囗杨扬
20世纪之交，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接踵而来，敦煌遗书、明清大内档案、殷墟甲骨、汉晋木简，这被后人称为中国学术史的“四大发现”，彻底改观了中国历史之研究。其中，无论以文献的数量还是信息重要性而言，敦煌遗书都可称魁首。1900年，远在大漠敦煌的王道士鬼使神差地打开了莫高窟的藏经洞，不期然地开启了中国学术史的全新时代。这批海量文献资料至今仍放射出灼灼光华，照亮六朝隋唐史的学术研究。
据推测，彼时藏经洞所藏文书手卷或逾十万册，而几经掠夺、窃取、遗失，辗转波折，到目前所知总数仍大概有58000余件，主要藏于英国大英图书馆、法国图书馆、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和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他一些博物馆和私人藏家也有数量不等的收藏。﹝1﹞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几十件珍贵的敦煌文书，主要包括黄文弼、罗振玉、梁素文、唐兰等人旧藏，其中有书法精美的经卷，也有史料价值珍贵的公私文书。
一、国博藏《本际经》的流传
此卷《太玄真一本际经》（可简称为《本际经》）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原中国历史博物馆1962年购于庆云堂的敦煌写卷精品，是我国著名金石考古学家罗振玉（1866-1940）旧藏。
罗振玉是对敦煌文献的抢救、保存、刊布、研究等诸多方面居功至伟的人物。1909年中秋，法国汉学家、探险家伯希和约请北京的名流学者，于苏州胡同寓所观摩其1908年从敦煌掠得的石室遗书，敦煌藏经洞的存在才为国人所知。罗振玉经东京文求堂店主田中庆太郎介绍前往，得见《老子化胡经》《尚书》残卷等十余种写卷精品，大为惊叹。当他得悉敦煌仍有八千余件写本尚存，便立即与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商议,提请学部电令陕甘总督查封藏经洞，并将剩余八千卷押送回京。正是这一举措方使得敦煌遗珍未佚失殆尽。
罗氏也是最先将各方所得写卷影印出版的第一人，从1909年直至1940年，他于三十年间不遗余力整理各方收藏，并予以刊布，前后编撰有《石室秘宝》《佚籍丛残初编》《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零拾》《敦煌石室遗书三种》《敦煌石室碎金》《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等,撰写了大量敦煌写本跋语和校勘记。王国维曾在《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中感叹：“辛亥以后，（罗）流寓海外，鬻长物以自给，而殷虚甲骨，与敦煌古简佚书，先后印行，国家与群力之所不能为者，竟以一流人之力成之。”其为敦煌学所作的奠基工作至今令人感怀。
贞松堂藏品后来流散，一部分辗转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一件就是本文所要介绍的《太玄真一本际经》。该卷由《太玄真一本际经付嘱品卷第二》和《太玄真一本际经第五》两件残卷合装而成，保存相对完整，前有罗振玉题签：“唐太玄真一本际经二及第五残卷，有后题”。全卷长近四米，有乌丝栏，楷书写成，计224行，行17字，曾收录在罗振玉1939年编撰的《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中。这部罗氏去世前一年付印的丛书，影刊了其自藏的敦煌写本36类52卷，全书仅录图版而无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