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高德明，小名二柱子，北京人，高闻元次子，京剧坤伶梁秀娟表哥，从7岁开始说相声，①十几岁在天桥作艺，20世纪20年代初在天桥作艺者还有张寿臣（1899―1970）、白宝亭（？―1940’s）、于俊波（1899―1951）等人。高德明得到张寿臣点拨，不说糊涂相声。30年代初，高德明在西单商场撂地作艺。1934年，曾与张寿臣合作八九年的陶湘如（1900―1943）从天津回到北京，一度为已经成年的高德明捧哏。高德明得到锻炼，也见识了陶湘如的文雅之风。新中国成立之前，与高德明合作的演员很多，陶湘如、张杰尧（1893―1971）、汤金澄（1890―1980）、戴少甫（1901―1944）、高德亮、赵霭如（1899―1957），等等。其中绪得贵（1903―1954）与高德明合作时间最长，二人的《耍猴》名噪一时。
30年代中后期，不到30岁的高德明异军突起，继“万人迷”李德钖（1881―1926）、焦德海（1878―1937）、高玉峰（1880？―1942）、陈子贞（1891―1941）、张寿臣之后，他成为又一位家喻户晓的相声演员。进入40年代，北京东西南北城的游艺场所无论大小，无论新旧，无论开张时间长短，几乎都留下了高德明的足迹，广播电台中也常听到高德明浓重的北京乡音。
仅对《中国曲艺志·北京卷》所记的“机构”与“演出场所”进行梳理发现，在以下游艺场所和广播电台中，高德明都表演过相声、反串戏等节目。它们按照北京的城区可划分为：南城的开明屋顶花园、三庆戏院、新罗天的北场②、大陆游艺社，西城的哈尔飞戏院（以及瑞园茶社）、长安戏院、新新戏院、西单商场明地、茗园茶社、西单游艺社，东城的新中国茶社、吉祥戏院、（小）上海游艺社、凤凰厅、升平游艺社、中央电台北京百利维电台、华声电台……③由此可见，高德明相声的艺术魅力和他在三四十年代对于北京各个表演场所的影响力以及依存关系，在文献记述与坊间所谈之间，大体是一致的。
仅以1941年到1942年3月这一段时间来看，高德明就像走马灯似的，与张杰尧在新中国茶社、茗园茶社、新罗天、新世界游艺场、三庆戏院至少5家杂耍园子里演出，④还在长安戏院、新新戏院⑤、吉祥戏院等处偶尔助演。各家茶社、戏院绞尽脑汁安排演员和节目，花样百出，吸引听主看客的耳音、目光。
在当时，新中国、茗园这一东一西两家茶社，日场、夜场由白凤鸣、荣剑尘这一新一老两位好手倒换着攒底演出。一堂节目，除鼓曲、杂耍外，高德明、张杰尧和“二蘑菇”常宝霖（1924―1998）的相声穿插其间。40年代初，专门演出相声大会的园子除去西单商场的启明茶社，并不多见。⑥一段接一段地听相声，仍然要到明地上，如天桥、西单商场前的空地，白塔寺、护国寺、隆福寺等地的庙会才能听到。
在这种情况下，新罗天游艺场定期组织的相声大会，就更吸引了看客们的注意。1941年三月初一，包括高德明、二蘑菇、常连安（1899―1966）、陶湘如、绪得贵、广阔泉（1874―1940’s）、华子元（1894―1944）、周德山（1887―1955）等在内的数十位相声演员应邀来到新罗天，从中午到夜间系数登场，举行“相声比赛大会”。这种经营魄力在当时并不多见。同年的十一二月，新罗天又以“滑稽大会”的名义推出了几场相声大会，每场8位演员。张寿臣、刘德志（1882？―1954？）、侯一尘（1901―1960’s）、华子元、朱阔泉（1890？―1942）、张杰尧、陶湘如、陶湘九（1911―1992）、高德亮、郭荣启（1917―1999）都是在册的好手，而高德明、绪得贵、高玉峰、二蘑菇更是场场必邀的人物。⑦刨去日常的业务场，助演合作也以阵容强大、样式齐全满足着人们的口味。以1941年12月12日这天为例，吉祥戏院夜场“二次公演杂耍大会加演笑剧”，打着旗号是“各界特烦高德明主演”，反串《打面缸》。演员和曲种阵容是：马忠翠的河南坠子，郭小霞反串小曲，孙书筠的京韵大鼓，联幼茹等合演五音连弹，吴玉琴、张秀琴的文明小曲，常连安、“三蘑菇”常宝霆（1929―2015）的相声，王桂英的空竹；在《打面缸》中由于兰凤饰演周腊梅，白凤鸣的京韵大鼓兼演张才，高德明的相声兼演王书吏，谭凤元饰演大老爷，魏喜奎、绪得贵双双饰演四老爷，杜贞福饰演衙役。
