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哈佛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校长社长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世界上的大学出版社数量不少，但是关于某一家大学出版社历史的专书则为数不多，而《哈佛大学出版社史》［1］是其中写得比较好的一本。该书作者马克斯·豪尔（MaxHall）于1960—1973年曾任哈佛大学出版社社会科学编辑，其内部人的视角自然看到不少外人难以观察到的细节。此书出版于1986年，而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式创建于1913年，哈佛出版和印刷的历史则要追溯到1638年。
略显遗憾的一点是，此书的叙述截至1972年，即此书出版时时任社长罗森塔尔（ArthurJ.Rosenthal）就任的那一年，这也体现了作者的历史态度。但是，此书讨论的问题则较少有时代的限制，对于一般的大学出版社乃至学术出版社的发展都有启示意义。因此，笔者爬梳原作，拟从此书的历史叙述中总结出一些具有共性的经验，与同业交流。
一、大学管理层的支持力度决定着大学出版社创建和发展的基调
哈佛大学的洛威尔校长（1909—1933年在任）是大学出版社的坚决支持者，他也跻身哈佛大学出版社之父行列。在1911—1912年的年度报告中，他说：一所大学如果没有出版其学者著作的出版社，就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在洛威尔的计划中，一笔大额捐赠是出版社创建的必要条件，但是他接下来同意了由大学先行借款在1913年就创建，使哈佛大学出版社的问世提早了若干年。为了让哈佛出版打响头炮，他还以身作则，将自己的《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政府》等六本著作都交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19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深陷财务危机之时，洛威尔校长依然力挺出版社，提出：“我们在图书馆上花了很多钱，而在出版社上花更多的钱也是明智的。”［2］这与他原有的立场相比实际上前进了一大步。
而洛威尔的继任者柯南特的态度则犹疑得多，他那长达700页的自传对哈佛大学出版社竟然只字未提。虽然柯南特校长在1938年，即哈佛大学出版社成立25周年之际，还对其未来充满信心，对杜马斯·马龙社长的“学术+”政策（scholarshipplus）也颇为欣赏。但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他竟然认为：出版并非大学使命的一部分，哈佛大学完全可以没有出版社。他甚至把出版社视为负担，还一度寻求跟商业出版社合作来出版哈佛的著作。幸好，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拒绝了柯南特的提议。［3］可怕的是，柯南特统治哈佛长达20年（1933—1953年在任）。二、大学管理层的态度取决于大学出版社对自身与母体大学关系的定位
关于大学出版社使命的经典表述，来源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第一任校长丹尼尔·基尔曼（1878年）：“大学最崇高的使命之一，就是推进知识研究，并向远方广大的人群，而不仅仅是向可以每天来上课的学生，传播这些知识。”［4］1911年5月3日，《哈佛校友评论》也在社论中呼吁立刻创办哈佛大学出版社，指出哈佛出版的学术著作不仅会提高大学的声誉，而且会使人类知识的总和有所增加，对世界各地的学者都有难以估量的价值。［5］
1944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再次陷入危机之时，拉尔夫·巴顿·佩里［6］提交的报告《大学应不应该办出版社》，是大学出版社历史上的经典宣言，不但是对大学出版社存在理由的明确阐述，而且是对大学出版社价值的洞见和宣示。大学为什么要办自己的出版社，归根结底是能够充分发挥大学的研究成果这一得天独厚的出版资源的功用。1947年1月，哈佛大学出版社第五任社长托马斯·詹姆斯·威尔逊在就任（1947—1967年在任）之前，曾致信柯南特校长说：“运行良好且高效的哈佛大学出版社，绝不仅仅是一个‘服务’机构，而是可以成为您的大学里的一个真正创新的部门。”［7］
这一理念终于逐渐得到大学管理层的认可。威尔逊就任4年之后，柯南特校长终于彻底转变了观念，承认：“出版社与大学的其他部门同等重要。就我本人而言，对大学出版社的逻辑地位和作用的任何质疑，都过去了。”直到威尔逊时代，哈佛大学出版社才真正被母体大学所接受，比其他很多大学出版社都晚了很多，这也体现了大学出版社的曲折命运。
