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裕公所的成立，还有一个传说。乾隆下江南来到苏州，就叫侍人去找说书人，当时叫来的是弹词名家王周士。那天天色已晚，乾隆命他弹唱，但王周士只是默不作声，乾隆大惑不解，问其故，王周士说，臣所执行业虽然低微，不足道哉，但是我们的习惯是坐演唱的，而且还要弹奏乐器，站跪都很难进行。乾隆听了，就赐给他一个蒲团，王周士这才坐下来弹唱。乾隆觉得这种民间说唱颇有趣味，一时兴来，就赐王周士七品冠带，令他随驾北去。经过这次“御前供奉”，苏州评弹身价百倍，从学者蜂拥而至，那个赐坐的蒲团也被沿用，美其名曰“君垫”。王周士到了京中却过不惯官场酬酢的生涯，没多久就称病告假回乡，在观前宫巷第一天门玄坛庙东创立了光裕公所。
作为业缘兼具地缘的同业组织，光裕社和这一时期的许多公所组织一样，带有明显的排他性。比如限制“外道”（光裕公所成员对未加入该社艺人的称呼）与女艺人在苏州的演出。在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光裕社在苏州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这种排他性不难实现。据传，同治年间，苏州胥门外凤池书场场东王松涛，请了两个女艺人演出，光裕社社员加以抵制，相约不到该书场演出，导致凤池书场请不到说书艺人。后来，王松涛捐出土地一方，作为光裕公所重建的基地，才算了事。
清末民初，在大变革时代背景之下，光裕社接受了一定意义上的现代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为了使自身能够顺应时代的潮流而得以长期生存和延续，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自我调适。
早期光裕公所采用了当时较为流行的司年、司月制度，由艺人中产生若干司年董事和司月董事来管理。司年每年一换，决定比较重大的问题；司月每月一人，轮流值月，负责一些具体工作。后来，司年、司事由抽签改为推选，成员共同推选出有声望的艺人担任司事，并且任期延长，不再按时轮换。1912年，司事制改为会长制，正副会长下设会计、干事等职，分理其事。第一任会长为王绶卿，副会长为王效松。北伐以后，光裕社又将会长制改为委员制，除正副主委外，还有七个委员。社务不论大小，一律公开。后来由于在上海演出的艺人日益增多，又在上海设立分社，便于社员之间的联系和就近开展工作。
1907年，光裕公所在沈友亭等人的主持下，创办的一所名为“裕才初等小学堂”的四年制学校，兴办人是沈友亭、王祖仁、金桂庭等，并由王祖仁担任第一任总理（后改称校长），协理为王秋泉、朱耀庭、张福田。继任校长分别为王鸣皋、许文安、王菊村、朱文达等。裕才小学的经费，“由社员担任，并不外募”。裕才小学直到抗战爆发之后才停办，持续了三十余年，包括魏钰卿、朱介生、薛筱卿等在内的很多评弹艺人少年时期都有在裕才小学求学的经历。这对提高评弹艺人的文化水平，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1910年，光裕社在许文安、朱耀庭等人发起下，建立起一个社员福利组织——益裕社，规定参加益裕社的人，定期缴纳一定费用。艺人死后，其家属可向益裕社领取丧葬费、抚恤米和抚恤金。另外，益裕社还规定每年开奖两次，以存款的利息充作奖金，头奖可得小洋六十角（约五元），用这种办法激发社员加入的积极性。这一时期的评弹艺人大多没有积蓄，一旦演出暂停，很快就有可能会直接面临生存困境。益裕社的这些规定和方法，实际上帮助艺人养成了存钱的习惯，使得遇到突发的变故和不幸，艺人家属不至立刻面临经济上的窘迫。
另外，这一时期的光裕社积极参与到社会公益事业中，通过定期或临时举行“会书”活动，光裕社进行募款，将所筹得善款捐赠给需要的群体或事业，比如助军、赈灾、修建胶济铁路等。20世纪以后，在财力所及的情况下，光裕社在不同领域参与到社会公益事业中，成为凝聚艺人、沟通艺人与社会、协助政府稳定社会秩序的角色，对于促进民国时期的社会稳定贡献出了一定的力量。
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开埠，后又设立了租界。在短短数十年中，上海取代了苏州，而一跃成为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这也为评弹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而同一时期的苏州，却屡遭兵火的蹂躏，这自然影响到了评弹在苏州的发展。在苏州作为评弹中心的年代，控制了苏州评弹市场便可实现对评弹业的控制，但上海书市发展并最终形成另一个评弹中心之后，势必改变光裕社在评弹行业的地位。
