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7月，毛泽东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等亲切交谈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出生于湖南长沙东乡的佳冲村。他一生经历曲折，从早年加入“华兴会”，投身辛亥革命，进行反清斗争，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到民国期间，曾义务为陈独秀出庭辩护，历任各届国民参政员，最后以南京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身份飞赴北平，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结下“金石”之交，成为中国共产党忠实可靠的朋友，为谋求祖国的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1951年7月，被聘任为政务院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后任馆长。
为陈独秀当辩护律师1930年春，章士钊欧游归国后，挂牌当起了律师。
1932年10月，陈独秀等10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这是陈独秀一生中第四次因从事政治活动而遭逮捕，随后押解到南京，由江宁地方法院看守，定于次年4月开庭审讯。此时陈独秀虽因“托派”问题已被开除出党，但外人不一定清楚，国民党政府仍将其视为共产党首领。案情重大，无人敢去为他们辩护。有朋友找到章士钊，章思忖后，一拍桌子，答应下来。次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次审讯陈独秀等人的案件。此前已在14、15日举行了两次庭审，第三次是公开辩论。场内外挤满了人，来的大部分是陈独秀的朋友、记者和社会各界关心此案的人士。
主审此案的审判长胡善偁、推事张秉慈、检察官朱隽等在庭升座。检察官宣读了起诉书，以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执行常务委员首席，是一党之主脑”为由，历数了陈独秀的罪状，指控陈“一面藉口外交，竭力宣传共产主义；一面则对于国民党政府冷讥热讽，肆意攻击。综其要旨……推翻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认定陈等“组织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或集会，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检察官读完了起诉书，旁听席立即议论声四起，因为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是可以判死刑的。接着，陈独秀进行抗辩。他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经历，概述了当时的中国情势，逐条批驳了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最后，他大声宣布：“今者国民党政府因予始终尽瘁革命之故，而加以逮捕，并令其检察官向法院控予以‘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予不但绝对不能承认，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相反。若于强权之外，复假所谓法律以入人罪，诬予以‘叛国’及‘危害民国’，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
章士钊始终不动声色，听取庭辩。检察官的话句句隐藏杀机，章士钊洞若观火。他曾经宦海，又一贯关注时局与政治，明了此案极其微妙复杂的情形：陈独秀转向“托派”的本意，自认为是为了“挽救”共产党，“复兴”中国革命；而中共则早已批判他成为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反对共产党、破坏革命的工具；而国民党政府则可能今天要利用这个工具。三种力量，消长交合，机会和危险均在毫发之间。接案以来，他绞尽脑汁，想把陈独秀描绘成国民党的功臣、三民主义的信徒、鼓吹议会政治的政客和反共的急先锋，以此来救老朋友一命。待陈独秀讲完，章士钊一掠头发，站了起来，开始他那洋洋洒洒、旁若无人的辩护。他的辩护起势就高屋建瓴，使听者为之动容，接着，他从法理上、从逻辑学上展开议论，用带湖南腔的普通话清晰地说：“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或人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遂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检察官哑然无词以对。旁听席中大多为知识阶层，听到这样词义精严的辩驳，则都为之首肯。
