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唐时期高昌的政权与建制
在高昌建城之前，吐鲁番盆地本为姑师民族生活栖息的地方。通过考古发现，该地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可追溯到七千年以前。据考古资料和专家研究，“姑师”大概为先秦古国，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但其名称文献记载不多，且出现较晚。最早提到“姑师”之名的是《史记》，后来《汉书》也有一些记载，这些记载大都把姑师与楼兰相提并论。当时姑师人的活动范围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包括罗布泊以东、以北至天山北部的广大地区。公元前2世纪左右，姑师臣服于匈奴，汉朝与匈奴争夺西域控制权，要开通西域之路，必须占有楼兰、姑师，从而打击匈奴的军事和后勤力量。姑师，既是古代生活于吐鲁番地区的居民的名称，又是他们在这里建国的国名。关于姑师人的种族，至今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姑师人与塞种人有着很大的联系。塞种人和姑师人都是吐鲁番盆地早期的居民，后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姑师与车师本为同名异译，但《史记》和《汉书》却记载不同。“姑师”为该国归汉以前的称谓译名，而“车师”则是其破败后分裂为“车师前国”和“车师后国”及山北六国之后的名称。《汉书•西域传》记载：“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这既说明了交城之名的由来，更说明了交河故城为车师前国的王城。关于车师前国的人口状况，文献记载各不相符，《汉书》记载较少，《后汉书》记载较多：“领户千五百馀，口四千馀，胜兵二千人。”说明其人口较多，领土广阔，兵力强盛，据车师八国之首。交河地处天山南路，北接匈奴，是前往焉耆、龟兹的通道，更是丝绸之路中段北道的门户，同时高昌地区自然条件独厚，又是西域重要的粮食产地，故而成为汉朝与匈奴争夺的重中之重，有“五征车师”之说。最终以汉王朝的胜利告终。
《北史•西域传》中对高昌的历史有较为详细的记载：“高昌者，车师前王之故地，汉之前部地也。东西二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或云：昔汉武遣兵西讨，师旅顿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亦云：其地有汉时高昌垒，故以为国号。东去长安四千九百里。汉西域长史及戊己校尉并居于此。晋以其地为高昌郡。张轨、吕光、沮渠蒙逊据河西，皆置太守以统之。去敦煌十三日行。”西汉宣帝时，派士卒携家属往车师前部屯田，且耕且守。元帝时，在其地建筑军事壁垒，“地势高敞，人庶昌盛”，称为高昌壁，又称高昌垒。同时，设戊己校尉，治于高昌，主管屯田和军事。东汉、魏晋沿袭其制。这一时期，高昌壁隶属凉州敦煌郡。
西晋至十六国初期，高昌社会经济发展，开始具备置郡的条件。前凉建兴十五年（327），戊己校尉赵贞谋叛，张骏击擒之，在其地置高昌郡及高昌、田地等县。十六国时期，此郡先后隶属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五国。北凉承平十八年（460），柔然攻高昌，灭高昌北凉沮渠氏，立阚伯周为高昌王，为高昌建国之始。阚伯周死后，儿子阚义成继位。之后阚义成的兄长阚首归弑杀阚义成篡位，不久阚首归被高车王阿伏至罗所杀。后来张孟明、马儒相继为王，被国人弑杀；高昌人推举马儒长史麹嘉为王。高昌经历了所谓的阚氏高昌（460-491）、张氏高昌（491-496）、马氏高昌（496-499）、麹氏高昌（499-640）四代政权，麹氏高昌政权历时最长，至贞观十四年（640）为唐所灭。麹嘉为高昌王时，嚈哒伐焉耆，焉耆向高昌麹嘉王求救，麹嘉王派次子为焉耆国王，高昌势力开始壮大。
隋开皇中，突厥曾破高昌城，大业五年（609）遣使朝贡，并出兵协助隋朝攻打高丽。贞观初（626）高昌王麹文泰来朝。后来麹文泰与西突厥结盟，唐太宗派遣侯君集、薛万均等大将征讨。贞观十四年（640），唐朝灭麹氏高昌。置高昌县，后设安西都护府统之。安史之乱时，高昌为回鹘侵占。
