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世与生平
狄姓出自姬姓，周成王把他的同母弟孝伯封于狄城（今甘肃临洮），以地为氏，孝伯遂成为狄姓的最早始祖。此后，狄氏宗族世代居于天水（今甘肃通渭西），大约在北朝时移居于并州，具体地点应在阳曲县狄村。唐代的阳曲县城位于今太原市北约十五公里。在狄仁杰之父狄知逊时，其家族迁到了河阳，具体位置在今河南孟津翟泉村北，这里有狄氏家族的祖茔，现存有五六座大冢与两通唐碑。狄仁杰的主要政治生涯是在武则天时期度过的，武则天以洛阳为政治中心，号称“神都”，故在洛阳也有狄仁杰的住宅，位于尚贤坊内。狄氏家族在河南一带生活的人很多，这里可以说是他们的第二故乡。
狄仁杰是通过明经考试入仕的，时间约在唐高宗显庆（656-661)中。其首任之官是汴州（治今河南开封）判佐，从七品下。判佐又称判司，是对诸曹参军事的统称，分掌本州各种具体行政事务。狄仁杰到底充任的是哪一曹参军事，史书缺载，不得而知。在此任上，他得到了工部尚书、河南道黜陟使阎立本的赏识，上奏唐高宗，推荐他任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西南）都督府法曹参军，正七品上，主管司法刑狱之事。
上元二年（675），狄仁杰四十六岁，调入长安任大理寺丞，从六品上，掌管本寺日常事务，并负责审判断罪之事。狄仁杰在此任上做出了突出成绩，高宗遂任其为侍御史。侍御史与大理丞虽然都是从六品的官员，但前者却是所谓清要之官，掌纠弹百官，权任颇重。此后，他还任过度支郎中、宁州刺史、冬官侍郎、江南道巡抚大使、文昌右丞、豫州刺史、复州刺史、洛州司马等职。
武则天天授二年（691），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当了宰相，这时他已经六十二岁了。这一时期，武则天为了巩固统治，大兴告密之风，任用酷吏，以铲除政敌。狄仁杰拜相不足半年，就被酷吏诬告谋反而抓捕入狱。后因缺乏证据，加之众臣营救，遂被无罪释放。
狄仁杰出狱后被贬为彭泽（今江西彭泽东北）县令，在这里前后四年。万岁通天元年（696），升任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刺史。一年后，调任河北安抚使，接着又任幽州（治今北京西南）都督。神功元年（697）闰十月，入朝任鸾台侍郎、同平章事，这是其第二次拜相，时年六十八岁。圣历元年（698）八月，兼纳言。九月，以宰相身份任河北道行军元帅，率大军击突厥。突厥退军后，他又任河北道安抚大使，以稳定河北动荡的局势。久视元年（700）正月，任内史（即中书令的改名，为宰相之一）。同年九月病死，终年七十一岁。这个时间出自多种史籍记载，但可能存在错误，因为千唐志斋收藏的《大周故袁府君墓志铭》为狄仁杰所撰，其中明确记载墓主与夫人葬于久视元年十月廿八日，既如此，则狄仁杰就不可能死于此年九月，而应该死于十月之后的某时。
二辉煌的业绩
狄仁杰之所以为后世敬仰，是因为一生做出了不凡的业绩，对民众、社会、国家贡献颇大。其主要业绩反映在如下方面：
其一，关心民众，重视生产。狄仁杰曾数次担任过地方官，从刺史到县令，所到之处莫不关心百姓疾苦，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稳定地方秩序，努力为百姓营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他任宁州（治今甘肃宁县）刺史时，针对当地民族矛盾突出的情况，采取了“抚和戎夏”的政策，稳定了社会秩序。与此同时，他还革除积弊，严禁官吏扰民，注重发展生产，减轻百姓赋役负担，当地人民立碑镌文，以颂其德。贬任彭泽县令时，当地自春至夏，未降雨水，发生了多年未见的大旱灾。百姓无法插秧，靠食野菜草根度日，多有饥饿而死者。狄仁杰心急如焚，他一面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一面督促百姓生产自救，又上奏朝廷请求免去彭泽等九县百姓全年的租税，使百姓有一个喘息的机会。灾后又采取措施，发展生产，贮粮防灾。百姓们为感谢狄仁杰的大恩，自发地行动起来，为他建造了生祠。
