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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语言的幽默元素体现

时间:2024-11-08 08:03:21


    口文李寅飞

相声是我国民间艺术当中的瑰宝,也可以说是中国语言中幽默元素之“集大成者”。从清末发展至今,相声艺术几经兴衰,但始终是普通百姓生活调剂的重要形式,表达着百姓的审美诉求和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用幽默的方式带给人民快乐。

近年来,随着相声艺术的题材越来越丰富,表现形式也越来越多元化,但是无论怎样发展,应该首先厘清相声的艺术核心特征,就如同曲艺的艺术特征要秉承以“说唱”为核心,以人物的跳入跳出为基本原则一样,相声的更新、发展,不能离开相声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幽默的语言是相声吸引众多欣赏者的依托,也是相声赖以发展的条件和动力。

在当今的相声市场上,有一种倾向是值得警醒的:演员越来越以表情和动作赢取观众的喜爱,同一个桥段、同一个表情、同一个“口头语”可以出现在多个作品当中而无需考虑内容的连贯性、逻辑性与完整性,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回归相声的“口头文学”的本质,讨论文本当中“幽默语言”的构成方式,对于相声的发展是有其实际意义的,本文主要是从语汇的音韵性、行文的修辞性以及整体篇章与预设之间的关系入手,阐释相声幽默语言的构成方式。

一、语音的巧妙运用

1.合辙押韵

曲艺的一大特征便是用合辙押韵的手法讲述故事,制造幽默,在大鼓、快板中的体现自不必说,在相声中也有诸多体现,利用我国语言中阴阳上去的音调特征,给观众以音韵上的美感同时制造包袱,例如在马志明、黄族民表演的《大娶亲中》就有所体现:

甲:到了那头啊,要晓三从,知四德。多干活,话少说。勤烧香,多拜佛。孝顺公婆妯娌们和,有吃有喝就算得!”

乙:嘿!我姥姥还会溜口辄!

这样的例子在相声中不胜枚举,尤其是在名词罗列的贯口类节目中运用十分普遍,如“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一系列的同一韵脚的词语的连缀,使这一段贯口更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音韵美。对于韵脚的使用,对于人物的塑造也是有帮助作用的,例如牛群、冯巩表演的《有话坐下说》中便有所体现:

团长,那套房子,说实在的,我是无所谓呀!(坐下)你要是不给我,我就天天上你们家蹭饭……你是茶,我是水,我泡你。你是树,我是藤,我绕你。你是油,我是灯,我耗你。你是馅饼,我是饼档,我烙你。你是玉帝,我是孙猴,我闹你……

一系列“摇条辙”的运用使一个说一套做一套,口是心非的小人形象更加鲜活。相声当中,甚至有些作品便是以“合辙押韵”为矛盾主题进行推衍的,例如侯耀文与石富宽的《数来宝》通篇都是围绕“唱姑苏”这一话题展开。

2.巧用谐音

第二种对于字音的巧妙运用体现在相声对于谐音的使用上,这样的“包袱儿”更是不胜枚举,以侯宝林的《批三国》为例:

甲:没名儿行吗?那怎么唱啊?“老夫,乔……”

乙:乔?!

甲:瞧什么呀?

乙:我知道瞧什么呀?!

这便是同音双关的典型,既指姓乔的乔,也指瞧见的瞧,构成了笑料。又如马三立的《文章会》当中,巧妙地运用我国语言中一音多字的特征,有助于他塑造这个“拉车的”形象:

甲:我是学生出身,扶轮学校出来的学生!

乙:扶轮学校?

甲:哎!

乙:这我可我知道,北京崇文门内,福轮中学,好学校!

甲:你说那是铁路局的,铁路局工作人员的后辈子弟都送到福轮中学念书。
    乙:对啊。甲:我们跟那个不一样,我们在和平门外,前孙公园,我们那叫仁和,仁和扶轮中学,掌柜的姓刘,刘四爷。

“扶轮”二字利用字音特征,巧妙含蓄地表明了逗哏的身份特征,却又含而不露,耐人寻味。

二、修辞手法的运用

除去基于字音而产生的包袱,从相声幽默语言的构成手法上来看,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体现自身的幽默特质。

1.比喻、拟人等描绘类修辞

通过比喻、拟人等手法,可以使得描摹的事物更加生动形象、同时也更能够给观众身临其境的感觉,让观众对于演员口中的形象有直观的认识,例如侯宝林在《学大鼓》当中,把刘宝全的刘派大鼓比喻成脆沙瓤的西瓜,让观众听起来饶有兴味:

甲:您比如说刘派唱大鼓吧,就好像……好像……好像是……大鼓。

乙:哎……不像评戏呀?这是怎么说话呐?

