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人物不能过于脱离史实
塑造历史人物，首先应该尊重基本史实。不能走得太远，如果过于脱离史实，那就叫“胡编滥造”了。数年之前，我曾听过某位评书艺人说《太白醉酒》，他把大诗人李白说成“剑客”，不仅“武艺高强”，还会“蹿房越脊”，甚至跟安禄山比武时，一剑扫去安禄山头上的盔缨。这种说法，他坚持了多年。须知，从前听众文化水平低，只听个热闹，很少挑剔。而今人受教育水平普遍较高，对历史名人的作为也都较为熟悉。像大学士李白“剑扫盔缨”的情节，未免距离史实已经走得太远，因而丧失了故事的真实感。曲艺作品与其他文艺作品同样，在对历史人物再创造时，要让人们觉得真实可信，如果让人看出“假”来，则会削减或失去兴趣。不能引起人们兴趣的作品，算不得好作品。
当然，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来看。对历史人物的再创造不能过于脱离史实，并不等于完全拘泥于史实。曲艺是舞台艺术，是表演给人看的，若将历史人物完全定格于历史形象，那就成了在课堂上历史课，而不是舞台表演了。我在创作实践中认为，应该“大事不含糊，小事不在乎”。什么是“大事”？李白是文豪，这是大事，含糊不得，不能让他去“剑扫盔缨”。至于“醉草吓蛮书”、高力士托靴、杨国忠研墨，都是小事，可以不在乎是虚是实，因为合理，使李白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我在创作评书《陈毅进京》时有一个情节处理。根据史料，陈毅任上海市长之初，发现某些党的干部进城后贪图享乐，被糖衣炮弹腐蚀。他给毛主席发电报，请求中央下文件要求全党、全军遵守纪律。这虽是史实，却略欠故事性。于是我将陈毅市长发电报改为亲自进京，根据陈毅的性格，人们觉得可信。这个改动不影响史实，倒能加重陈毅的人物分量。他向毛主席、周总理当面汇报，双清别墅的“三人对话”将历史人物展现在观众的眼前，既增强了故事性，又体现了领袖之间的亲密友情。
二、对历史人物的评论不是多余
我认识一位评书艺人，他是大学毕业生，曾任中学语文教师，后拜师下海。他在说《三侠五义》时，有段“打棍出箱”的情节，涉及北宋名臣范仲淹。他便评论范仲淹，背诵《岳阳楼记》，并逐句加以解释。师父认为，观众是奔听故事来的，评论影响故事的进度，多余。徒弟认为，既称评书，就少不了评论。最后师徒不欢而散。曲艺作品对历史人物是否应加以评论？我看不是多余，而是必须。必要的评论让观众或读者更加了解历史人物的生活背景、所处的社会环境、性格特点、爱好追求等等，不仅帮助人们去思考美丑是非，同时还能增强作品的知识性和趣味性。资料记载，明朝末年，柳敬亭说书时多加评论。评书允许评书，但不是评书的专利。“跳出跳入”是曲艺艺术的共性，各种曲艺门类在“跳出”时，都应加入些评论。我在创作鼓曲《霸王别姬》时，引用了李清照“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诗句。由这首诗，先是引出项羽的悲壮，再评论他虽然“力拔山兮气盖世”，却又“刚愎自用缺智慧，有勇无谋少思维。总把张良当鼠辈，失去韩信人中魁。九里山下双对垒，才落得，胜者王侯败者贼……”写这段唱词的目的是向观众提醒项羽的两面性，让人们对他加深了解。他既是人杰、鬼雄，同时也有勇无谋、不重用人才，所以才落得乌江自刎的悲剧下场。特别应当注意的是，评论要与所述人物相关，切不可支离太远，宜粗不宜细。说“打棍出箱”时，可以评论范仲淹，而逐句解释《岳阳楼记》就显得有些多余了。
三、历史人物要走出故纸堆
历史人物终究离我们很遥远，他们在故纸堆中的作为，今人毕竟感到生疏。对历史人物形象的再创造，应该“古人不古”，让古人的形象贴近今日，尽量与今人情相通，意相连。当年，刘兰芳的一部《岳飞传》为什么使得万人空巷？艺术家的魅力当然是主要的，我还觉得，这与老书新说、古人不古有些关联。那时，刚刚粉碎“四人帮”，人们痛恨奸臣，怀念忠良，而《岳飞传》恰恰表述了秦桧弄权，岳飞被害，历史与当时现实的巧合让听众产生了贴近感与亲切感。人们在听故事的同时，会有“古事今谈”的感觉，似乎历史人物走出故纸堆出现在今人的眼前。我在创作二人转《忏悔录》时，查阅了相关资料，和珅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虽然权倾一时，赃银过亿，但他并不是没有恐惧心理。乾隆末年，他曾多次讨好皇储未来的嘉庆皇帝，甚至一路小跑地追赶嘉庆，低三下四地说小话、送厚礼。遭到拒绝后，他日日提心吊胆，唯恐犯案。对于这个历史人物，在被处决前夕，我让他写了一份“忏悔录”——
身为高官，当做典范。可是我，依仗手中权，结交下三滥。我敢贪、我敢占，什么钱我都敢赚！我步步高升，本该收敛，可是我贪婪无厌。既心存侥幸，又害怕后患，睡梦中，心头颤，常惊醒、出冷汗，怕暴露，怕法办，怕家破人亡，怕妻离子散！都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贪污犯啊贪污犯，能有几人回头看？临死前，进一言，似我者，听我劝：莫伸手，伸手必斩断！
这篇忏悔录，不像出自和珅之手，倒似今日贪官的手笔。我所以这样写，就是想让“古人不古”，更宜被今人接受。至于和珅写没写过这篇忏悔录，我想没人会追究。即便有人觉得是“假”，也会一笑了之。因为它没有过于脱离史实，和珅屡次送厚礼讨好嘉庆就是这篇“忏悔录”的依据。
历史人物终究离我们很遥远，他们在故纸堆中的作为，今人毕竟感到生疏。对历史人物形象的再创造，应该“古人不古”，让古人的形象贴近今日，尽量与今人情相通，意相连。
（作者：国家一级编剧）
（责任编辑/杜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