狄仁杰任魏州刺史时，当时正处在与契丹交战之际，河北诸州官员皆动员百姓修城挖壕，修造战具，不仅荒废了生产，还搞得人心惶惶。狄仁杰到任后，认为敌军尚远，遂将百姓放归田里从事生产，同时又暗中加强战备，训练士卒。战后，河北诸州大都残破不堪，百姓不是死于战乱，就是逃往他乡。而魏州在狄仁杰治理下，农业丰收，百姓安居，赋役较轻，社会稳定，战争期间从魏州调发了不少军资粮草，却没有加重百姓的负担。他在魏州仅仅一年，当朝廷将他调任外地时，当地百姓奔走相告，泣涕彷徨，奔赴洛阳，请求狄仁杰留任，当无法阻止时，州人共同出资，为狄仁杰又兴修了一座生祠。
其二，善抚百姓，珍惜生命。垂拱四年（688）九月，狄仁杰被任为豫州（治今河南汝南）刺史。这时官军刚刚镇压了唐朝宗室越王李贞的叛乱，当地官员奉命搜捕李贞党羽，已捕获了五千馀人，牵连欲治罪的达六七百家。为了监督办案，武则天还派来了司刑使督促办案。狄仁杰认为李贞党羽的骨干分子已经伏法，捕获的这些人大都是胁迫无奈而参与起兵的，如果全部处死，不免失之于冤滥。于是他一面请司刑使暂缓行刑，一面密奏武则天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促使武则天下令将这些人由死罪改为流刑。当时狄仁杰思想压力很大，担心蒙受为叛逆者开脱的罪名，几次毁去修成的表章，但最终还是痛下决心，置个人安危不顾，呈上了这道密表。此时朝廷大军尚未撤离，将士们自以为征战有功，横行霸道，桀骜不驯，向当地官府要钱要物。豫州刚刚经过战争的破坏，府库空虚，狄仁杰爱民心切，不愿向百姓伸手，加征赋税，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官军统帅宰相张光辅十分恼怒，对狄仁杰痛加训斥。狄仁杰出于爱民之心，毫不示弱，指责张光辅草菅人命，纵容将士抢掠百姓，杀死归降者，冒充军功。张光辅对狄仁杰恨之入骨，回朝后向武则天进谗，致使狄仁杰就任仅仅一个月，就被贬到偏远落后的复州（治今湖北沔阳西南）任刺史去了。
官军长期与契丹、突厥在河北作战，致使百姓流离失所，农田荒芜，村落残破，一派萧条景象。战后，朝廷任命狄仁杰为河北安抚使，与武懿宗、娄师德等人分头巡抚各地，恢复生产，安抚百姓。武懿宗是武则天的堂侄，封河内王，在战争中，曾任一路官军的统帅，遇敌闻风而逃。但在屠杀百姓时却毫不手软，凡百姓有被掳掠或胁迫北去的，返回本乡后，均被武懿宗视为叛逆，全部诛杀，且杀人手段异常残酷，往往把活人开膛破肚，挖取心胆。他还上奏武则天，要求把河北百姓被敌裹胁者全族诛杀，因人反对而未得逞。狄仁杰也上奏朝廷，却要求赦免河北诸州之人，一切不问。他动员逃亡百姓尽快返乡归业，对于曾被敌军驱掠过的百姓，命令官吏和军队护送回乡；由于生产荒废，百姓缺粮，他一面加紧从外地调运粮食，赈济百姓，一面催促官军尽快撤出河北，以减轻百姓供军的负担；他还整顿军纪，严禁兵士抢掠百姓，犯者必斩。经过狄仁杰的精心整顿，河北一带紧张的社会局势渐趋平稳，百姓纷纷回归故里，社会生产得以恢复。狄仁杰的作为与武懿宗的残暴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其三，摧毁淫祠，移风易俗。垂拱四年（688）六月，武则天任命狄仁杰为江南道巡抚大使，这期间他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受到了有识之士的普遍赞扬。江南神灵崇拜的风气自古以来就非常浓厚，祠堂、庙宇之多远远超过北方地区，所造成的社会弊病也是比较严重的。这种普遍的神灵崇拜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崇拜的对象也是繁多而复杂的，有山川、风雨、雷电、日月、星辰、树神、果神、瓜神、花神、茶神、酒神等。不少历史人物在江南也被尊为神灵，至于宗教中的各种神佛，更是人们敬奉礼拜的对象。祠庙之多，一乡一里必有之，不仅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有人还借此妄言祸福，蛊惑民心，骗取钱财，弊端甚多。狄仁杰深感如不扫除这些陋俗，既不利于民风的改变，也不利于吏治的整顿。他不是简单地下令焚毁一切祠庙，而是有所选择，除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子胥四种庙外，其馀大部分祠庙全都予以焚毁，共毁去一千七百馀所。而保留的这些祠庙或为中华民族的祖先，或为吴人祖先，或为忠义之士。据载在摧毁项羽庙时，当地人皆不敢前去。狄仁杰知道后十分愤怒，于是撰写了一篇檄文，以正告项羽及其将校，然后命人拆毁项羽庙，竟然十分顺利。这篇名为《檄告西楚霸王文》的檄文，收入唐人张鷟的《朝野佥载》，《全唐文》亦有收录。狄仁杰此举，获得了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的高度赞扬，认为可以与日月争辉，并认为这是他的不畏鬼神、反对迷信思想的体现。在狄仁杰之后，韩愈、柳宗元、李德裕等人都有过类似的举动，但都没有狄仁杰此举影响深远，原因就在于他是开风气之先者。