（二）
20世纪30年代末，高德明除了继续撂地、在杂耍园子说相声，也和绪得贵在北平广播电台说相声带报广告，崭露头角。
在1940年6月中央电台北京百利维电台（呼号：XRMD）的一张节目表中，安排有三场相声。演员分别是午场14：10的二蘑菇、常连安，傍晚18：10的汤金澄、广阔泉，晚场19：30的高德明、绪得贵。每对40分钟时间，连说相声带报广告。⑧从中可以看出，高德明、绪得贵的相声被安排在黄金时间。据老听众回忆，当时的高德明、绪得贵会在宝元斋带上两枚叉子火烧，美美地吃完长安餐厅的罐焖乳鸽，再去电台直播相声。⑨
在电台，高德明认识了单弦艺人曹宝禄。当时的曹宝禄也不过是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但是因为行事机敏、能言善讲，成为了电台的常客。最初曹、高二人是点头之交，慢慢地熟识，一来二去结交成友。当时为了生计，赶场误事是免不了的，二人之间有个帮衬，你多说一点，我早来一点，相互照应，时间一长非常默契。高德明也把撂地的汤金澄、朱阔泉等人介绍到电台，说相声的人一多，既让听主换换耳音，也扩大了个人影响。
北京进入日据时期之后，西单商场在资助下重建，⑩原有的三层楼加修成四层，配有大字的霓虹灯。日本商铺也进驻开店，商场有了起色。启明茶社也是在这个时期经常连安之手营建起来，筚路蓝缕，经营了十多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而在此前的1937年，西单地区另一处重要的娱乐场所⸺哈尔飞戏院也华丽转身，由传统的戏楼变成了时髦的杂耍园子。
哈尔飞戏院同样建于1930年，位置在今天的西单十字路口的西北角。当时由郝锦川出资承租，把原先的奉天会馆⑪戏楼和东花园改建为新式戏院。郝锦川当时是吉祥戏院的经理，也兼任北平市剧场公会会长，可以说对于经营戏园很有自己的一套生意经。改建的戏院不再是私人会所，而是对外开放，又有了一个洋气的名字“HAPPY”，翻译成汉语是“哈培”。只不过经办人一时疏忽，“HAPPY”误拼成“HAIPY”，谐音“哈尔飞”。哈尔飞戏院在皮黄盛兴的民国时期，着实红火了几年。到1937年二三月间，长安戏院、新新大戏院在西单先后开业，在西长安街南边一西一东，与哈尔飞戏院形成鼎足之势。新开的两家戏园无论在规模还是在内部装修上，都暗自铆劲儿，期望更上一层。当时正值七七事变前夕，京津乃至华北地区气氛紧张，哈尔飞戏院大胆改革，更弦易辙，辞去戏曲演员，把重点放在了什样杂耍上面。⑫由郑瑞阶负责组织事宜并延请演员，力邀京津的杂耍艺人，以全新面貌示人。在此后的几年间，刘宝全、白凤鸣、小彩舞、联幼茹、姚俊英都在这里献艺，在北京的曹宝禄、高德明、常连安、常宝霖、王佩臣等十余位更是长期在此演出。
当时的曹宝禄、高德明，中午上电台，下午去哈尔飞戏院上园子，慢慢扩大着影响，并引起了“鼓王”刘宝全的注意。他从天津到北京听了听两人的节目，邀请他们作为自己班社的台柱子。老前辈的垂青、提携让两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倍受鼓舞。⑬
在电台崭露头角的曹宝禄、高德明抓住机会，哈尔飞戏院更是借此打造声势，推出不同花样的什样杂耍表演。像1938年1月举办的“杂耍大会”，除了高德明、张杰尧合说相声，还有郭小霞梅花大鼓，姚俊英河南坠子，谭凤元“文武”京韵大鼓，傅士亭乐亭大鼓，李兰芬京韵大鼓，杜贞福、果万林改良双黄，燕北大武术团刘静斋、刘燕忠武术杂技。⑭