章士钊继续展开雄辩。他说，陈独秀鼓吹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但不相冲突，“而且是一个好朋友”；指出陈曾与国民党“合作”，担任过国民党职务；在《汪陈宣言》中苦口劝阻“主张打倒国民党的人”，最后与中共分裂，组织“托派”，等等。章士钊煞费苦心地说：“清共而后，独秀虽无自更与国民党提携奋斗，而以己为干部派摈除之故，地位适与国民党最前线之敌人为敌，不期而化为缓冲之集团。即以共产党论，托洛斯基派多一人，即斯丹林派少一人，斯丹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斯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要无不可。即以此论功罪，其谓托洛斯基派有功于国民党也，且不暇给，罪胡为乎来哉？此义独秀必不自承，而法院裁决是案，倘不注意及此，证据、方法既有所未备，裁判意旨复不得谓之公平。要而言之，陈独秀之不能与国民党取同一态度，势为之也；其忠于主义，仍继续研究共产学说者，理为之也……”最后，章士钊明确地说：“基上论述，本案陈独秀、彭述之部分，检察官征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及第六条，所谓叛国、危害民国及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同之主义，湛然无据。应请审判长依据法文，谕知无罪，以保全读书种子，尊重言论自由，恪守法条之精神，省释无辜之系累。实为公德两便。”章士钊的辩护词长达数千言，文通法理，激昂慷慨，举座为之震惊。连法官、检察官心中也暗暗佩服。
然而事出意外，章士钊话音刚落，陈独秀却拍案而起：“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本。”至此，全场大哗，章士钊暗叫不好！一生交友遍天下，只有3个人不好交，其中之一就是眼前的陈独秀。这个书呆子全然不理会自己搭救他的苦衷，硬要拼命往死路上走，奈何，奈何！这边，陈独秀简要地大声重申了自己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他说：“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既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民国人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抵抗，只是‘长期抵抗’4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听众纷纷称赞：“革命家！”“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章士钊则苦笑着摇头不止。
这场精彩的庭辩脍炙人口，轰动社会。国民党《中央日报》曾报道审判情况，标题是《隽语风生法院审理陈独秀》。最后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终审判决陈独秀“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处有期徒刑八年”。事实证明，章士钊是有见地的。庭审中，陈独秀努力表现出刚直不阿，维护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并不能改变国民党政府要利用他的企图。倒是章士钊利用了这一企图，是这场官司最大的赢家。当时的《实报》有评论说：“陈卒赖其力（指章的辩护），得免于死，而判刑八年。”这种评价当然有待商榷，但章士钊的出庭斡旋，的确起了重要作用。他那荡气回肠的辩护词轰动一时，后来被上海沪东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
周恩来贺章士钊80寿辰时与章士钊及其夫人合影重庆谈判期间与毛泽东交往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章士钊夫妇离开北平，迁居上海。第二年，上海沦陷，南京伪维新政府成立，汪伪群丑粉墨登场。汉奸梁鸿志以昔日的朋友身份劝诱章士钊入伙，被他拒绝。在日伪当局的威胁下，他将奚夫人和小女含之留在上海，只身秘密出走，避难香港。