二高昌民族成分与汉文化的主导地位
以今吐鲁番盆地为地理涵义的高昌，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高昌壁时期（前48-327），高昌郡时期（327-442），高昌国时期（443-640）。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时限内，以交河城、高昌城为中心，日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稳定的以汉人为主体的生活区域。
高昌本车师人故国，汉代凿空西域，因其地理之要，于此设戊己校尉屯戍，汉人始大规模进驻此地。前凉开始在高昌置郡，前秦、诸凉因袭之，汉人迁聚繁衍益盛。高昌国系汉族在西域的分立政权，史称高昌人“本汉魏遗黎”，意指由屯田士卒肇端。如《魏书•高昌传》记录了一段北魏孝明帝对高昌的诏书，称：“彼之甿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唐太宗统一高昌后，对高昌人下诏说：“尔等并旧是中国之人，因晋乱陷彼。”另一封诏书也说：“高昌之地，虽居塞表，编户之甿，咸出中国。”（《贞观年中巡抚高昌诏一首》）高昌社会汉人主体地位的形成，也是与魏晋以降河西及陇右乃至内地汉人为躲避战火而大规模向西迁移和中原政权向西移民密不可分，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后来融入了高昌人口。
据《魏书•蠕蠕传》及《魏书•高车传》记载，5世纪后半叶，曾有十多万帐落高车人不堪柔然的压迫之苦，集体西迁，经阿尔泰山至吐鲁番地区。而在魏晋时期，回鹘人属高车部。后来虽有许多人迁走，但也有不少回鹘人定居于此地。另外，多种史料记载证明，在8世纪时，高昌地区已经有不少回鹘居民。他们与当地的其他居民一样，较早地接受汉文化影响，也信奉佛教。9世纪中叶，大量的回鹘人西迁至吐鲁番地区，受先前到达的回鹘人以及当地浓郁的汉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影响，他们很快也皈依了佛教。
此外，高昌居民中也有相当数量的西域及北方民族人等。从十六国到唐代，许多名籍、户籍和其他出土文书中，都记有不少属于古代非汉人族体的姓氏，如车师的车氏、鄯善的鄯氏、焉耆的龙氏、龟兹的帛氏或白氏、匈奴的沮渠氏、氐族的强氏、鲜卑族的秃发氏等。如十六国时期《按赀配马帐》中“亡马”的煎苏獦，《分配乘马文书》中的思头幕、阿贤提亦肯定不是汉人，诸如此类姓氏在文书中时有所见。从麹氏高昌时期开始，昭武九姓中的曹、何、史、康、安、石、米等姓迁来的日益增多，有一件与正光元年（520）随葬衣物疏共出的高昌时期名籍，残存人名四十五个，皆非汉族（参《吐鲁番出土文书》）。同时，高昌曾先后臣服于高车、柔然、突厥等北方强族，且地理相毗，居民中也必定浸入这些民族成分，他们的习俗与汉人传统生活习惯彼此吸纳，以致出现胡人汉化和汉人胡化的倾向。
东晋前凉政权于327年正式在吐鲁番地区设置高昌郡，大批汉人从河西走廊迁居于此。在以后的年代里，这里形成了以汉人为中心的封建割据势力，晋至唐几百年间，几代高昌王均由汉人担任，高昌的豪族宋、马、索、麹、车几大姓氏，除了车氏为旧车师国的王族后裔之外，其他几大姓氏均来自甘肃敦煌郡、金城郡。《北史•西域传》中关于高昌的记载中有：“正光元年，明帝遣假员外将军赵义等使于嘉。嘉朝贡不绝，又遣使奉表，自以边遐，不习典诰，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以为博士，明帝许之。”表明高昌王族积极学习汉文典籍，以华夏文化为宗来教授子弟。另有“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北史•西域传》）。《梁书•高昌传》载：“（高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周书•高昌传》载：“（高昌）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吐鲁番地区相继出土了晋人写本的《三国志》、唐人写本的《论语郑氏注》、卜天寿的《论语》钞本以及《毛诗》《尚书》《孝经》等原本，从而表明《论语》《毛诗》《孝经》《千字文》《三国志》等大量汉文经书从内地传入吐鲁番地区，并成为教授汉胡子弟的教材。