1938年春天，刘宝全率领在大观园的班底从天津再次来到北京，在中央、哈尔飞、庆乐、华乐等戏院穿插演出，连演三个月。1938年6月2日，哈尔飞戏院知道刘宝全合同即将到期，不日就要回到天津，顺势推出“杂剧界同业并本院特别挽留”鼓王刘宝全的杂耍演出，一早一晚两场，在哈尔飞戏院上演。刘宝全攒底，白天是《闹江州》，晚场是《火烧博望坡》。高德明、张杰尧的相声，曹宝禄的单弦，郭小霞的梅花大鼓像绿叶托红花一般地帮衬，前场更是由杂技和曲艺界的演员轮流串演。
一直到1941年，刘宝全与天津同仁应邀到北京献艺，还同高德明等人合作。这一年的11月18日，刘宝全应新新戏院的特邀献艺《大西厢》。⑮这段节目是他“生平一绝，轻易不演”。同台助演的鼓曲共8场：荣剑尘《鸿鸾喜》，白云鹏《哭长城》，白凤鸣《斩华雄》，金万昌《昭君和番》，郭小霞《黛玉归天》，曹宝禄《挑帘裁衣》，谭凤元《五圣朝天》和小玉荣《目连救母》。相声一共3场：二蘑菇、郭荣启《洋药方》，三蘑菇、常连安的相声，高德明、陶湘如《数来宝》。杂耍中还有刘静斋、刘燕民、徐云川的武术。该协会“特备设备处处扩声可听”。票价是：前排一级包厢2元4角，二级包厢楼上前排1元5角。
（三）这一时期，高德明遇到了一位贵人，在这个人的帮衬、捧场之下，他声名日甚，京城遐迩。此公名叫张祺渊，山西人，是北京顺昌隆绸缎庄的经理。他很有宣传头脑，又热爱相声等玩意，很能够跟艺人联络。张祺渊和高德明等人结了一盟兄弟。加上他跟高德明有着一层姻亲关系，高德明表妹梁秀娟的姨妈嫁给了张祺渊，⑯这样二人之间更加亲热。
张祺渊的相声当然够不上卖票的水平，但是在曹宝禄、高德明、张杰尧时常反串的玩笑小戏中，他也登场票上一把。比如在《铁弓缘》里演个陈母，《小上坟》中来个县令。兴之所至，张祺渊还送来一件桌幛，上有“笑林五杰”字样，以此赞誉高德明、张杰尧、绪得贵、汤金澄、朱阔泉五人。朱阔泉去世后，增补戴少甫维持五杰的局面。
而“笑林五杰”的称号通过电台电波，自然扩散到京城以至外埠各地的听众耳中。具有商业敏感嗅觉的电台捕捉到宣传机会，发挥强强联合1+1＞2的明星优势，促成了相声界的两次“空中合作”。
所谓空中合作，就是两个人身在异地却合说了一段相声。1944年1月，正值旧历年底，为给京津两地相声听众换换耳音，也是为了喜迎新春，电台别出心裁，组织京津两地说相声的佼佼者高德明与“小蘑菇”常宝堃（1922―1951）“空中合作”。二人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天津，通过广播电台直播的形式，表演了相声《数来宝》。高德明的《数来宝》是在西单商场作艺时，跟相声名家戴少甫学来的。
七步走八步溜，三缕青丝挂门头。
三缕青丝门前挂，理发本是吕祖留。
……
男剃前女剃后，僧道两门剃左右。
剃完了头不算完，然后打套五花捶。
五花捶打得脆，起了个名儿叫放睡。
为什么打得这么脆诶，小时候学徒受过罪。⑰
《数来宝》是戴少甫的代表节目，他把“穷家门”的数唱来宝词句听会记下，编成节目《数来宝》为相声增添产业，也泽荫后辈。大家伙共同切磋，相互学习，高德明学会以后，与戴少甫、陶湘如等都表演过这段相声。⑱40年代初，戴少甫几度去天津做艺，也把代表作《数来宝》带到津沽。几年过后的1944年，高德明、常宝堃合作《数来宝》，为了保证异地直播的顺利无误，高德明特意坐车去天津与常宝堃切磋。
播放的当天，北平的听众和高德明的粉丝早早守在话匣子边上，到了中午，广播里准时传出常宝堃、高德明那略带沙哑的声音，“叫老婆子跟我走，别给奴家丢了丑……”，一位“蘑君”，一位“高君”，二人你言我语，一对一句，由“进街趟子”进入主题，数唱各大买卖铺户的字号和特色，既有老词，也有活词。⑲虽然受条件限制，广播的音效一般，但在当时，这种合作形式真是稀罕，成为一桩新鲜事。
新中国成立前，京津两地的相声演员虽然往来频繁，但通过电台“嫁接”的异地合作只有两回。一回是1944年春天侯宝林（1917―1993）与张寿臣合说《俏皮话》，一回就是同年年初高、常二人的合作。⑳