随着太平洋战局的进一步发展，章士钊不得不于1939年2月由香港赴陪都重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居于歌乐山，闲暇无事，将从前的逻辑讲义整理补充，名曰《逻辑指要》，借以消磨岁月。国民参政会的同事张君劢将《逻辑指要》推荐给蒋介石。过了几天，章士钊随张君劢来到了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当张君劢引着章士钊踏上蒋介石官邸的青石台阶的时候，章士钊不禁在心里问道：这位“全民的领袖”究竟比袁世凯、段祺瑞有什么不同呢？他看了《逻辑指要》后，将会惠赐些什么高见呢？章士钊既迷惘，又有所期待。不一会，蒋介石来了。宾主谈了一阵之后，在章士钊的注目示意下，张君劢随即对蒋介石说：“上次送呈的《逻辑指要》是行严的著作，不知委员长有什么指导性的意见？”蒋介石好像突然从睡梦中醒来，支吾了两声，向章士钊笑着说：“唵唵，唵唵，看了一下，没有工夫研究。”他大概觉察到章士钊的难堪，又转头对陈布雷说：“书是写得好的，可请章先生到陆军大学及警官学校去讲一讲。此事你去安排一下。”
辞别蒋介石，一路上章士钊默不做声，他感到蒋介石表面上重士，实际却是在敷衍。他想，自己追求“明主”、追求“知遇”，想在有利的时势下为国家、为民族多做些事情，但命运总是欺骗自己，以前对袁世凯、段祺瑞的幻想破灭了，蒋介石又如何呢？他觉得，又是一个肥皂泡。这以后，章士钊按照陈布雷的安排，每个星期到陆军大学及警官学校去讲演逻辑，前后大约讲了一年。
毛泽东在中央文史研究馆老先生信上的批示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但八年抗战的硝烟还未在中国大地上散去，内战的阴云又笼罩在神州上空，国共对峙，战争一触即发。为了争取时间，调兵备战，蒋介石假装“要和平”的样子，连续3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共同商讨所谓“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蒋介石的打算是：毛泽东如果不来谈判，就可借此宣传“中国共产党没有和平诚意”，就可以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国民党军队即可“师出有名”了；如果来了，那么，就利用谈判的时机，加紧布置内战的兵力。
对于蒋介石这种险恶用心，毛泽东早已洞若观火，他毅然决定赴重庆谈判，并且已经在离开延安之前召开中共中央会议作了部署，向全党发出通知，说明了党中央关于谈判的方针、谈判可能出现的结果以及我们的对策。那就是通过谈判使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有条件地承认我党的地位；延迟全国内战爆发的时间，使我们有时间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毛泽东认为这是我们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要达到的重要目的。当然，通过此行揭露蒋介石的“和平”欺骗，教育人民，争取中间势力，尤其是民主力量，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
8月28日，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开始了艰难的谈判。重庆谈判风波迭起，险象环生，会场内明争暗斗、唇枪舌剑；会场外，毛泽东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茶话会、招待会一个接着一个，忙得不可开交。
9月的一天，章士钊应邀到上清寺桂园作客，与毛泽东会晤。这里是张治中的公馆，借给毛作为临时办公处所。毛泽东身着蓝布短装，手执一根手杖，一走进客厅，就笑着与章士钊紧紧握手。章士钊关切地问毛泽东身体如何，是不是太累了。毛泽东幽默地说：“我这个人，生得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上山当‘土匪’，病就好了。”接着主动问询道：“时局演绎到此，和谈进行到此，不知先生有何高见？”章士钊沉思片刻，拿起桌上一张纸片，提笔写了一个“走”字，递给毛泽东，小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嗯？”毛泽东盯着章士钊问。章士钊呷了一口茶，详尽地向毛泽东谈了他对形势的分析。他说蒋介石对“和谈”并无诚意，正在背后加紧准备进行内战，主席应乘蒋介石尚未准备就绪之际速速离开重庆，主持延安军务，以防突变。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听着章士钊的分析，边听边点头，他说：“对于国民党，我们是再了解不过的了。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这个党过去打过整整10年的反革命内战了。”毛泽东停顿了一下，丢下一个烟蒂，又燃起一支烟卷，对章说：“谢谢行老的关心，我们现在有1亿人口、120万军队、200万民兵，这个力量，任何人也不可能忽视，蒋介石其奈我何？所以说，我在这里是安于泰山的。”章士钊长吁了一口气，说：“润之先生身系天下之安危，朋友们的担心也不是多余的。再说，谈判即使达成协议，我看蒋介石也会撕毁。”毛泽东风趣而乐观地说：“唐僧去西天取经，还要经受九九八十一难；我们要争取和平，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得来的，也需要唐僧那种百折不回、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平总是可以实现的。问题在于，现在抗战胜利了，但是中国民主力量发展不快，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阻止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这是我寄希望于行老和朋友们的。”
