部郎中、知制诰，由试用期转正，是比较正常的升迁，为何非得借助崔潭峻的力量？
不仅《旧唐书·元稹传》，《唐会要》等记载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不但如此，即使史书记载不存在疑问，仍有让读者疑惑之处。第一，宦官崔潭峻、魏弘简、王守澄同为元和逆党中坚分子，牛党李逢吉与王守澄等交结，而与元稹水火不容，元稹如何能依靠崔潭峻等人的力量？敬宗及文宗大和朝，王守澄等气焰熏天，而元稹则谪居浙东七年；大和三年末（829）元稹入朝为尚书左丞，四年正月旋又出镇武昌，何曾借力升迁？第二，《旧唐书》说元稹迁官靠的是崔潭峻，《唐会要》却说靠的是魏弘简，那么，到底靠的是谁？谎言的一大特征就是自相矛盾。第三，根据史学大家岑仲勉先生说法，中晚唐史料多由牛党骨干分子秉笔，记载元稹事迹的《穆宗实录》《唐会要》（德宗至宣宗大中七年部分）的编写班子，基本都是牛党骨干。尤其是《唐会要》成书之时，唐宣宗否定穆、敬、文、武四朝政治，李党遭遇重大打击，政治气候对李党极为不利，而元稹与李党领袖与骨干的李德裕、李绅关系都比较密切，这些出自牛党骨干之手的史料如何能对元稹平心下笔？
细绎文献不难发现，元稹升迁确实走的不是正常的渠道：不由宰相之门，而靠结私恩于唐穆宗，“命由中出”，这一点儿元稹多次形诸笔墨。《谢恩赐告身衣服并借马状》云：“去年陛下擢自郎吏，命掌书词，非因宰相奏论，特是圣慈超授。”《同州刺史谢上表》亦云：“不料陛下天听过卑，知臣薄艺，朱书授臣制诰，延英召臣赐绯。宰相恶臣不出其门，由是百万侵毁。”穆宗做太子时就欣赏元稹的才艺，登基之后飞速提拔元稹，让元稹感激涕零，因此元稹以为，只要有穆宗在，自己即使受点儿委屈，被排挤出长安，日后也一定有东山再起的希望。可是，穆宗年寿不永，长庆四年（824）即驾鹤西去，在越州得知消息的元稹写了两首诗（《题长庆四年历日尾》《长庆历》），表达自己的灰心至极。升迁不由宰相，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大中十一年条”载，唐宣宗欲以京兆尹韦澳判户部，韦澳推辞，回到家里，其甥知道之后颇不以为然，韦澳说：“主上不与宰辅佥议，私欲用我，人必谓我以他
歧得之，何以自明？”所谓“以他歧得之”，即走宦官门路得之。韦澳因担心难以自明因而不敢接受，元稹毫不迟疑接受因而难以自明。元稹的超资历被提拔与“非因宰相奏论”，给许多人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于是，元稹结交宦官以求仕途升迁的传说也就产生了。
由于时间的推移尘封了一部分历史真相，由于心灵的隔膜让不同时空的灵魂在信息传递时出现了“乱码”，在仕途上投机，在感情上始乱终弃，就成了元稹人品上最醒目的标签。而随着历史的展开，文人的道德激愤越来越漫过理性的学术分析，明清时期对元稹品格的鄙视日益变本加厉。而当我们不囿成见，直面真相，试图理解研究对象之时，就会发现原来是另外一番风景。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