除了上电台、进园子，高德明也应堂会，忙得不亦乐乎。很多上等人家都认识张祺渊，张又是个爱交际的人，联络着连阔如广告社，由他去联系演员上门演出，或者通过曹宝禄、高德明的关系组织一堂节目。在堂会演出中，可以有魏喜奎的大鼓、快手刘的戏法，必然少不了的是曹宝禄、高德明的节目。高德明带着绪得贵，常把拿手的相声《醋点灯》《财迷回家》等，拿到堂会上去。有些年轻主家爱听个文绉绉的节目，像《八扇屏》，则需要加钱另点。㉑
（四）家门煊赫、票友下海的叶利中（1924―1999）曾回忆：1941―1943年夏，他和师父张寿臣在东安市场西门“（小）上海游艺社”说相声，同台有高德明、绪得贵的相声，小黑姑娘和联幼茹的两场京韵大鼓，谢舒扬的单弦，“快手刘”的戏法。相声社会地位很低，“大都在西单商场、东安市场、天桥，以及庙会上撂地、零打钱”，“能在这种综合的、专门演出曲艺的剧场上演，并能把艺名、大号印在石印海报上，满城张贴宣传，是很了不起的啦！”㉒在40年代中后期逐渐红火起来的相声艺人郭荣启，也特意谈到了高德明在当时北京的影响。他在回忆文章《我的学艺经过》中这样说，“我在北京看了许多同行的表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高德明。他当时在北京观众中声望很高，给他捧哏的是绪得贵。他们经常爱在新罗天、哈尔飞等剧场演出。高德明表演的特点是火爆，说话语速快，当时我曾暗下决心：一年以后一定要赶上他！”㉓几年后，郭荣启获得京津地区“相声亚席”的荣誉。他的代表作《打牌论》和高德明的《赌论》成为双峰并峙的佳作，至今为相声行业内外称赞。
进入到40年代中期，北京的相声悄然变换着格局。常宝堃、侯宝林、郭荣启、常宝霆等后起之秀，成为了京津红极一时的相声新星。而老一拨的相声艺人则因为种种原因，星云飞散。1942年，朱阔泉猝疾而终；1943年8月，陶湘如病故；1944年3月，戴少甫在天津溘然辞世；张杰尧在40年代初携带妻女等人南下谋生；绪得贵在40年代中期，到张家口讨生计，辗转流落到内蒙古，扎根包头于1954年在舞台上意外去世。绪得贵与高德明最后搭档的几年，或者两人说说相声《学评戏》《学大鼓》《大上寿》《山东二黄》《洪羊洞》《窦公训女》《拴娃娃》《醋点灯》《学四省》《打牌论》，或者对口数唱来宝，来段《十女夸夫》，或者干脆高德明在电台说吧嗒棍，《月明楼》、《张广泰回家》、《宋金刚押宝》、《硕二爷》、《九头案》（如《贼鬼夺刀》）、《张双喜》。对此，当年的老听众还有很深印象，有心人不但追着听，还记下故事梗概，聊作消遣。㉔
这些仅仅是与高德明合作过的部分艺人。面对这种青黄局面，高德明也徒叹无奈。这一时期，高德明曾应天津小梨园的邀请前去做艺。1947年，在银光曲艺厅、西单游艺社、东安市场的凤凰厅，他与三弟高德亮同台作艺，聊度时日。新中国成立前，高德明在天津群英戏院、法租界天祥商场的大观园也同王长友（1912―1984）、苏文茂（1929―2015）、马三立（1914―2003）等表演相声。据车技老艺人金业勤回忆，当时的一场节目，还有阎秋霞、侯月秋的京韵大鼓，高元钧的山东快书，武艳芳的河南坠子，张伯扬的单弦以及金业勤兄妹的车技表演。
这一年，高德明一度辗转西北，远及新疆，成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文工团最早迎来的相声演员。㉕此后又有王长林（1932―2001）、王本惠（王晓松，1927―1983）、张玉妹（1934―）、辛宝珊（1916？―？）等人加入。兵团相声才成为新疆相声发展的三条支脉之一，日渐其盛。
1950年，高德明从新疆回到北京，开始了新的艺术道路。此后十年，一直到他1960年因心肌梗突然去世，他的艺术辉煌不次于三四十年代，并培养了新的一批忠实听众，留下了深刻记忆。注释:①1958年借助第一届曲艺杂技会演，高德明在《天津日报》报道中提到7岁从艺，去年他的老搭档赵霭如去世，使他失去有力助手。