总体上的感觉，学术和商业的关系是大学出版社的永恒主题。普遍来看，哈佛等美国的大学出版社对学术的坚守非常坚定，而在商业上则有时陷入困境。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则较少学术的束缚，学术书要出、也在出，但是不必只出学术书，对此没有太大心理负担，从而在商业的征途上始终阔步前进。
三、大学出版社要基于学术，更要超越学术，架起学术与大众之间的桥梁
在第三任社长杜马斯·马龙治下的8年（1935—1943年），虽然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时期海外市场收入锐减，以及新书品种下滑（从每年95种到61种）的影响，但是哈佛大学出版社的销售总额翻了一番，原因就是他的“学术+”政策。
马龙认为，大学出版社的存在目的，并不仅是将一个学者的研究成果传递给另一个学者，而是成为整个学术界和学术外世界的桥梁。学术出版社如果淹没在博士论文和次要专著中，就无法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要更加精于书稿的选择。大学出版社应该着重出版重要的学术作品，即使其市场预期相对并不那么好。就这些重要的学术著作而言，出版社要鼓励作者尝试将重要的发现和理念阐释和呈现给更大范围的读者。这不是贬损学术，而是优化学术成果的阐释和呈现效果［8］。
在“学术+”政策的引领下，哈佛出版了许多影响力很大的图书，其中两部图书获得普利策奖（1938年路德·莫特著《美国杂志史》，以及1940年马克斯·里·汉森著《大西洋移民》），多种图书销量超过10万册。直至马龙卸任多年之后，人们愈加珍视这些图书的持久价值。与商业出版社不同，大学出版社不可能在出书一年之内就能判定一书销量之好坏，而是往往在几十年后还享受着这些学术常销书的收益。如，1936年出版的《存在巨链》（哲学家洛夫乔伊著），在48年之后的1984年，其年销售量依然超过10万册。
在继续出版纯文学作品的同时，哈佛出版的商业、法律、哲学、建筑类图书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也取得了更大的销量。特别是商业图书，比如新泽西贝尔电话公司总经理切斯特·巴纳德［9］的《经理的职能》于1938年出版，首印1500册，提出管理者的职能不是管理一群人，而是提供沟通的系统、提升服务的意愿，以及建构和定义目标。该书20世纪30年代，年销500册以下，40年代年销870册，50年代年销1800册，60年代年销3000册，70年代年销4500册，截至1984年共销售11.5万册（如图1）。图1《经理的职能》年销量增长示意图四、良好的财务状况是大学出版社得以存续的底线
纵观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历程，其财务状况是校长和大学管理层关注的重点，影响着他们对出版社前途命运的最终决策。总结起来，财务的危机往往给出版社带来生死存亡的危机，而不论出版社和学术界如何呼吁，大学其实从未准备在出版方面予以恰当的投入。
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创建得益于哈佛著名校友、前国务卿培根的经济担保。或者说，两个错误导致了哈佛出版的提前到来：一是培根对成本的错误计算，二是众人对培根的错误或过度的理解。因此，在首任社长C.C.莱茵时代（1913—1919年）末期，哈佛大学出版社首次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1919年7月，出版社欠大学的债务累计达到5.8万美元。当时，出版社理事会只能接受作者或其他机构承担成本的稿件，此外一律不予接受，因而严重妨碍了正常的出版活动。［10］
第二任社长哈罗德·默多克（1920—1934年在任）则采取三大措施，稳定了出版社的财务状况，即提高大学印制工价，对外承印，以及用印制利润补贴出版亏损。［11］然而，此举并非一劳永逸。在默多克时代末期，引起新任校长柯南特不满的重要导火索，就是出版社理事会对捐赠和大学投入的反复强调。
将哈佛图书带给空前广泛读者的第三任社长马龙，以其离任之后的六卷本巨著《杰佛逊和他的时代》而著名，则对印制业务毫无兴趣，认为空耗其时间和精力。出版社理事会在1942年竟然天真地将出版社定位为像图书馆那样的“负预算”部门。这加剧了柯南特校长及其团队对出版社是否应当存续的质疑。［12］
第四任社长罗杰·D.斯凯夫治下的4年，年年盈利，大学对出版社的利润非常欣喜。哈佛大学出版社直到威尔逊社长时代才进入一个扩张的年代，员工数量从40人增加到115人；年出新书从68种增加到144种，翻了一番多；年销售收入从44.3万美元增长到300万美元。［13］