毛泽东与章士钊彼此倾吐心曲，不觉天色已晚。直到警卫员进来告知要去赶赴张治中举行的晚宴了，这才结束了这场久别重逢的谈心。晚上，毛泽东见到周恩来和王若飞，他从口袋里拿出章士钊写的字条给他们看，说：“章行严，真朋友也！”重庆谈判签订了国共两党《双十协定》，1946年1月，又在有国共两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共同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并签订了国共两党的《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但是这些协议和停战协定墨迹未干，就一件件被蒋介石撕毁了。
蒋介石以1946年6月26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展开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保卫民族的生存和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得不坚决地给蒋军狠狠地反击。全面内战爆发。
1949年1月，蒋介石迫于战场失败、朝野谴责的压力，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李上任后，提出与中共和谈的方针，派邵力子到上海找章士钊从中斡旋。于是，以颜惠庆、章士钊、江庸3人为代表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2月13日飞到北平。章士钊在石家庄向毛泽东陈述了李宗仁的愿望，鼓吹李是能代表南京政府的。经过这次会谈，和平之门打开了。他们带着毛泽东写给李宗仁的信，离开北平飞往南京。
4月1日，章士钊又参加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飞抵北平。经谈判，双方代表达成国内和平协议。后因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字，谈判破裂。章士钊如梦方醒，与邵力子联名写信给李宗仁说，中共让步不能算少，而国民党中两派均不愿和，“八项诺言”说过又不算数。这封信义正词严，揭露了国民党备战求和的骗局，并且以亲身经历说明中共对和谈是有诚意的。此后，章士钊义无反顾留在北京，毅然投入人民革命的行列。
和周恩来举杯1949年10月，章士钊参加开国大典以后，决定定居北京。中共中央让他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后又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馆长。当时，百废待兴，中央政府一下子照顾不到那么多民主人士的生活，章士钊体谅政府的困难，没有提出分房要求，恰好老友朱启钤（字桂苹）先生在京住房较宽敞，盛情邀请他合住，他就拉家带口地搬进了朱家的后院。
章家住在后院的北房和东房。北房约20多平方米，是章士钊夫妇的起居室，因为没有书房，床下、地上到处都堆满了书。东房由大儿子章可住，小女章含之只好安顿在连接北屋和东屋拐角上的一间过道里。这过道光线不足，就在屋顶上开了天窗。整个院子没有暖气，一到冬天，每个屋子都得生上火炉。厨房只有一个，要与朱家合用，做好菜后端进后院有好远一段路。章含之十分留恋上海的住房，那里宽敞、气派，可以到南京路看光彩夺目的霓虹灯，还可以到弄堂的小书店看书，而章士钊则毫无怨言，而且一住就是10年。
1959年春天，春风拂袍，周恩来总理来看望章士钊。在拥挤的后院北房，宾主愉快地交谈着，不时响起总理爽朗的笑声。总理与章士钊谈起了文史馆员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一聊就是两个钟头。欢笑声中，一家人依依不舍地将总理送了出来。周恩来走到院中央，又停住脚，回头望了望章士钊住的房间，感慨地说：“行老，你解放10年还住在朋友家里，怎么从来不告诉我们为你找幢房子？我太疏忽了，没有想到，对不起朋友啊！”章士钊淡然一笑：“不敢当，不敢当。我只要有个地方写字、看书就可以了。”不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负责人登门看望章士钊，说是奉总理指示，提出东城、西城几处房屋供选择，请行老选居。奚夫人觉得在东城住了10年，熟悉环境，最后挑选了灯市口史家胡同的房屋。这里距王府井大街仅咫尺之遥，购物、交通均极方便。经过1年的重建修缮，章家迁入史家胡同新居。这是一幢宽敞的四合院，院内花木扶疏，有梨树，也有丁香、海棠，两边是风雨走廊，廊槽朱红翠绿，冷暖设备一应俱全。