②相声艺人孙玉奎（1921—2003）在《我与相声结缘》一文中记述，1939年在新罗天他曾看过高德明表演的相声。“1939年，我十八岁时，前门外劝业场开了‘新罗天’演出曲艺，我去听了高德明、绪得贵的相声。他们演出《倭瓜镖》，我是越听越可笑，由此喜欢听相声”。孙玉奎：《我与相声结缘》，《曲艺》，2003年7期，第36页。
③此统计尚不完全，如遗漏下文所提新世界游艺场。《中国曲艺志·北京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志·北京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9年，第479~544页。
④参见《游艺画刊》同期“杂耍”专栏中相关游艺场所的广告，另见《实报》1941年12月、1942年3月每日相关游艺场所的广告。
⑤1941年11月18日，高德明、陶湘如在新新戏院表演《数来宝》为京韵大鼓名家刘宝全助演。参见《实报》该日关于新新戏院的广告。
⑥常连安创建的启明茶社自1941年开始专演相声大会，网罗了北京、天津几十位相声演员。而高德明并不在列。他在北京众多游艺场所中演出，唯独不见在启明茶社作艺。从民国期刊、方志资料以及吴兆南的口述材料中，都得到印证。究其原因，耐人寻味。
⑦参见《实报》同期相关游艺场所的广告。
⑧参见《立言画刊》1940年6月“中央电台北京百利维电台”节目单。
⑨关于高德明、绪得贵吃罐焖鸽子的记述参见唐鲁孙《北平的西餐馆》一文。唐鲁孙在别的文章中也谈到了和高德明的往来和趣事，可见二人之关系，故以“老听众”称呼唐鲁孙。唐鲁孙：《北平的西餐馆》，见《唐鲁孙系列·天下味》，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⑩西单商场跟哈尔飞戏院建造是同一年，都在1930年。西单商场由加拿大归侨黄树滉（1882-1949）投资10万兴建，当时叫厚德商场。附近陆续有福德、福寿、德益、惠德、临时5家商场建成，都叫西单商场。把护国寺、西四等地的摊位、商户吸引过来不少，形成占地2万多平方米、31个行业、600多家店铺、1000多名从业人员的西城商业中心。当时也有杂耍表演。一说是1938年冬天遭火灾，日本人复建更名“高岛屋”，即福寿，西单第五商场。又沿街从北向南修建第一到第六临时商场。相声在第二三四临时商场内，与卖食品的、租售旧书的毗邻。第一临时商场有九龙斋葫芦铺，有卖小吃、旧货和摆摊卖艺的。第六临时商场有仙宫影院，唱戏的、什样杂耍，游艺室和龙门书局。此消息见舒志钢：《古都商事——老北京商贸轶话》，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197~198页。
⑪奉天会馆系张作霖还人情修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流亡至关内进北京者日甚，以学生尤多。为安排外来流亡者，奉天会馆、江西会馆、习艺所辟为男生收容所，红十字会为女生收容所，湖广会馆为普通民众收容地点。王化一与同乡于9月27日在旧刑部街12号奉天会馆剧场（哈尔飞剧院）举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此消息见王化一1931年9月25日的日记，《王化一日记》由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所档案资料室藏，未正式出版。《王化一日记》选摘见王驹、邵宇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43~144页。
