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达（1943—2012），别署骥者、老马、玄庐。祖籍涟水，1955年移居太仓。生前为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书法家协会理事，西泠印社社员，沧浪书社社员。著有《篆刻直解》等。
口辛尘
编者按：2012年2月19日，即农历新春雨水的第一天，马士达先生病逝于南京，享年69岁。马先生性格朴质、不善言辞，唯于艺事矻矻以求，一生留下了大量的书法和篆刻作品，在当代书坛、印界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今年适逢马先生逝世三周年，有赖于先生生前友朋、门生的襄助，本期特辟专题以为纪念。管中窥豹，未必能全马先生德艺之一斑；心香一瓣，或可略表业界朋友和我刊的怀念之情、景仰之意。先生有德，其泽洋洋；先生有艺，其道汤汤。愿识者珍之、惜之。
马师母来电话，嘱为马士达先生写点文字。那一刻，我的脑海里再次浮现出四个半月前遗体告别仪式的场景，不由得一阵心悸。马士达先生的巨幅遗像—平头，憨笑，目光炯炯；大厅里充满了悲恸与惋惜、缅怀与追忆、敬重与尊崇。一位卓有建树的艺术家在他的艺术臻于理想境界之际，就这样走了……
有幸与这位可亲可敬的有成艺术家相识、相交、相知近三十年，马士达先生是我的老师、挚友和兄长。但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将尽力排除感情的干扰，尽可能以客观的立场解读马士达先生，为热爱书法篆刻艺术的读者走进他的艺术世界，理解其艺术内涵，乃至评判其艺术成就提供一丝线索。
从热爱艺术的青年成长为卓有建树的艺术家，需要天赋与苦学，需要环境与机缘，需要激情与耐心，缺一而难止于至善。马士达先生天性讷于言、勤于思、敏于行，认准了目标，便一步一个脚印坚实地往前走。正如他吹箫，粗拙的手指按弄着音孔，乍一看，或许不被看好，但他却能吹奏得声情并茂，别有韵味。马士达先生把对艺术的一片痴情化作了锲而不舍、千锤百炼的学习原动力，他用笔运刀的深厚功力由此得来。我没有问过他是否也曾像齐白石学印那样磨得满屋石浆，但亲眼看到，即使是在成名之后，他家卫生间里的手纸全是他的书法习作。
马士达先生早年生活在江苏太仓，隶属苏州，紧邻上海，这里是明代以来书画篆刻最为繁荣的地域。但他没有“吴门”传统艺术那种优雅的作派，正如他的恩师宋季丁先生所言“阿达来自田间”—直白地说，他不是在苏州庭院书斋园林茶楼里浸泡出来的养尊处优的雅士，他是乡下人，总带着乡下的质朴与野趣。他当过兵，做过工，最终走进大学讲堂从事专业教学与创作，但无论如何，他忘不掉自己曾经“来自田间”。
20世纪60年代初，年轻的马士达开始自学书法篆刻，后来师从苏州宋季丁、沙曼翁先生。在协助整理马士达先生遗作时，我看到宋、沙二位先生给他的大批信件和书印作品，二老当年对这位看似木讷的弟子是极为器重的。尤其是性情“怪异”的宋季丁先生，与“阿达”相交忘年，往来书信动辄数页，正面背面写得密密麻麻，兴之所至，钢笔铅笔兼而用之。于书法篆刻，宋氏生涩奇拙，在用刀行笔的过程中，一任字形自然天成，偏重情性的表现；沙氏流畅优雅，在精准结字的过程中表现优游老辣，流露出功力与修养。他们都出自碑学，但相对而言，宋氏是碑学中的奇崛派，是走“极端”者；而沙氏则是碑学中的清通派，与帖学更有兼容性。马士达先生居然游刃于二家门下，能从这两种迥异的风格中各取所得：他“来自田间”，无论是情感还是趣味都与宋氏更为亲近—崇尚生拙，追求自然；但他也是江南人，又不能不深受沙氏熏染—出手庄严，注重细节。换言之，马士达先生以宋氏之学避免了学沙易坠的甜俗，又以沙氏之学矫正了学宋易犯的粗糙。这是机缘巧合，抑或是他的智慧？二十年前，我曾撰文讨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当今篆刻艺术的影响，称誉马士达先生的篆刻风格属于亦儒亦道的模式。如果考察他早年学艺的经历与师承，便会明白其风格形成良有以也。
接受两种迥异的艺术观念并且尝试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无论是自觉行为还是懵懂为之，都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艰苦劳作。马士达先生为此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尤其是在前期的近二十年中，他以“笨鸟先飞”的刻苦学习态度，现学现用，以“见贤思齐”的心胸对待所能见到的一切作品，无分古今少长。他审视的目光从汉碑到“二王”一系的李北海、米元章、王觉斯诸家，从古玺、汉印到近现代的吴昌硕、齐白石、来楚生，从苏州诸老到上海、无锡一带的中青年。从他留存下来的前期书法篆刻作品看，马士达先生曾作过各种各样的尝试，流于精巧花哨者不合他的胃口，过于老实平板者终嫌缺少神气。他并不专学某家某派，却在有意无意间朝着一个方向努力，那就是性情与手段的并重—于不经意处见功夫。他的艺术意识在混杂与淘汰中酝酿发酵，又于探求与磨砺中逐渐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