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说书是陕北地区流传久远的说唱艺术形式，长期以来，这个曲种以创作表演传统书目见长。书目篇幅小到三至五分钟的小段，大到三至五月甚至一至两年才能完成的长篇大书。可一个人坐在炕头、院落、田间地畔说唱，也可群口在公园、广场、大舞台表演，深受陕北人民喜爱。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党中央、毛主席在陕北驻扎了十三个春秋，就在那个时期，陕北说书中就萌发了革命历史题材作品，随即此类题材渐多。
一、革命历史题材陕北说书作品的出现
革命历史题材陕北说书作品的出现并不偶然，它是在近代以来陕北说书艺术在自然衍息过程中孕育成长起来的，是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艺术家们对陕北说书艺术传承与发展的重大贡献。它对陕北说书艺术的繁荣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和深远意义，而且愈来愈明显。
革命历史题材陕北说书艺术作品属于最新题材创作范畴。被誉为“人民艺术家”的陕北说书大师韩起祥是革命历史题材陕北说书作品创作和表演的开拓者，也是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
初创伊始，在没有任何资料、先例和经验可供参考的情况下，韩起祥克服了眼盲、文盲、乐盲的“三盲”困难，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顽强毅力，以不断探索、不屈不挠的精神，在1945年创作并上演了陕北说书艺术史上第一部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西北时事传》。这部作品给人带来了全新的印象和意外的惊喜，受到陕甘宁边区领导、文学艺术界人士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充分肯定。这对于韩起祥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使他坚定了信心。为了能够迅速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他找到边区政府的文人志士请求他们的帮助。韩起祥在柯仲平、林山、王宗元、陈士云、高敏夫等同志的帮助下，又陆续编写出《胡匪的暴行》《打蟠龙》《战斗英雄刘四虎》《狼牙山五神兵》《宜川大胜利》等作品。随即他把这些作品说唱给延安周边的群众听，耐心征求他们的意见，推敲琢磨，积累经验，直到被专家同行公认为是成品之作才定稿。
这个时期的作品，内容都是真实的，创作的艺术技巧较为原始，叙述的过程略为拖沓，对典型人物的塑造比较直白，但在当时人看来，它的主题内容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和拥护。
值得一提的是，韩起祥和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穷苦盲艺人们怀着对党对人民的无比热爱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在没有任何人委派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主动把这些作品带到敌占区去演唱。表现最为勇敢的是一位叫高维旺的同志，他被国民党匪兵抓住后严刑拷打，最后牺牲了生命。韩起祥也几次遇险，都是在群众的掩护下侥幸躲过。敌占区群众目睹了他们的英勇事迹，在听了他们讲说的革命道理后纷纷觉醒，有一位老人说：“一个盲艺人都能看清的路，我们怎么就看不清，国民政府胡说解放区这不行那不好，我看呀咱们这里才是暗无天日呢。”这些群众认清了反动统治者的狰狞面目和罪恶行径，懂得了命运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时候，这种留有传统创作手法烙印被称作“新说书”的陕北说书艺术，起到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那就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功能，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赞扬，为夺取解放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40年代韩起祥表演陕北说书
20世纪50年代韩起祥表演陕北说书二、革命历史题材陕北说书艺术作品发展壮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党的各级舆论宣传部门勇敢地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从事陕北说书的艺术工作者和艺人们，也发扬艺术为政治服务的优良传统，积极行动起来，有针对性地进行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和上演，宣传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认清正确的革命方向，将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当时涌现出来的作品有韩起祥与林山、王宗元、陈士云等同志合作的《大翻身记》《翻身记》《陈永德检举贪污犯》《女将杨妙莲》《饮了一口长江水》等长、中、短篇作品。榆林的尚爱仁将著名诗人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改编成了陕北说书。接着，延安的王毓华将《李双双》改编成了陕北说书。这些作品上演后，均获好评。
纵观这一时期的作品，都是在过去此类作品基础上进行了提炼提高，以达到雅俗共赏。在故事叙述方面，作品利用简短捷说的书技，人物思想塑造上遵循了言而有情的笔调，在把握作品结构上更为严谨，对故事根源和人物思想的描述清晰透彻。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不仅技巧上有所进步，而且主题思想更为集中。如对《陈永德检举贪污犯》中陈永德敢于讲实话、讲原则，且不畏权势、不怕报复的先进事迹给予热情歌颂，对落后的思想给予有力批判，这在当时社会背景下难能可贵。作品的条理清楚，爱憎分明，使观众欣赏完作品后，政治方向明确，革命意志增强。对宣传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文艺工作者和艺人们在创作这些作品的过程中还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为后来革命历史题材陕北说书作品的创作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革命历史题材陕北说书艺术作品趋向成熟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使我国的国民经济从即将崩溃的边缘转向健康发展的阳光大道。