当地的少数民族仰慕汉文化，一些人甚至改用汉姓汉名，精通汉语汉文。汉文与少数民族文字并用，以致北齐史籍中有高昌居民“言语与中国略同”“文字亦同华夏”的记载。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资料，都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从晋到唐的高昌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导的。
三高昌的宗教文化
佛国高昌，闻名西域。古代吐鲁番地区，是西域四大佛教文化中心之一。佛教大约于1世纪初或公元前1世纪传入于阗和龟兹地区，佛教传入吐鲁番地区的时间稍晚一些，有关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证明魏晋时期佛教在这一地区的传播情况。在吐鲁番地区吐峪沟佛寺出土文物中，发现了标有西晋元康六年（296）三月十八日的佛教写经《诸法要集经》，还有西晋永嘉二年（308）抄写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另有文献记载，魏晋时期派驻高昌的戊己校尉中，有一名为马循的就是一个佛教徒。法国学者伯希和发现的文书中有一件《马和尚邈真赞并序》，称“和尚俗姓马氏，香号灵信”等等。这时的车师前国，佛教已成为国教，已经建筑了相当多的寺院佛塔。交河城的佛寺建筑，高昌郡时期主要集中在西城门外，即今日的雅尔湖石窟。雅尔湖石窟是反映车师前国早期佛教文化的寺院，关于雅尔湖千佛洞建窟的情况，未见文献记载。随着佛教在车师前国的广泛传播，该国上下皆为佛教信徒，一时间凿窟建寺，佛塔林立，西域各地高僧云集。吐峪沟佛寺遗址是车师前国时期的佛教建筑杰作，也是吐鲁番地区最古老的石窟寺群建筑。
而后的沮渠氏安周王朝，更是大兴佛教、开凿石窟。出土的《佛说菩萨经》钞本，署名为“大凉王沮渠氏安周供养”，表明吐峪沟佛寺洞窟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十分兴盛，是当时高昌王国的重要佛教寺院。通过出土的壁画可以得知，吐峪沟佛教艺术既有接近西方的龟兹艺术风范，也有汉地风格的莫高窟绘画神韵，说明高昌地区早期的佛教首先接受了佛教从印度东传的影响，而后，由于高昌地区与中原联系的紧密，又受到佛教中国化后中原艺术回传的影响。吐峪沟现存洞窟主要是晋、十六国和麹氏高昌时期的遗存，这一时期正是甘肃河西与高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几乎一体化的时期，所以其佛教艺术受中原地区影响的痕迹显而易见，不仅表现在壁画的内容和风格上，而且壁画的榜题也都是汉文。这一时期不仅官吏屯田遍驻高昌各地，而且内地的文人画匠及流民技工也纷纷涌向高昌，汉文化必然会在高昌佛教文化中表现出来。
沮渠安周北凉流亡政权时期，由于立足未稳就遭受到罕见的天灾，为寻求精神上的护佑，沮渠安周本人大力倡导佛教。他抄写经卷、凿窟建寺、修造功德碑，还从凉州请来著名僧人如法进等，以统治者的身份在高昌地区推行佛教。除了吐峪沟石窟寺，沮渠安周还在火焰山木头沟开始兴建佛寺。
高昌也是西域译经的重要场所。前秦建元十八年（382），高昌国师鸠摩罗跋提就曾向苻坚献梵本《大品经》一部。弘始二年（400），法显西行途经高昌时，也得到供给行资，顺利地直进西南。当时也有高昌沙门道晋、法盛等游历西域。并有沙门法众、沮渠京声等从事译经。由此可见，这时的高昌佛事已经非常兴盛。
麹氏王朝成立后，佛教受历代诸王保护，佛法隆盛。当地统治者也极为尊崇佛法，如高昌王麹伯雅听沙门慧乘讲《金光明经》，竟以发布地，请慧乘践之。唐太宗贞观三年（629），高昌国王麹文泰迎来了大唐帝国西行取经的玄奘法师。玄奘西游时，国王麹文泰率全城欢迎，热情款待，并请求永留其国。麹文泰坚决挽留，玄奘绝食数日，才获准允其西去。但是，还坚留玄奘讲经一月，并度四沙弥以充给侍，又赠送法服、黄金、绫绢等物，派遣二十五人、三十匹马，为之送行。又写信给龟兹等二十四国，恳请护卫玄奘法师。从这些方面可以知道当地民众推崇佛法竭心尽力。
吐鲁番地区的佛教，经历了从车师前国到高昌郡时期的传播、发展，已经达到了初步兴盛的阶段。到高昌王国与唐代西州乃至回鹘高昌时期，高昌佛教进入了空前的鼎盛时期。