⑫《中国曲艺志·北京卷》关于哈尔飞何时引进曲艺的消息有误。既与马岐回忆刘宝全、曹宝禄、高德明等慰问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时曹、高帮忙借话筒一事的时间无法吻合，又与侯希三讲的1938年1月哈尔飞有“杂耍大会”不符。据《骆玉笙年谱》记录可知：刘宝全1936年下半年在济南做艺。1937年1月14日回到天津未休息即到北京，做艺到同年5月底；6月回到天津在天祥舞台（1937年12月25日圣诞节更名“大观园”）与在小梨园的小彩舞（即骆玉笙）打对台。1938年春（3月后），刘宝全率领大观园的班底到北京做艺，在中央、哈尔飞、庆乐、华乐等戏院做艺。5月29日为在华乐戏院最后一场。另据，6月初是同哈尔飞戏院的合同期限。综上推测，曹宝禄、高德明帮助借话筒一事，应该是在1937年1—5月之间，只可惜《骆玉笙年谱》没有记载慰问第二十九军时一事，更无从知道刘宝全在北京哪家戏院做艺。又查侯希三《西城的一园三院》一文，证实1937年7月前，哈尔飞戏院已然改戏曲为经营杂耍。1938年9月18日，更名为哈尔飞瑞园茶社，一直到1940年冬天倒闭。贾立青编著：《骆玉笙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⑬关于刘宝全与曹宝禄、高德明的过往与提携后辈等相关内容，参见曹宝禄《曲坛沧桑：我的曲艺表演生涯》一书，另见马岐在“茶余饭后话北京”系列广播节目之《高德明和“华北三艳”技艺超群》所谈。曹宝禄：《曲坛沧桑：我的曲艺表演生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茶余饭后话北京”节目是北京城市服务管理广播（FM107.3AM1026）在2005年3月1日开播的知识类节目，每天13:00—14:00播出。
⑭据侯希三《西城的一园三院》一文介绍可知：1938年9月18日，更名“哈尔飞瑞园茶社”，直到1940年冬天瑞园茶社倒闭。瑞园茶社倒闭后，1941年3月1日（此时间见田静清编著《北京电影业史迹（1900-1949）》一书），被天津人杨宜之接手创办“大光明电影院”，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1953年，电影院划归中央歌舞团。1954年1月，划归中国戏曲研究所，1954年7月17日更名“西单剧场”。1961年2月，划归北京曲艺团。1985年，划归北京市曲剧团，1994年11月26—27日在此举行告别演出《大劈棺》，魏喜奎饰观音。1994年12月15日，最后上映一次电影，西单剧场旋即拆除。侯希三：《西城的一园三院》，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京城旧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⑮据《骆玉笙年谱》（P160）记载，刘宝全1941年10月在小梨园攒底，金万昌、谢芮芝等同台。11月23日与小彩舞在庆云戏院换地。11月22日“最末一日纪念演出”，小彩舞在庆云是日场《南阳关》、晚场《击鼓骂曹》，刘宝全在小梨园是日场《博望坡》、晚场《大西厢》。戴少甫、小蘑菇、马三立、秦佩贤都在庆云做艺，小蘑菇兼在小梨园做艺，张寿臣、侯宝林、王佩臣、曹宝禄、金业勤在燕乐做艺。该书没有提到11月18日在北京新新戏院的特约演出。但金万昌、白云鹏、荣剑尘、曹宝禄都是随刘宝全一起从天津到北京助演的。北京方面的鼓曲演员应该只有白凤鸣、谭凤元、郭小霞、小玉荣4人。京津各出一半人马，北京的实力明显逊色。而高德明等3对相声都是北京班底。
⑯关于高德明与张祺渊的姻亲、结盟与下文所提“笑林五杰”称号的由来，参见笔名为“天”的作者《笑林五杰：高德明》一文。《中国曲艺志·北京卷》“高德明”词条中关于“笑林五杰”称号由来的介绍，或据此文。天：《笑林五杰：高德明》，《三六九画报》，1939年第12期。《中国曲艺志·北京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志·北京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9年，第715页。