在迁居前，周恩来特意请章士钊去吃晚饭。周恩来素称海量，他一连敬了章士钊3次酒，章抿一口，他自己则连喝3杯。他对章说：“史家胡同这幢房子是按照行老需要修的，算我们送给你的。”章士钊笑道：“你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其实我一生也是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要是收下这房子，我倒在解放之后反成为有产阶级的房产主了。”周恩来浓眉下眼睛一闪：“那也好，行老不要房产权，房子永远归你行老和家眷居住，由我们管理。”他又朝章士钊举了一下杯，自己喝了一口酒：“行老对中国共产党有过许多帮助，40年前还做过我们的义务交通员呢，你还记不记得？”说罢，总理大笑不止。
回家后，章士钊彻夜难眠，他苦苦回忆着，从尘封的往事中钩沉、检索……大概是1922年秋天吧，那时他在欧洲考察，准备从法国乘火车去德国。自己40刚出头，年富力强，此前又担任过《甲寅》月刊主编及两广都司令部秘书长、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等职务，又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这次又受黎元洪公派出国考察，持有外交护照，因此备受各方礼遇，春风得意。离法去德的前3天的晚上，两个青年人来访，其中一位浓眉大眼、风度翩翩，他紧握章士钊的手：“我们是旅欧勤工俭学的学生，我叫周恩来。”寒暄一阵后，周恩来询问了章士钊的行程安排，然后不失时机地切入正题：“有一件事冒昧相求，不知先生是否俯允？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需要一台印刷机和一些学习资料，我们留法学生当然鼎力支援。但是政府已注意到旅欧学生的革命活动，他们向法国和德国的警界都打了招呼，严加防备，这样一来，印刷机和学习资料当然难以运出。先生是名人，是政府的考察要员，有外交免验权，如果能帮助将这批物资带往柏林，则莘莘学子感谢不尽了！”章士钊一贯乐于帮助青年，也就一口答应了周恩来所托。后来，这台印刷机和一批革命宣传资料由他利用外交免验权，顺利地由法国出境，运到柏林，交给了朱德等同学。这样助人为乐的好事，他平生做了许多，自己差不多都忘了，想不到周恩来却一直记在心里。想到这里，章士钊觉得心中暖烘烘的，眼睛都有点湿润了。
值得一提的是，章士钊一家搬到史家胡同24号后，住了13年，一直到1973年5月赴香港，7月病逝于香港。后来，在北京举行的追悼会上，周恩来对从海外专程赶回的章士钊继室殷夫人和女儿章眉亲切地说：“行老虽然去世了，但是北京的家仍是你们的家。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欢迎你们随时回来。”后来，宽敞明朗、花木葱笼的史家胡同24号一直为章含之和乔冠华所居住。
毛泽东说“我还欠行老一笔债没有还呢”
196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请章士钊等几位湖南老人吃寿筵，章士钊带着小女含之赴宴。席间，毛泽东提出请章含之教自己英语。于是这以后每逢星期日，章含之都由中南海西门进去，教毛泽东学英语。毛泽东很喜欢这个聪慧的姑娘，常帮她剖析人生，决断疑难。学习之暇，两人也常在院子里散步谈心。
1963年初春，章含之陪着毛泽东散步。天南海北地谈了一阵后，毛泽东突然问：“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了他一笔债没有还呢？”章含之一听，顽皮地笑了：“主席欠债？从来没听父亲讲过。”她也开起玩笑来，说：“要是主席真欠债，父亲是必定不会催债的。”毛泽东却很认真地说：“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我见到你，想起来了，早该还了。”
毛泽东说，还是早在1920年，他旅食沪滨，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然而自己是个“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穷书生，哪里有这笔巨款呢？这时，他想到了“乡前辈”章士钊。其时章声威赫赫，担任岑春煊的广州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又被任命为南方“和议”代表，正在上海出席“南北议和”会议。更为重要的是，自己从青衫学子的时候起，就受到章先生青睐。他还记得，在杨怀中先生家里，章士钊总用一种特殊的目光打量他，和同是杨先生得意门生的蔡和森、张昆弟等人说话是一种口气，和自己说话又是另一种口气。于是，毛泽东冒昧找到章土钊，不提成立共产党的事，只说是为了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章先生帮忙。章士钊一见毛泽东，也不细究，立即答应，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圆，全部交给了毛泽东。