其四，慧眼识才，为国荐贤。作为宰相，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识才荐贤，他不以个人好恶为标准，而是以“薄才华，重才实”为标准，即不重文辞而重实际才干。根据史籍记载，被狄仁杰举荐的人有姚崇、张柬之、桓彦范、敬晖、袁恕己、崔玄、窦怀贞等，史籍记载说有数十人之多。这些人除窦怀贞外，皆在历史上有所建树，如姚崇是促成开元盛世的大唐名相，张、桓、敬、袁、崔等人后来发动神龙政变，恢复了李唐皇室的地位。狄仁杰荐贤还有不少故事，有一次武则天命宰相推荐尚书郎，狄仁杰推荐自己的儿子狄光嗣，被任命为地官员外郎，莅职以来颇为称职，武则天十分高兴，认为他有荐贤不避亲的古风。他推荐张柬之后，被任命为洛州司马。过了一段时间，则天又要他荐贤，他仍然推荐张柬之，武则天说已经任用了，狄仁杰说我是将他作为宰相推荐的，武则天只好升任其为秋官侍郎，后来终于拜了相。
其五，迎归庐陵，匡复唐室。这是狄仁杰被视为千古名臣的主要原因。武则天建立大周政权后，由于是女皇帝，所以在继承人问题上出现了难以解决的矛盾。以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当初建立大周又所为何来？以武氏子侄为继承人，阻力太大，且武氏子侄中也很难找出一位深孚众望者。以狄仁杰为首的一批臣僚坚决主张迎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反对以武氏子侄为储君。经过了长期的斗争，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说服了武则天，把李显从被贬地房州（治今湖北房县）召回洛阳，重新立为太子。由于此举奠定了中宗李显复辟的基础，加之发动政变的张柬之等人为狄仁杰所推荐，所以千古以来均将其视为唐祚中兴的功臣。
三形象的嬗变
狄仁杰去世后不久，就出现了以其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历经千馀年而长盛不衰。在唐宋元明清等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以狄仁杰为题材的作品问世，直至今日，仍被作为影视题材而加以演绎，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在唐代的传奇小说中，有关狄仁杰的作品不少，大体可分为四类情况：一是反映他任地方官时，为百姓爱戴与敬仰的故事。二是其不畏鬼神、焚毁淫祠的故事。三是有关宿命论题材的故事。四是有关狄仁杰后世子孙的传奇故事。这些故事的社会背景大多都是真实的，人物也是真实的，只是故事是虚构的。如《广异记》记载，狄仁杰任宁州刺史时，因刺史旧宅闹鬼，衙吏安排其另住他所，被拒绝。后经狄仁杰妥善处理，终于消除了鬼患。还有故事说雷公被树夹住，无法脱身，众人畏惧不敢靠近，只有狄仁杰不惧，终于解救雷公脱险。可以明显地看出，唐传奇中的狄仁杰形象与现实中的形象并不相悖，由于文学手法的运用，使狄仁杰的性格更加鲜明，形象更为完美。
宋元时期有关狄仁杰的文学作品主要有话本小说《梁公九谏》与杂剧《风雪狄仁杰》，前者为宋人作品，后者为元代著名戏曲家关汉卿创作，已经亡佚，详情不得而知。《梁公九谏》讲述了狄仁杰九次向武则天进谏，要求迎归庐陵王，并立为太子的故事，是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运用文学手段歌颂其忠君爱国、刚正不阿的精神，属于早期讲史小说一类。此类作品社会背景大都真实，所涉及的人物也都实有其人，只是具体情节方面为虚构。客观地看，这部作品存在着情节简单、人物形象呆板、文学语言不够丰富的缺点，故影响不是很大。但尽管存在这些不足，还是对扩大狄仁杰的社会影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明代有关狄仁杰的文学作品主要有：冯梦龙《情史》收有《集翠裘》一则，其编辑的《智囊全集》收有狄仁杰故事四则，何良俊《何氏语林》收录其故事三则。此外，罗贯中《隋唐两朝志传》《三遂平妖传》，钟惺编《绣像薛家将平西演传》，周清原《西湖二集》，王世贞《艳异编》等小说，也或多或少有狄仁杰的故事。由于这些作品的情节没有超出唐人传奇小说的范围，新意明显不足，就不多说了。