四高昌文学的多元文化元素
汉文写作文学是高昌文学不可忽视的一部分，缘于高昌一直沿用中原王朝政治体制，推行汉文化教育，必然存在汉文写作。《北史•西域传》中关于高昌的记载中有：“正光元年，明帝遣假员外将军赵义等使于嘉。嘉朝贡不绝，又遣使奉表，自以边遐，不习典诰，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以为博士，明帝许之。”表明高昌王族积极学习汉文典籍，以华夏文化为宗来教授子弟。另有“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的说法。其学习汉文典籍，又兼用胡语。这从米兰（若羌）诗人坎曼尔写于唐元和十年（815）的《忆学字》中可推想而知：“古来汉文为吾师，为人学字不倦疲。吾祖学字十馀载，吾父学字十二载，今吾学字十三载，李杜诗坛吾欣赏，迄今皆通习为之。”坎曼尔一家数代皆习汉语文化，汉文化风气浓厚。至于十六国时期高昌与河西文化一统期间，不仅高昌汉人以汉文写作，少数民族鲜卑秃发氏、卢水胡沮渠氏等都以汉文写作。如夏侯粲所撰《沮渠安周造像记》，秃发归作有《高昌殿赋》等。
有关民族文字的创作，因为回鹘西迁以前塔里木地区的居民主要有塞人、汉族人、藏族人、粟特人、吐火罗人、突厥回鹘人及其他印欧语系居民等。文字种类有佉卢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古代突厥卢尼文、婆罗米文字等。如新疆吐鲁番出土佉卢文文献，新疆哈密岩刻婆罗米文字等。婆罗米文字是印度古代最重要、使用最广的字母。专家们认为近百年来在中国新疆发现的古代梵文及其他文字的残卷是用中亚婆罗米斜体字母书写的，随着佛教东传到西域地区，当地人用这种文字的字母进行融合，加入自己的特色。日本学者荻原裕敏认为：“它（婆罗米文字）是一种音节字母，自左向右横行书写。每一个字母代表一个元音或者后面带-a的辅音。如果辅音后面是-a以外的元音，则在字母上面、左面或右面另加不同的符号表示。这种婆罗米字母可以抄写不同的语言。”（《新疆哈密岩刻系婆罗米文字》，人民网•文化）有关汉唐时期的民族文字史料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与研究。又这一时期宗教以佛教为主，回鹘人多信奉佛教，也有摩尼教信徒，现存的回鹘文献有佛教、摩尼教的经典，有穿插故事的劝喻作品、创世纪、赞美歌、注释性的著作等。
高昌文学中重要的一部分为佛教翻译文学。由于举国信佛，为适应讲说佛经的需要，出现了很多佛教经典的翻译作品，有回鹘文《方广大庄严经》《妙法莲华经》《弥勒下生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观无量寿经》《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观世音菩萨》《阿弥陀经》，等等。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回鹘文经文大多是入唐以后由汉文本重译的，因为时至唐代，印度的佛教已经趋于衰落，而中土佛教曾一度向西倒流。有名的翻译名家有：别失八里人详古舍利都统（大约9到10世纪年间人），他精通汉、梵，曾将汉文的《金光明最胜王经》翻译成回鹘文，此外他还翻译了《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等。
结语
自公元前2世纪前后，汉武帝击败匈奴伊始，高昌地区逐渐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导的多民族聚居之地。经汉、魏、西晋、十六国、北朝至隋唐，相继设置行政区域。高昌居民“言语与中国略同”“文字亦同华夏”，且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宗教信仰主要是佛教。在这种文化土壤中生成的文学，具有典型的中国西北地域文学特征，具体而言与敦煌、凉州或十六国北朝文学元素相近，其特点是汉文字作品和民族文字作品并存，宗教文学与翻译文学占有重要数量。所以研究高昌文学时必须充分认识其地缘文化因素，否则难以准确把握。
（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