说到这里，毛泽东笑着说：“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用来造反闹革命了。”一番话把章含之听得呆了，睁大眼睛说：“真有这样的事？”毛泽东点头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10年还完两万。”
毛泽东托章含之捎话以后几天，果真派徐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章士钊倒是不安了，借含之去中南海教英文的机会，他要她转告主席，当时的银圆是募集而来，自己并没有这笔巨款，因此不能收此厚赠。毛泽东听了传话后微笑着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过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费中付的。”自此，每年旧历正月初二这天，毛泽东必定派徐秘书送给章士钊两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累计两万元。
1973年春节过后不久，有一天章含之到菊香书屋去，毛泽东问：“送给行老的钱收到没有？”章含之说：“今年没有送。主席忘了，当初说定10年分期偿还，还足两万。去年已是最后一笔，主席当年借的两万已还清了。”毛泽东笑了，说：“是吗？怪我没讲清，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哪里能真的10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父亲不会收的，当初说好恭敬不如从命，只收10年嘛。”章含之忙说。毛泽东听了，诙谐地说：“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50年的利息要还多少，我也算不清。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章含之无语可答。毛泽东又认真地说：“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你们这一代要靠自己，不要靠父亲的遗产。”第二天，一位秘书又给章士钊送去两千元。当时他正住在北京医院，双手颤抖地接到这份礼物，激动地对家人说：“主席想得真周到，他是要在经济上帮助我，怕我钱不够用。主席怕我好面子，不肯要，故意说是还钱、还利。”
章士钊自作诗纸本“文革”中两次给毛泽东写信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特大政治风暴经过几年的酝酿，终于在中国的首都北京生成，并像飓风一样，顷刻间席卷了神州大地。臂戴红袖章的“红卫兵”被狂热的个人崇拜鼓动得如癫如狂，他们挥舞着“红宝书”，高举着“造反有理”的旗帜，喊叫着“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像洪水一般，冲向文学、艺术、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各领域。
8月29日夜晚，章士钊家遭到了“红卫兵”严酷的抄家，当“红卫兵”满载着“战利品”离去后，章士钊颤悠悠地从卧室走了出来。奚夫人和章含之以为他要什么，连忙上前招呼，他摇摇手，似乎无力回答。待在写字台前坐定后，章士钊开口了：“拿纸、笔来！”章含之劝说他：“都12点了，休息吧，明天再写。”章士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现在写，给毛主席写信！”章士钊在信中主要是告诉主席，北大“红卫兵”如何来抄了他的家并斗争了他。奚夫人和章含之看后，连连摇头：“不会有结果的。”章士钊却坚信能得到主席关怀，第二天一早就将信送出了。信送出的次日，总理办公室就来了电话，说主席已把章老的信批转给总理落实了，北大“红卫兵”已受到严厉批评，命令他们送回抄去的物品。而且，总理指示，从即日起派两名便衣警卫到章宅值班，不准任何人闯入。“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奚夫人激动得不知如何表达。章士钊只觉得痛痛快快地吐了一口气，他没有说什么，因为他与毛泽东相知甚深，写信的反响原在情理之中的。更没想到的是，9月1日，毛主席还亲笔作复：“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祝健康！毛泽东九月一日。”
毛泽东信中的“请总理予以布置”并不是一句客套话，他在将章士钊的信转给总理时作了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精明的周总理不仅立即对章士钊的安全采取了十分周密的措施，指示301医院接收章士钊以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人住院保护，而且乘毛主席作此指示之东风，亲自拟定了一批应受保护的民主党派人士及干部名单，其中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等。很多年后，朋友们还传为美谈：章行严做了一件大好事。