第六任社长马克·卡罗尔系威尔逊力荐，从威尔逊时代继承了庞大的出版计划，出书品种虽然增多了，而且出版了罗尔斯的《正义论》（销量超过10万册）、爱德华·威尔逊的《动物社会》等畅销好书，但是出版成果与财务业绩并不能完全吻合。卡罗尔时代较威尔逊时代增加了30名员工，再加上品种增多导致的成本增加，使出版社的经济效益连续四年出现亏损。对卡罗尔来说更致命的是他的财务预算与实际表现相差太大，虽然当时哈佛大学出版社遇到的问题在大学出版社中普遍存在，还是使蒲赛校长、博克校长、豪尔副校长及理事会对他认清并改善亏损的能力丧失了信心，哈佛大学出版社再次进入危机和重组的时期。当然，日益发展壮大的哈佛大学出版社此时已在文化生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一任社长的去留已经不会引发人们对出版社能否存续的担心了。［14］
五、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一定要善于抓住时代机遇
威尔逊时代是哈佛大学出版社获得大发展的时期。究其原因，是他抓住了时代提供的若干机遇。例如，在“二战”结束后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威尔逊果断地设立了科学编辑职位，一改大学出版社历来擅长人文社科、拙于自然科学的面貌。此外，1948—1968年，“二战”后修读学位学分的学生从240万人增加到690万人；大学图书馆经费从4400万元增长到5亿元，增长10倍有余。哈佛出版的适合学生和图书馆使用的图书，从“二战”后高等教育大发展中获益良多。［15］
当然，哈佛大学出版社历史上也有过错失良机的教训。美国的平装本革命在威尔逊主掌哈佛大学出版社之前就早已到来，当时学术出版社未曾染指。平装本之所以比精装本便宜，不但因为封面软硬之别，更在于印数大、版税率低，而且精装本已经支付了组稿、发布、广告、编辑、排版等固定成本。原来只在报摊和香烟店售卖的平装本，不但逐渐出现在书店，而且很快占据了大学课程的阅读书目和大学书店。哈佛大学出版社以往很长时期的政策，就是对自己出版平装本说不，只以授权的形式由其他出版社出版其平装本图书。直到1971年，即威尔逊卸任4年之后，真正的“哈佛平装本”才面世，比大多数大学出版社晚了10~15年。威尔逊的决策一方面源于对大学出版社平装本销售能力的信心不足，另一方面来自他对大学出版社职能的坚守或曰固执。他认为，大学出版社要尽可能多地出版能够增加知识的原创作品，涉足平装本会分散精力。［16］
六、捐赠是大学出版社发展过程中的意外之喜，但是需要持续寻求
早在创建之前，哈佛出版之父们就在积极地寻求获得一笔大额捐赠，但是它在这方面的运气并不太好。约翰·D.洛克菲勒于1902年向新成立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捐赠了办公大楼，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于1911年向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捐赠了办公大楼。但是，直到今天，像很多大学出版社一样，哈佛大学出版社都没有一幢专门为出版而设计的办公建筑。后来，福特基金会共向35家大学出版社捐赠了272.5万美元，此次哈佛大学出版社在1957年开始的7年间幸而从中分得一杯羹，获赠29万美元。20世纪70年代，梅隆基金会向大学出版社捐赠的项目中，哈佛大学出版社获赠25万美元。1984年，毛瑞斯·史密斯的遗孀向哈佛大学出版社捐赠了34.4万美元。
但是，另有两笔捐赠对哈佛大学出版社产生了更加重要的影响，不但给予它巨大的经济支持，而且极大地提升了它的学术声誉。其一是“娄布古典丛书”（LoebClassicalLibrary）。詹姆斯·娄布是一个漫不经心的投资家，却是一个全心投入的文学、音乐和艺术的爱好者，他最愉快的记忆就是自己的哈佛岁月，于是早早地从父亲的公司退了休。1903年前后，娄布就构想了一个类似牛津、剑桥性质的哈佛出版社方案。1910年，哈佛大学出版社酝酿成立的时候，就曾向娄布寻求捐赠。当时，娄布给洛威尔校长回信说，作为替代方案，“娄布古典丛书”已经开始运作了，所以他没有对哈佛出版社施以捐赠。
“娄布古典丛书”是学术界影响极大的希腊文-英文或拉丁文-英文对照的大型古典文献丛书。1933年，娄布将丛书遗赠给母校哈佛，使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可供书目一下子增加了300种（相当于该社当时4年的出版总量），同时注资30万美元设立“娄布古典丛书基金”。为了确保该丛书每一种都不脱销，出版社努力向图书馆成套推销。在1936年4月30日截止的财年，“娄布古典丛书”的销售收入占到了出版社总收入的1/4。尽管娄布在遗嘱里提到了“大约375卷”的目标，但实际上到20世纪80年代已经达到470卷，并且还在增加。［17］
其二是“贝尔纳普出版社”（BelknapPress）。贝尔纳普出版社是哈佛大学出版社按照小瓦尔登·菲尼克斯·贝尔纳普和他母亲的意愿设立的子品牌。在贝尔纳普的设想中，贝尔纳普之于哈佛，如同克拉伦登之于牛津，只出版那些具有持久重要性、学术水准极高、印制非常精美的图书，而不必在乎其是否盈利。贝尔纳普在1949年去世时，将贝尔纳普基金的5/6都按照相应时间遗赠给了哈佛，在其母蕾·哈金斯·贝尔纳普的努力下，贝尔纳普出版项目于1951年提前启动。《哈佛美国历史指南》《亚当斯档案》和“约翰·哈佛丛书”都得以在此项目框架下成功出版。