与此同时，一些贪图享乐、不思进取、固步自封的不良思想困扰着人们，妨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阻挠着社会的进步。一些人忘记初心，逃避责任，丧失追求，甘愿堕落。还有一些人甚至走上贪污腐化的不归路，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培养。这些现象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坚定的革命意志还要不要？艰苦奋斗的传统过不过时？探寻解答这些问题的答案，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创演，无疑是一个具体有效的路径。此时出现的作品有尚爱仁创作的《一盘腊肉》，浏阳河创作的《杨步浩进北京》，姚敏学创作的《半碗饸饹》，贺艺、曹伯植创造的《王大妈做鞋》以及笔者的拙作《一碗热面》等。这些作品的主题思想明确，创作技巧新颖，表现形式简单，在各个方面都有新的提高和突破。其中部分作品获得中国曲艺牡丹创作奖、全国群星表演金奖等各级奖励，受到广大观众好评。这一阶段创作上演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已经趋向成熟。
首先，较好地解决了陕北说书传承与革新如何协调的问题。之前，陕北说书界围绕陕北说书形式戏曲化的问题，一直有争论。有人说，“‘陕北说书’一词已成为人们头脑中程式、繁琐、保守、僵化的代名词，要全面吸收歌、舞、戏和其他姊妹艺术的营养，发展壮大自己。”也有人说，“陕北说书是前辈艺术家留下的珍贵遗产，是成了形的，不得胡动乱改。”有些认识过于偏激，有失中肯。新近上演的革命历史题材陕北说书作品对争论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要发扬传统陕北说书形式的个性，不应因追求戏剧化而损失陕北说书的艺术个性，这样才能达到“继承传统与改革发展互相协调并有机结合”的目的。《杨步浩进北京》《王大妈做鞋》等作品的创作手法都是如此。
纵观这一时期的作品，都是在过去此类作品基础上进行了提炼提高，以达到雅俗共赏。在故事叙述方面，作品利用简短捷说的书技，人物思想塑造上遵循了言而有情的笔调，在把握作品结构上更为严谨，对故事根源和人物思想的描述清晰透彻。
其次，创作技巧需要进一步提高。在传统陕北说书创作的基础上，实现了题材内容、表现技巧的新突破，完成了陕北说书创作、表演等方面的本体艺术改造，促使“旧瓶”与“新酒”更加融洽地合为一体，彰显和拓宽了传统陕北说书的技巧表现力，增强了陕北说书的活力，使传统陕北说书的创作、表演及形式都向现代化的方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具体说，新近上演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塑造革命领袖形象的作品。值得赞赏的是，作品都突破了以往领袖人物难以在陕北说书艺术中表现的难点，从而为陕北说书艺术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方向。如《一盘腊肉》《半碗饸饹》等作品，对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品格进行了热情颂扬。
第三，情感的深度揭示和体现使革命历史题材陕北说书作品获得了蓬勃生机。以往此类艺术作品中描述的战友情、军民鱼水情都比较概念化，没有真正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我们常说艺术作品的最高境界就是要突出人物感情的抒发，趋向成熟的革命历史题材陕北说书作品，把众多笔墨都用在了刻画人物感情和更深层面的精神领域。通过对人物内心的洞悉，真实反映人在特定情况下的亲情、友情、爱情和革命者共有的无产阶级感情。它赋予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人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人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统一。向现代人揭示和赞颂了革命先行者的生命价值、精神信仰以及他们的情感归宿，将他们的个人之情升华为理想之情、革命之情。
四、革命历史题材陕北说书作品的未来之路
陕北说书是一门说唱艺术，它从问世到将来，都不可能脱离开说与唱的艺术本质。创作革命历史题材陕北说书作品，也必须围绕和遵循“说唱”这一定律，并应从说、表、学、演，到腔、调、弹、拉的设计上有新的见树。必须特别注意选题内容要符合说唱艺术的规律要求，应精选那些主题含义深，人物性格新，故事结构巧，叙述角度奇的题材来写。要找准人物思想矛盾的根源，事件冲突的交点，事态发展的高潮。
国家一级编剧、著名陕北文化学者曹伯植说：“陕北说书作品，写悲，就要让观众流下泪来，写喜，也应让观众捧腹大笑。”我们的悲剧作品要达到悲的效果，创作者就要使作品虚构的故事情节与真实的人物情感互补共存，使观众感到表现手法出乎意料之外，而人情世理却又在情理之中，使人如临其境，感同身受，眼泪从心中溢出。在创作喜剧过程中，要使错位的逻辑思维与语言的诙谐幽默互融交织，用奇、特、雅、妙、真的技巧，演绎人物、故事，使观众看了忍俊不禁，开怀畅笑，并能从中得到启迪、思考和感悟。
现代曲艺创作需要接地气、弘扬正能量，要适应广大老百姓的需求，创作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同样如此。因为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赞颂的人，叙述的事，表达的中心思想等都与这些要求是一脉相通的。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文艺是这个时代的精神食粮。我们一定要努力找到创作革命历史题材陕北说书作品的新模式，新方法，力求新突破，要使革命历史题材陕北说书作品成为新时代精神食粮中的“一斗高粱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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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杜佳）
20世纪70年代韩起祥表演陕北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