⑰此处《数来宝》部分台词系由吴兆南（1926—）回忆。他主动提到台词中“吕祖”与《中国传统相声大全》中《同仁堂》文本相关部分不同，并强调所听所记为“吕祖”。因为高德明没有相声《数来宝》相关录音、唱片等资料留传，故请吴兆南把高德明版“剃头棚”的台词背诵并做记录。见2014年9月，在台北市与吴兆南聊天并做采访。
⑱戴少甫为高德明捧哏相声《数来宝》的记述，来源于2014年9月在台北市对吴兆南的聊天采访。其时，戴少甫也在西单商场前与高德明一起作艺。业内均知该节目系戴少甫创作，由创作者为高德明捧哏也符合相声的表演规矩。关于陶湘如为高德明捧哏《数来宝》的记述，可见《实报》1941年11月18日关于新新戏院的广告。是日，高德明、陶湘如在西单商场白凤鸣经营的茗园茶社为京韵大鼓名家刘宝全助演。
⑲以上关于高德明与常宝堃异地合作相声一事所涉及内容，诸如：前往天津排练切磋、节目内容为何、听众反响如何等方面的记述，来源于2014年9月在台北市对吴兆南的聊天采访。因为《数来宝》在相声中表演形式和内容均有不同，如《同仁堂》、《对坐数来宝》、“进街趟子”、《棺材铺》、《点头数》等，故对于高德明、常宝堃表演的路数，特意请吴兆南回忆。下文谈到的播放效果一般，也是吴兆南提到的，并与侯宝林作为参与者所谈到的“第二次表演效果（也）不佳”不谋而合，如出一辙。侯宝林相关谈话内容参见《侯宝林与旧天津电台》一文。侯錱：《侯宝林与旧天津电台》，见侯錱编《七嘴八舌侯家事儿》，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1~52页。
⑳参见《游艺画刊》1944年3月《京津交流广播第二次已实行》一文。另《侯宝林与旧天津电台》一文也提到两次异地合作说相声一事，并引《纪事报》1944年4月15日报道。
㉑关于高德明上堂会表演相声以及加钱另点节目一事，来源于2014年9月在台北市对吴兆南的聊天采访。文中所提“年轻主家”包括吴兆南本人在内，曾在北京的青年会请高德明、绪得贵出过堂会。
㉒参见叶利中《记张寿臣先生二三事》，叶利中、张继楼整理《怪病怪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9~240页。
㉓郭荣启：《我的学艺经过》，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第14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㉔关于高德明与绪得贵表演的相声，据吴兆南回忆，听过很多。此处所列名目，系参照吴兆南回忆、姚振声编著《一代相声名师王长友》等书籍中相关内容，整理而得。据吴兆南介绍，为了完整记录每天表演内容（的梗概），他和同学曾轮替去现场听高德明表演“吧嗒棍”（即中篇单口相声）。
㉕高德明成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文工团最早的相声演员，此据相声艺人班松林：（1917—1987）的回忆文章《艺苑生涯六十年》。班松林《艺苑生涯六十年》，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乌鲁木齐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9辑），1985年。
（作者：高等教育出版社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杜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