3个月后，“造反”的狂飙平静了一些，可能是“该抄”的家都抄完了，“该打”的人被打过之后都赶回各家或进“牛棚”了，或已被折磨得离开人世了，“红卫兵”在“中央文革”的指引下，将斗争矛头指向更高层。章士钊从301医院回家后，听说一些好朋友和文化界的名人如傅雷、老舍、叶恭绰都含冤辞世，感到十分震惊和痛惜。他完全清楚，在伟大领袖的保护下，他可以“闭门推出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张”，安安静静地读书写字，平平安安过日子了。
然而，孤桐的本色就是不随俗、不媚世。章士钊独具锐眼地观察在中国发生的这场“革命”，越观察越感到忧虑。自己住院才3个月，而“文化大革命”已急剧“深化”，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虽只有230个字，但“毛泽东”的署名使猛烈攻击具有了爆炸性效果，斗争矛头已十分明确地指向“刘邓司令部”。尤其是1967年春节以后，反击“二月逆流”和“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已响彻全国。每天，章含之带回很多“红卫兵”小报和传单，那上面充满了“炮轰”“绞死”“油炸”等杀气腾腾的字眼。章士钊静静地看着，考虑着国家前途，感到揪心的痛苦和忧虑。3月初的一天傍晚，在晚餐以后，章士钊一边饮茶，一边对女儿倾诉心曲：“这个运动再搞下去，国家要完了，不能打倒刘少奇。”一句“越世高谈”使章含之惊吓得睁大了眼睛。章士钊严肃地解释说：“毛刘分裂就会使国家分裂，后患无穷。我要给毛主席写信，请他制止打倒刘少奇。”“刘少奇早已被打倒了，您的意见是无济于事的。”章含之又惊又怕地说，“多亏毛主席保护，您好不容易才渡过险关。千万不要写这种信，万一使主席生气，把信转给‘中央文革’，江青一伙心狠手辣，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您还是不要管这些国家大事了，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吧。”
章士钊听了，半晌不做声，一拍桌子，义愤填膺地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老朽也不例外。我非写不可！我不能看着国家这样毁掉！”章士钊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信中说，自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可做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等等。信写好后，章士钊也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然叫秘书送出了。又过了几天，章士钊思虑国事，忧心忡忡，对含之说：“传单和小报上对少奇同志诬陷很多，这些我都不信。但为大局计，我想写封信给他，建议他做些检讨。”含之连忙说：“爸爸真糊涂！少奇同志肯定被关押了，你的信怎么会到他手里呢？”章士钊想了想，又摇摇头：“荒唐至极！一个堂堂的国家主席，怎么会不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沦为阶下囚呢？我是司法出身，荒唐至极！匪夷所思！”信写好了，也发出去了。这是一封感人至深的信，引证历史，环顾现实，忧于动乱局面阻碍国家进步，忱切希望见到党内恢复团结，毛主席同少奇同志重新握手，领导全国。章士钊说，如能达到此目的，“岂不大快，岂不大快！”他甚至天真地认为毛、刘和好“易于反掌”。
章士钊致吴弱男信札这样的信发出后当然是“泥牛入海无消息”，然而，在那风雨如晦的年月，章士钊并不清楚当时党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更不理解“路线斗争”幌子下的一些内幕，但他对党、对毛主席和刘少奇等领导人是情真意切的。老成谋国之意，忧国忧民之心天日可鉴。给毛主席的信送出三四天后，章士钊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回信：“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必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毛泽东三月十日。”
不久，主席派人将当时中央整理的有关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走资派”材料送给章士钊阅读。来人说这些文件尚未公布，系党内机密，因为行老关心刘少奇问题，主席特别指示破例送给他看。章士钊明白，这是主席信中所说“个别人情况复杂”的注脚。接连数日，他翻来覆去看这些材料，看后茶饭无心，情绪低沉。他对章含之说：“少奇同志的这些‘罪状’都经不起推敲，看来，这不是法治是人治，有人要蓄意置他于死地。”继而又仰天长叹：“国家要遭难，我老了，我的意见也没有用了，我只是为国家担心啊！”