明人作品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金怀玉辑的南戏《狄梁公返周望云忠孝记》，共计38出，从狄仁杰的家世写起，包括其参加科举考试，做官时为民除害，巡抚江南摧毁淫祠，反对武氏权贵，力谏武则天迎归庐陵王，中宗复位，辞官返家归隐林下等，将狄仁杰的生平作了一个完整的交待。这部作品算不上明代戏曲中的上乘之作，与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等名作不可同日而语，在思想方面拘泥于“忠”“孝”，在人物感情方面处理也比较简单，从而影响了整部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但是也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比如一些曲子抒情与写景俱佳，在语言上更多地采用口语，极少使用四六句，显得比较自由活泼；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比以前的历代作品还是有了很大的提升。这是明人对狄仁杰尊崇和敬仰的表现，也是努力塑造狄仁杰艺术形象的大胆尝试，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清代小说中有狄仁杰事迹的主要有：褚人获《隋唐演义》、不寄生《武则天外史》、如莲居士《薛刚反唐》、无名氏《绿牡丹》等，还有一些小说或多或少涉及到狄仁杰，如《第一美女传》《锦香亭》《历代兴衰演义》《乡曲枝辞》《薛丁山征西》《楹联丛话全编》等。其中最有影响的作品即佚名的《狄公案》，通过对武则天专权的揭露，把抨击的矛头直接指向慈禧太后。这样的选材和立意可谓别具慧眼，匠心独运，因而在当时及对后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一部公案小说，共写六件案子，案件不多，但案情复杂，情节曲折，涉及人物极多，读来一波三折，惊心动魄。前三件案子是普通的刑事案，后三件则是针对武则天内宠张昌宗、薛怀义、薛敖曹的案子，具有较强政治倾向。
这部小说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把狄仁杰塑造成了神探形象，这样描写也是有历史根据的。据《资治通鉴》及新旧《唐书·狄仁杰传》载，狄仁杰在任大理丞时，不到一年就处理了一万七千件案子，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将军权善才、范怀义守卫唐太宗昭陵时，误砍了陵园柏树，唐高宗大怒，下令将二人处死。群臣见皇帝震怒，皆不敢言，唯有狄仁杰认为按照法律，罪不当死，遂据理力争，即使在高宗大怒的情况下，也敢于坚持，终于迫使高宗让步。他任侍御史时，司农少卿韦弘机负责维修洛阳宫苑，为了讨皇帝欢心，他不仅整修了旧宫殿，还新建了宿羽、高山、上阳等宫，壮丽豪华，高宗十分满意，提升韦弘机为正卿。但是狄仁杰却认为此举花费了大量钱财，虚耗民力，是一种典型的佞臣表现，遂提出弹劾，迫使高宗罢免了韦弘机。左司郎中王本立也是高宗的宠臣，恃宠弄权，干了不少不法之事。狄仁杰决心予以铲除，遂请求将其交给司法部门审理治罪，高宗不愿治其罪，颁诏予以赦免，被狄仁杰拒绝，经力谏高宗也将其治罪。这些事件对朝臣震动很大，使忠贞之臣扬眉吐气，奸佞之徒一时敛迹，也使狄仁杰成为朝野推崇备至的人物。由于其善于办案，嫉恶如仇，刚正不阿，遂成为后世塑造清官与神探的很好素材。
近年来有关狄仁杰的影视剧层出不穷，故事情节更加曲折，场面或富丽堂皇，或惊险刺激，使作品观赏性大大提高了。然而遗憾的是，对狄仁杰性格的刻画和形象的塑造，并未推陈出新，使狄仁杰睿智有馀，而幽默不足，人情味更是缺少，因此在这个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