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同王光先生见面是在1986年。那时我的《古都北京》刚由朝华出版社出版。北京社会科学院方玄初院长带着我和刚出版的新书，到北京市委大楼王光先生办公室，送书请先生指正。他当时任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王光先生不仅热情地接待了我，还回赠他主编的《中国首都北京》精美画册。他自谦地说：您的《古都北京》内容充实，印装精美，定当拜读。这次见面，王光先生给我留下气质高雅、文肃心静的感觉。
1989年，我写了一封建议设立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开展满学研究的信。早上8时，我骑自行车到市委大楼外的收发室，请代为转递。当天下午5时许，时任北京市委分管文化宣传的副书记王光先生，亲自打电话说：“李志坚同志（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将您的报告转给我，您建立满学研究所的建议，我已经批了。”一个普通研究人员的一封信，当天送，当天批，王光先生作为北京市委的领导，工作之负责，办事之干练，待人之热情，修养之高尚，令我感激，令我常忆，令我敬佩，令我永怀！之后不久，我应邀赴美国进行学术访问，访期6个月。
1990年5月，我按期回京后，接到王光先生的电话，约我到他办公室坐坐。我按约定时间，乘公交车到市委大楼王光先生办公室。他说：我想听一听您到美国的见闻。我边谈，他边问。其间不时有人进来，或请示工作，或送取文件。我谈及要编辑出版《满学研究》之事。他说：一定要成为学术著作，不趋时，不浮躁，要讲求学术质量，经得起时间检验——几百年后，还有人看。这在当时文化背景下，是多么难得，又是多么可敬。约谈了两个小时，我看他太忙，主动请退。临告退时，王光先生问我是怎么来的，我说是坐公共汽车来的。他马上跟秘书说：用我的车送阎教授回家。他送我走出办公室，我请他留步，他说送到电梯。到了电梯，我又请他留步，他说到下电梯。下了电梯，我再请他留步，他说再走走。他走出大楼到了院里，在停靠的汽车前送我上车，车启动后，才挥手离去。后来《满学研究》第一辑出版，我去呈送，请他批评。他说：“很好，就这样做！”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著名学者、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王光先生，在北京社会科学院高起祥院长陪同下来到我家。在谈话间，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当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一个问题：满族是一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民族，军队也不过十万人，怎么会打败约有一万万人口、一百多万军队的明朝呢？而且，满族人建立清朝并巩固其统治长达二百六十八年，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王光先生赞赏廉明清官，痛恨贪腐赃官，令阎崇年钦佩王光先生说：“时间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不见有人以论文或专著来回答这个问题。”
王光先生又说：“后来周恩来总理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请大家研究一下。周恩来总理逝世已经20多年了，至今也未曾看到有人回答这个问题的论著。”
王光先生强调说：“您研究清史，希望您回答这道历史难题。”
我当即表示，这道历史难题应当回答；但是，我个人才疏学浅，知识和能力有限，恐怕回答不了这道难题。
王光先生说：“不必着急，积累材料，慢慢思考，不设时限。”这个满族以小胜大、且巩固其长期统治的问题，实际上是几百年来很多人经常关心、不断叩问的问题。而问题的起点是在清朝发祥地赫图阿拉，所以我把这个问题称作“赫图阿拉之问”。
由此，我时常思考这个“赫图阿拉之问”——读书时、行路时、品茶时、夜眠朦胧时，都在试图破解这道难题。当然，一道几何证明题，可以有多种的证法；一道代数计算题，可以有多种的解法——其结果是“殊途同归”。同样，研究一个重大历史问题，可以依据不同史料，通过不同方法，进行不同论证，得出相同结论。
严格说来，这既是一个“赫图阿拉之问”，又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司芬克斯之谜”。由此，我便不自觉或自觉地开始思考：如何解开这个“斯芬克斯之谜”，如何回答这个“赫图阿拉之问”。
后来，王光先生调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任中纪委常委、秘书长。一天，我到他办公室去看他。他又提到这个问题，问我研究进展如何。我回答说正在收集资料，并在进行思考。在谈话间，我说：“您为官清廉，是‘王青天’！”他淡然地说：“‘青天’，我不够，但我敢说一分不贪！”后来他送我一本北京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雁庐余稿》。王光先生的志趣、心境，正如他在《雁庐余稿·师颂》诗中所言：“唯留源头清溪水，暮暮朝朝洗我心。”