贝尔纳普母子都没有意识到其德克萨斯不动产巨大的升值空间，到1982年，贝尔纳普基金已经升值到400万美元以上。在威尔逊时代末期，贝尔纳普基金每年向出版社投入22.5万美元。此外，贝尔纳普系列图书的年销售收入超过40万美元，大大超过出版社销售总额的1/10。［18］
读罢《哈佛大学出版社史》，可知哈佛出版历程十分曲折，其品牌的创立更是历经风雨。哈佛大学出版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我国大学出版事业的未来发展颇具启示价值。我们相信，大学出版社只要明确学术出版的使命定位、维护与母体大学的良好关系，同时优化学术成果的阐释与呈现方式、维持良好的财务状况，抓住时代的机遇，就一定能够取得新的更大的发展。
注释：
［1］HallM.HarvardUniversityPress：a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
［2］HallM.HarvardUniversityPress：a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41.
［3］HallM.HarvardUniversityPress：a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93-94.
［4］HallM.HarvardUniversityPress：a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10.
［5］HallM.HarvardUniversityPress：a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17.
［6］RalphBartonPerry，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哈佛大学出版社理事会成员，曾因所撰《威廉·詹姆斯传记》获普利策奖。
［7］HallM.HarvardUniversityPress：a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22.
［8］HallM.HarvardUniversityPress：a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68.
［9］此后，ChesterI.Barnard曾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席等职。
［10］HallM.HarvardUniversityPress：a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39.
［11］HallM.HarvardUniversityPress：a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43.
［12］HallM.HarvardUniversityPress：a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95.
［13］HallM.HarvardUniversityPress：a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125.
［14］HallM.HarvardUniversityPress：a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176-177.
［15］HallM.HarvardUniversityPress：a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128-129.
［16］HallM.HarvardUniversityPress：a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160-165.
［17］HallM.HarvardUniversityPress：a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63-64.
［18］HallM.HarvardUniversityPress：a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139-144.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