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不满足于现状的人，没有把取得这些成绩看得有多重要，更多的是在思考下一个谐剧写什么，怎样去超越《远山在呼唤》，不断给自己施加新的压力。
我决定写红军题材，并不完全只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迎势而作，而是想通过当年红军战士在自己生存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定信仰，严格纪律，对老百姓秋毫不犯的感人故事，颂扬红军精神的伟大，鞭笞现今腐败现象之罪，这就是我创作四川谐剧《一根红薯》的初衷，也可以说是换一个角度来表现反腐题材。
为什么选择《一根红薯》为切入点？我在读过美国作家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后受到了启发，书中写道：“三湾改编”后，工农革命军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有人挖老百姓的红薯充饥。毛主席当即给部队规定，不准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这看似简单的一条规定，却成为了人民军队执行铁一般纪律的底蕴。我从我军最早的军规章节中找到了创作的灵感，并坚定了写作的方向。
确立了写《一根红薯》主题后，我首先赴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出发地贵州省赤水市，长征途中红一军团的住地丙安古镇和复兴古镇采风，向当地上了年纪的人了解当年红军在此生活战斗的点点滴滴。后又赴四川雅安的上里古镇，邛崃的高河古镇当年红四方面军途经、战斗过的地方参观访问，与村民交谈，从中梳理出创作思路。然后又赴红原，到当年中央红军过草地的发生地—红原瓦切镇日干乔湿地沼泽考察了解、寻找出与红薯有关的最佳故事情节。
现在《一根红薯》所讲述的故事是红军长征途中过湘江时，红一军团少共国际师（全是娃娃兵）被敌人打散了，宣传队员红军小战士王小花（11岁）搀扶着腿部负伤的刘队长姐姐逃进了大山里，在寻找主力部队的途中，刘队长姐姐因腿伤和饥饿实在无法前行，在两人彻底断粮的危急情况下，王小花出于本能，为了自己，更是为救负伤病重的刘队长姐姐，跑到老乡家的田里挖红薯充饥。而刘队长姐姐知道红薯得来的原由后非常生气，严肃批评了王小花违反部队纪律的不良行为，并令其立刻将红薯给老乡还回去。王小花不从，她觉得她是在找不到吃的情况下才去挖红薯的，不应该算违反部队纪律，而且刘队长姐姐一天都没吃东西了，这个红薯不能还回去。刘队长姐姐见王小花不听话，根本不把红军战士的纪律性放在心上，一下就从靠坐的树撑了起来，去抢王小花包里的红薯要亲自去还。在拉扯过程中，因体力不支倒地牺牲。王小花悲痛欲绝，知道自己犯了大错，在悲痛中忏悔着改正自己的过错，把红薯还给了老乡家。
《一根红薯》的故事情节绝非虚构，王小花这个人物是千万红军小战士的代表。据史料记载，红一军团少共国际师1933年8月5日在中央根据地江西博生县（今宁都县）成立，长征出发时的人数约为7000人，当年12月湘江之战后仅剩2700余人，可见战争之残酷，伤亡之惨烈。我在贵州赤水丙安古镇采风时了解到这样一件事情，红一军团驻扎小镇，严格执行部队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对群众秋毫不犯。有个小战士想吃烤红薯，但没有钱买。卖烤红薯的老乡见状，就送了一个给他。后来部队知道了，先把小战士抓起来关了禁闭，然后赶忙去给老乡道歉，并把小战士吃的红薯钱如价付给了老乡。这件事影响很大，小镇群众对红军更加信任和支持。这个小故事，如今小镇上的人给我讲起是那样的轻描淡写，但我越听越激动，因为我创作的《一根红薯》又找到了生活依据。
2015年8月底由学生徐睿涵表演的四川谐剧《一根红薯》在参加第七届全国少儿曲艺大赛四川赛区选拔赛暨第三届四川省少儿曲艺大赛中获得一等奖。同年11月，在“说唱四川·歌颂中国曲艺创作工程—首届四川曲艺新人新作展演、研讨、高级研修培训”作品研讨会上，中国曲协副主席，国家一级编剧崔凯，中国曲协理论委员会主任常祥霖等专家对《一根红薯》的主题表现给予了肯定，同时也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性修改意见。2016年1月，《一根红薯》荣获首届“说唱四川·歌颂中国”曲艺创作工程“优秀曲艺新作”，徐睿涵荣获“优秀曲艺新人”称号。同年8月，《一根红薯》入选参加在福州举办的第七届全国少儿曲艺展演活动。
（责任编辑/朱红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