王光先生赞赏廉明清官，痛恨贪腐赃官。他在《雁庐余稿》中有一首写美国洛杉矶见闻的《集贤宾》诗云：
洛城春晓蜂蝶闹，
浮世尘嚣。
满街肥男瘦女，
竞斗妖娆。
梦里花枝佼好，
惊起玉颜霜凋。
几回浪饮狂歌后，
消损甚、
泪浥香巢。
拍岸波涛汹涌，心似重
锤敲。
自来东土谢相邀，
不学也风骚。
一宵春情尽耗，
民脂民膏。
翠谷芳园幽草，
正合异国藏娇。
在人前、
妄谈宗旨，
无人处、
细点金钞。
只要钟馗未到，
先任我逍遥。
诗后有注：“洛杉矶的朋友告诉我，此地多有国内名流高价购买的别墅。他们生活阔绰，出手大方，数十万美元甚至上百万美元的购置费都能够一次性付清。习惯于分期付款购房的美国人对此深表惊羡。”
从以上的诗和注，可以清楚地看出：王光先生清明廉政、嫉恶如仇的高尚品格。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包拯、文天祥、于谦等勇于任事、操守清廉的官员，内心之敬佩，赞美之嘉言。
我曾写过一篇长文《论于谦》，送请王光先生审阅。王光先生阅后作《六州歌头——读崇年同志<论于谦>有感》。试用窄韵填长调，诗曰：
凌苍浩气，
铸作《石灰吟》。
钎锤击，
洪炉炼，
身齑粉，
见晶琛。
“土木”惊兵败，
主战守，
诛阉佞，
匡弱子，
阻敌骎，
挽陆沉。
“夺门”无端祸起，
黄须儿、
兄弟相擒。
痛忠良不赏，
翻置断头砧。
地哑天喑，
万民心！
古来英烈，
轻禄爵，
鄙阿附，
耻奢淫。
忠社稷，
贞名节，
忧黎庶，
竭精忱。
叹庙廊如厕，
空孤愤，
枉规箴。
亡谋臣，
烹良犬，
走糜禽。
忠弼几人好死？
风波亭野草森森。
剔残灯读史，
留怨入瑶琴，
泪满秋襟。
上诗，歌颂忠良、廉臣，鞭挞奸佞、昏君。这首诗，也是王光先生磊落光明、浩荡人生、宽广胸襟、清淳灵魂的真实写照。
后来我到上庄雁庐、阳光新城，先生的居所去看望他。在住院期间，到医院去看望他。王光先生仍关心他对我提出问题的研究。
此后，我带着“赫图阿拉之问”这个问题——读书，何止万卷；行路，何止万里；求教，何止万人；著述，申一家言。不断阅读史料，长期野外踏查，反复探索思考，进行深入研究，时间已逝20余年。现在，我要向王光先生汇报这个“赫图阿拉之问”的“答案”时，他却带着一身正直和清廉、勤奋和敏思、真诚和朴实、善良和热情，离开了人间，化作了先贤。
谨以拙著《森林帝国》，向本书的发轫者——王光先生致谢、致敬！向读者交流，向学界切磋。
这就是本书《森林帝国》的一个缘起。拙著《森林帝国》全书，纵向以森林文化为脊骨和梁架作经线，横向以时间和空间演变与交合作纬线，从商周肃慎族系以下3000年看清朝300年，从北半球森林带看北亚的东北森林文化，按照森林文化演进轨迹，进行历史与逻辑的阐述。《森林帝国》分作10章34节，在20余年探索森林文化的格物致知历程中，我广泛收集资料，广行实地踏查，作出逻辑分析，寻求理论探索，阐述以森林文化为特征的森林帝国的发展演变、兴起衰落、统合离散、历史交替的自然过程。
我以本书《森林帝国》，作为向王光先生启迪的汇报，作为向王光先生英灵的祭奠！
（编辑·韩旭）
注
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赫图阿拉村。赫图阿拉是满语的汉语音译，原意hetu是横，ala是岗，汉语直译作“横岗”，也译作“平顶山”。赫图阿拉是一座小山城。这是“女真多山城”的一例典型。赫图阿拉的地形罕见，地貌奇特，呈椭圆柱形，平地凸起，举世无双，像一个“高桩馒头”，高约10到20米，上筑城墙，高约6米。它三面环山，四面临水，凭借天险，易守难攻。它土壤肥沃，雨量充沛，气候较温，宜于生存。赫图阿拉内城面积246000平方米，合369亩，相当于北京故宫面积的三分之一。山上只有一口井，今人俗称作“汗王井”，已历600多年，至今井口水离地面，经实测为3厘米，伸手可掬，常年充盈。赫图阿拉的地理区位，西到抚顺约200里，距沈阳约400里，既远离辽河平原重镇，又苏子河水汇入辽河；既可隐蔽信息、暗自发展，又可进军开拓、图谋大业。这里成为满洲发祥的基地。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统一女真，创立满文，创建八旗，建立后金——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黄衣称朕，建立后金，建元天命，奠定了清朝的基业。赫图阿拉后被清尊为兴京，就是清朝兴起的京城。明天启元年即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夺取沈阳、辽阳，进入辽河平原。同年，努尔哈赤迁都原明朝辽东首府——辽阳。后清尊辽阳为东京，就是清朝东部的京城。明天启五年即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再迁都沈阳。清尊沈阳为盛京，就是清朝兴盛的京城。明崇祯十七年即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又辅佐顺治帝迁都燕京（北京）。从此，清朝定鼎北京，入主中原，统一全国，稳定政权，长达二百六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