1912年前后，光裕社发生分裂，部分受到排挤的中年艺人成员宣布退社，与一些“外道”艺人联合，在上海成立了润余社。1916年，光裕社发生了第二次分裂，又有一部分受到压制的艺人退出光裕社。他们联合一些“外道”，在上海成立了另一个评弹艺人的行会组织——同义社。对于润余社和同义社的成立，光裕社自然反对，但也无可奈何。从此以后，评弹艺人便分成“苏道”光裕社和“海道”润余社两大派别，双方长期对立。
民国时期，女性地位提升，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社会，从事各种行业，与男性分庭抗礼。到二三十年代，女艺人或与自己的父亲、丈夫组成男女档，或与母亲、姐妹组成女双档，甚至直接由自己单档演出。这些不同于传统的演出形式一旦获得演出机会，自然因为新鲜感受到观众欢迎。光裕社想要继续抵制女艺人，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1934年，苏州当局认可了女艺人登台演出的权益。不仅如此，当年年底，钱锦章、朱云天等去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申请并通过，遂于1935年，在苏州发起成立了另一个评弹同业组织——普余社，社址在苏州太监弄吴苑茶馆。普余社主要发起人有钱锦章、王燕语、林筱芳等，这些人原均为光裕社成员，只是因为与妻搭档演出，触犯光裕社社规而退出或被开除出社。
除了来自“外道”的挑战之外，光裕社自身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光裕社内部成员之间产生了不小的矛盾，部分有名望的艺人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在内部搞小团体，压制新生力量，造成成员间的派别对立。这直接导致了一些艺人退社加入其它组织。其次，民国中期开始，物价飞涨、社会环境不稳定，光裕社在经费上越来越吃紧。许多艺人不愿再受光裕社社规的束缚，艺人不参与年终会书的事情时有发生。光裕社无法兑现某些应给与艺人的福利，裕才小学堂因缺少资金故教育质量下降，导致恶性循环。另外，光裕社在学艺和出道方面的传统，也渐渐失去效力。社中一些演出业务不佳的社员，把说书技艺传授给自己的妻子、女儿，或者私下收女徒弟，或者与“外道”女艺人合作演出。由于拜师所需的费用很高，到了评弹日趋商业化的民国中期，拜师出道的方式沦为只要徒弟有钱，今天拜师明天便可出道，于是产生了滥收徒、滥出道的现象。
民国中期的光裕社，一方面遭受到来自于外部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另一方面，其内部也面临着资金缺乏、人心涣散、社规无法继续执行的局面。这些因素造成了光裕社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的严峻形势。
1945年抗战胜利后，沪苏两地国民党当局以同一行业不得有两个团体的规定为由，勒令光裕、润余、普余三社合并。三社各派代表协商，遵令合并，共同组成新组织“上海评话弹词研究会”。当时的报道认为此举乃是“光裕社统一江山”，实际上，由于和普余社、润余社合并，同时也吸纳了二社的女艺人，光裕社所长久以来坚持的非苏籍和女艺人不得加入的传统自然被放弃了。至此，历时三十余年，在各种力量的影响和改造下，光裕社终于完成了近代化转型，从一个传统的同业公所转变为具有近代特征的社团组织。
然而历史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949年后光裕社逐渐被新政权下其他同业组织所取代，历史没有留给它太多发挥作用的时间。纵观民国初年到1945之间的近四十年，光裕社的近代化之路如同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缩影，在革新和守旧的力量交替作用下，显得颇为步履蹒跚。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评弹文化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张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