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代以来，历代帝王对孔子颇为尊崇，多有追封追谥，如汉平帝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北魏孝文帝追封其为“文宣尼父”，隋文帝称其为“先师尼父”，唐玄宗追封其为“文宣王”，宋仁宗又改称为“衍圣公”，元成宗加衔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世祖尊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总之，在历代官方或儒家的话语系统里，孔子的名字“丘”和“尼”都是很崇高的字眼，一般人不能随意用来命名。特别是孔子的名“丘”，到宋以后竟至于要避讳，做字形的修改，或缺笔划，或另加偏旁，如清雍正三年（1725）上谕，除四书五经外，凡遇到“丘”字，都需要加“阝”为“邱”。《说文•邑部》：“邱，地名。”段玉裁注：“今制，讳孔子名之字曰邱。”“尼”字虽不必避讳，但往往作为孔子的专称与“父”“甫”等美称用。
然而，“丘”“尼”这样崇高的字眼却在外来佛教典籍的汉译中被大大矮化了。在佛教的话语系统里，出家受具足戒的男佛教徒叫作“比丘”，而女佛教徒则叫作“比丘尼”。按照汉语的字面意义，“比”是并列等同之意，因而“比丘”和“比丘尼”的字面意义就是与孔丘仲尼齐同相等。换言之，儒家的圣人不过相当于佛家普通的僧众。蕞尔僧徒，竟欲与“大成至圣先师”相比肩。“比丘”俗称和尚，“比丘尼”俗称尼姑。“尼姑”的词形结构竟然与“尼父”相同。若儒家卫道士注意到这一点，将情何以堪？
幸而，“比丘”“比丘尼”只是梵文的音译而已。比丘，是梵语bhiksu的译音，比丘尼，是梵语bhiksunī的译音，意译为“乞士”，以上从诸佛乞法，下从俗人乞食得名，即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乞求者。但是，由于汉语没有完全与bhiksu、bhiksunī对等的合适的意译词语，“乞士”并不能完全概括其义，因为它们另有“破烦恼”等义，因此佛经翻译一般采用音译而不用意译。
问题的关键在于，既然是音译，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同音词如“匕蚯”或“匕蚯泥”，而偏要用儒家至高无上的圣人的名和字“丘”“尼”而且要冠以“比”字来翻译佛教的男女僧众呢？实际上，bhiksu和bhiksunī还可以有另外的译音，即“苾刍”和“苾刍尼”。
根据电子佛典CBETA（ChineseElectronicTripitakaCollectionVersionApril2014）的检查结果，在现存中华佛典中“比丘”字串共有243000多个，而“苾刍”字串只有24800多个，后者的使用率不到前者的九分之一。“比丘尼”字串共有31000多个，“苾刍尼”字串只有3700多个，后者的使用率不到前者的八分之一。显然“比丘”“比丘尼”是远比“苾刍”“苾刍尼”更为流行的词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进一步考察我们会发现，“比丘”“比丘尼”是汉文佛典最早的译法，始见于东汉安世高、支娄迦谶、支谦等翻译的《长阿含十报法经》《四谛经》《佛说坚意经》《道行般若经》《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等一大批佛经中。其后，经历魏晋南北朝，此种译法占据绝对优势，著名翻译家法显、鸠摩罗什、求那跋陀罗等都采取此音译。这就是所谓bhiksu和bhiksunī的旧译。旧译历史悠久，在传世的汉译佛典中占据主流地位，因此即使后世新译出现后，仍不影响其广泛流行。
新译“苾刍”和“苾刍尼”最早见于唐代。直到唐代的玄奘、义净、菩提流志等人的汉译佛典中，“苾刍”“苾刍尼”才大量出现，并逐渐为佛典阅读者和诠释者所熟悉。无论如何，新译的出现多少避免了直接使用儒家孔圣人名讳的尴尬，尽管还不足以动摇旧译的权威用法。关于“比丘”和“苾刍”的差异，有一种观点认为，最初的汉译佛典不是依据梵文写本，梵文写本传入汉地较晚。汉译佛典初作“比丘”，对应了巴利文的bhikkhu，后起的“苾刍”才对应梵文bhiksu。
将梵文bhiksu和bhiksunī（或巴利文bhikkhu和bhikkunī）翻译为“比丘”和“比丘尼”，最早可能是出于一种偶然，并非有意冒犯孔圣人，因为外文翻译通常会回避生僻文字，遵从一种简单易读的原则，显然选择笔画较少且常见的“比丘”比笔画较多且生僻的“苾刍”，更能迎合广大佛经受众的阅读需要。所以，用比肩圣人的“比丘”“比丘尼”来翻译僧众，可能并不存在矮化圣人、抬高僧徒的目的，而只是为了文字上的易认易写。同时，“比丘”“比丘尼”的译法，也许如清人赵翼引述《臞仙原始秘书》所说：“称佛为牟尼，谓德同仲尼也；沙门为比邱，谓德同孔子也；女沙门曰比邱尼，谓德同孔子仲尼也。”（《陔馀丛考》卷三八“僧称”）是僧人意欲在德行上看齐孔子的体现，是早期佛经翻译“滞文格义”的结果。再说，孔子周游列国时，厄于陈蔡之间，其行为也多少与“乞士”有相近之处，以“比丘”“比丘尼”翻译“乞士”，就“格义”的原则来说，也不算太离谱。最后可能还有一种因素，在历代（特别是中古时期）民间话语系统里，孔子更多是一个可供调侃嘲笑、平易亲切的形象，如敦煌汉文本《孔子项橐相问书》之类，所以最早的出自民间的翻译者不妨有意以孔子的名讳去代替梵语的读音。
无论是出于偶然撞车还是出于有意看齐，至少说明一点，即翻译者并没有显示出对孔丘仲尼应有的尊崇意识，因而根本没有考虑到对“丘”“尼”二字的避讳问题。事实上，在印度佛典引进之初，汉朝本来是有避讳的礼仪习俗的。这种音译的出现只有一点可以解释，即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儒家以及孔子的地位并非那么神圣不可侵犯，至少还未达到需要避讳的地步。从另一个角度说，“比丘”“比丘尼”这样的外来佛教音译词语，只能出现于孔子尚未完全被神圣化的东汉时期，并且在儒家意识形态相对衰落、佛教道教信仰相对兴盛的魏晋南北朝的汉译佛典中大肆流行。
如果说，唐宋时期“苾刍”的新译多少弥补了“比丘”“比丘尼”在文字视觉上对孔圣人的轻慢，那么，明清以来朝廷官方则更以话语权力强制改变了“丘”字的写法。如前引赵翼《陔馀丛考》就将“丘”都写作“邱”。与此相对应，在明清的佛教文献中，“比邱”“比邱尼”成了更常见的书写形式。据电子佛典CBETA检索，“比邱”字串588个，“比邱尼”字串83个，皆为明清用例。而在另一方面，佛教文化传统的惯性以及其超越世俗的方外姿态仍保证了“比丘”“比丘尼”的照常流行，这一点恐怕连再极端的儒教信徒也只能徒呼奈何。
以上讨论了“比丘”“苾刍”“比邱”等词语的流行演变，从外来词音译的汉字选择中，多少能窥见一点佛教与儒家文化之间此消彼长的微妙关系。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