甲:他好像……拿什么比呐?

乙:拿什么比喻?

甲:比如说你吃西瓜吧。

乙:啊。
    甲:这个西瓜叫脆沙瓤儿。

乙:非常地脆。

甲:又非常地甜。

乙:又非常地沙口。

甲:那水分又那么足。

乙:你吃着那么好吃。

甲:你咬一口啊,那真着实。

乙:真赛过冰糖啊!

这一段语言,就是利用比喻的手法让观众体会刘宝全嗓音和唱腔的甜美可人。同时,利用比喻的手法结合相声的三翻四抖,就可以有出人意料的包袱:

甲:男同胞的胸怀像江河。

乙:江河算什么啊,人家女同胞的胸怀像大海。

甲:那男同胞的气魄像大洋。

乙:女同胞的气槐像大牛,牛比羊个儿大,这点你深有体会。

—牛群、冯巩《男女有别》

这样的包袱便是基于比喻的手法所创造出来的,既突出了甲乙二人子母哏的相声特征,也准确地男、女的胸怀广阔,同时体现了“趣喻”的趣味性,这种利用比喻、拟人等手法描摹对象的例子很多,在经典名作《虎口遐想》中也有体现:

甲:偷偷瞅老虎一眼,还真不错。
    乙:老虎没发现你?

甲:眉来眼去的正跟我交流感情呢!

乙:瞪你呐!

用“眉来眼去”形容老虎,又出自一个“死在眼前”的小青年之口,这种反差鲜明、生动活泼的语言,是相声幽默语言中常用的手法。

2.对比、仿写等比较类修辞

相声中,运用比较或者对比的手法,对同一事物的“今昔对比”,可以使情感表达更加强烈,比如《老老年》中通篇都使用今昔的对比手法,对于当时的社会是一个有力的讽刺,方清平的单口相声中,同样体现了对于“对比”这种修辞手法的运用:

我小时候,家里就一电门,我爸爸还不让摸。现在这孩子,有MP8了都,我小时候半拉儿P也没有啊。我姥姥有一根拐棍,她死了,我玩了半年,我拄着它装佘老太君。

这种对比,能够使幽默效果更加强烈,除了对于同一事物不同时期的“比对”,还有一部分内容同样是运用“比较”的手法,但是是对既有内容进行比照的一种表达形式,对于原有段落改编之巧妙也能够充分体现演员和作者的智慧,大量的“歌柳”、“戏柳”等学唱类节目往往使用仿写的手法,利用大家对于原段落唱词的熟悉程度,达到喜剧效果,比如侯耀文、石富宽的《楼上楼下》,便是基于大家对于《黄土高坡》的熟悉进行仿写:

楼上姑娘听我说,你的条件实在多,我没有彩电也没有冰箱,只有我的娘跟着我。不管再过去多少岁月,我娘还得跟我过,只要老婆不要娘,还是什么好小伙。楼上姑娘听我说,你的条件太缺德,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你的对象找不着。

3.婉曲、别解等幽默类修辞

这种婉曲、别解的手法在其它文学中也是存在的,即为“皮里春秋”的写作手法,在很多小品文中有所体现,而一语双关的“别解”也在文学当中多有体现,比如“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便是同一句话由于一字多意,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相声同样善于用这种手法构成包袱,利用故意的“曲解”引人发笑,比如马季先生的《女队长》当中:

甲:是啊,上个礼拜她挪用公款我还没批评她呢。

乙:挪用公款?

甲:是啊。

乙:怎么挪用公款呢?

甲:我爱人进城开会去,我爸爸给了她两块钱,让她给带点儿烟叶儿回来,结果半路上她碰上什么改良白菜种子了,到那儿把那两块钱给队里买菜种子了。
    乙:花你爸爸钱怎么叫挪用公款呢?

甲:我爸爸是她什么啊?

乙:公公啊。

甲:那不叫挪用公款吗?

对于“公款”的解释,让人听起来饶有兴味,这种手法运用非常广泛,相声中有大量的作品通篇都是采用的这种手法,例如《讲四书》《歪讲三字经》《批三国》等等。

4.排比、反复等强化类修辞

排比、反复可以增添相声语言的表达效果,同一词语的反复出现,可以使幽默讽刺的效果更加强烈,同时让听众感受到语言音韵美与形式美的高度统一,从而产生审美愉悦。比如《卖布头》中“东山送过炭、西山挖过煤、开过两天煤场子、卖过两天煤,他还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的吧”便是运用了排比的手法。

而重复的内容不仅仅可以连续,也可以间离重复,同样增强语言表达效果,例如《对春联》中:“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的反复重复,《三棒鼓》中“嘣、嘣、嘣”的敲鼓声让人已形成一种条件反射,那就是要钱,老太太听得多了,受不了,以至于要得神经病,最后一听到这种声响就主动交钱,形成了节目的主线。

当然,相声中用到的其他修辞手法还有很多,《五行诗》中的“顶针”、《百吹图》中的夸张、《俏皮话》中对于俗语、歇后语的运用等等……不一而足,诸多的修辞手法在相声语言中的体现,让相声语汇更加丰富而富有感染力。

三、文化预设与幽默

从整体的谋篇布局上来讲,相声语言之所以引人发笑,还在于其准确把握相声观众的认知能力与文化背景。所谓包袱的宗旨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意料之外”首先需要观众产生一定的心理预期或者预设,相声有术语叫作“把点开活”,即根据观众的构成,调整自己的包袱类型和表演手法,而这种判断,便基于观众的“预设”,预设可以看作是交际双方共有的背景知识”,实际上是把预设看作“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些预设是通过现场演员的表述建构起来的,例如相声中普遍使用的“违反常规”的手法,在《规矩套子》《茅房话》《买卖论》当中都有所体现,两个人把常规语境先展现给观众,再打破这种语境,观众心里首先有个预期:在棺材铺中说鞋铺的词儿会是什么样儿的,继而在通过舞台呈现出来,让观众通过这种反差发笑,这体现了相声建构场景的能力。

而相声中大量的段落,并不是把大量内容展现在舞台上的,而是基于观众的日常常识,比如《大保镖》中:

甲:你听我师父的名姓儿,他也不像是卖粽子的啊。

乙:叫什么名字?

甲:我老师姓江。

乙:姓江?

甲:他老人家姓江名米,字小枣儿。

乙:还是粽子。

观众之所以发笑,是因为观众首先要知道江米小枣是包粽子的主要原料,这个包袱甚至在南方观众群体当中的效果就不好,因为南方吃肉粽,对于江米小枣便没有那么深的印象,“包袱儿”也就无从谈起。

另有一例,婚姻与迷信中,关于民俗的介绍,得益于大家了解当时的民风民俗:小孩在窗外问新娘新郎“生不生?生不生?”新娘新郎吃面后的第一句话得说这个“生!”“生”字一字同音双关,既指吃的面是生的,也暗指生孩子。意思是吃了生面,往后好生小孩儿,用侯老的话来说“青年男女结婚以后,一定得生小孩儿,与生面有什么关系?有生面就生孩子?那切面铺一天得生多少?”,引得观众捧腹,观众如果并没有这样的生活,恐怕效果也就不好。这些对于观众文化背景的把握,在我们今天创作新作品的过程当中更要注意,贴合观众的常识、认知能力,淘汰一些观众已经听不明白的内容。

从人物整体塑造而言,更需要观众先有心理预期,以《卖挂票》为例,如果观众不能信服逗哏演员是一名优秀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从而对他的艺术有着颇高的期许,那么后面他的丑态百出也就无法有相应的效果。

总之,相声语言中,利用词语的音韵特征、利用多种的修辞手法,与观众的文化背景进行对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建构幽默的体系,当然,相声语言构成幽默的手法绝不仅仅这些,组成笑料的手法有数十种,很多前辈也有论述,但终归是要回归到语言特征本身去研究相声,才能使这门艺术在中正的道路上良好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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