为开启国共两党再度和谈鞠躬尽瘁时光无情地将一个个天真烂漫的少年送到生机勃勃的中年，又飞快地使他们进入暮色苍茫的晚年。1973年，是92岁的章士钊人生的最后一段驿程。这年5月，北京春光明媚，汽车奔驰在去机场的大道上，章士钊靠在座椅靠背上，听着大家欢歌笑语，尤其爱听12岁的小外孙女妞妞说话。也许章士钊已经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从1972年下半年开始，去香港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最后一份力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殷夫人也从香港来信，说是阔别九载，希望一聚。于是，他要含之转报总理，希望去港一趟。总理说：“行老的爱国赤诚可敬可佩！与台湾方面的对话，行老去是再适合不过的了。上次行老赴港，做了大量的工作，可惜这几年搞运动耽搁了。只是我考虑到，岁月不饶人，行老已是92岁高龄了，长途旅行恐怕吃不消啊！”
1973年初春，含之回来告诉父亲，在一次会见中，毛泽东突然提到了行老希望去香港促成国共和谈的事，章含之报告了行老的心愿，也报告了总理和家人的担心。毛泽东说：“我们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还可以去呢？譬如说派个专机送去？”之后，毛泽东请周恩来总理考虑一个周到的计划，在保证行老健康的前提条件下送他去香港。为此，周恩来作了周密、认真的筹备，安排了中国民航派一架专机送章士钊，随机派了警卫并为章士钊配备了北京医院内科张惠芬主任及护士小丁同去。章士钊这边，同去的有大儿子章可、小女含之和外孙女妞妞，还有一个秘书、一名女厨及后来照顾他生活的一个女孩子。一路上章士钊感慨万千，他觉得还是毛主席最懂得他的心。
到北京机场，一走进宽敞的贵宾候机室，章士钊一眼便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迎上前来，双手握住章士钊的手，叮咛保重。章士钊非常感动，国家刚经历一场大动乱，千头万绪，周恩来总理是最忙、最累的人，可他在百忙之中亲自来机场送行。老人眼眶湿润了，抓着总理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半晌，他才说了5个字：“请总理放心！”外交部为章士钊的赴港与港英当局进行了细致的洽商，当时台湾的班机与香港已通航，而中国民航则尚未开通，章士钊的专机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的第一架飞机。这次特殊的航班，加上章士钊本人的资历、身份，特别是他在1949年就担任过国民党“和谈”代表，使这次“探亲”本身就成为一个向台湾发出的强大的和谈信号。许孝炎、宋宜山等老朋友在香港机场热情地迎接了章士钊。
从表面上看，章士钊的情绪并不热烈和兴奋，但他心里却跳动着炽烈的火焰。国内，“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虽然中美关系已经解冻，但总的来说中国还处于与外界接触不多的状况，与台湾的关系更是退缩不前。而岁月不居，人事凋零，自己已经92岁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来港是在履行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伟大使命。苟能促进国共高级和谈，死又有何足惜？想到这里，老人心中充溢着悲壮的情怀，他决心在一场最后的拼搏中使尽自己的最后一点余力。所以，到港的第二天，章士钊不顾殷夫人和家人的反对，也顾不上和全家一起领略香港风光，就急匆匆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旧友。一个星期以后，因为工作的需要，章含之带着妞妞要离港回京了。离行前，章士钊对女儿说：“转告毛主席和周恩来，我很好，不要挂念。有点困难，主要是于髯老（于右任）等老朋友去世了，新的关系正在设法打通。”他深情地说，“事情办好后我就回去，我很想念北京。最多3个月吧，请周总理不要忘记派飞机来接我回去。”章含之等要出门时，章士钊又将外孙女妞妞揽在怀里，再三抚摸着她的手脸：“记住！3个月后来接爷爷！”
然而，命运无情地使92岁的章士钊壮志成灰。频繁的活动、过度的劳累已使章士钊力不从心，更为重要的是，农历五、六月份的香港，气候特别闷热，章士钊的住所处于闹市，又兼之底层，通风较差，制冷空调又与外界温度反差太大，章士钊感到身体很不适应。就在章含之回京后不久，章士钊再一次病倒了。几天之内，他的病情迅速加剧，许孝炎等朋友请来了全港最有名的医生为他精心治疗，也不见有一点好转。延至6月30日，章士钊的病情更趋恶化，持续高烧不退，已不能开口说话了。有一次，他清醒过来以后，自知病体难以恢复，便示意家人拿来纸笔，颤颤悠悠地、费尽全力才写下最后几句话：“赶快报告总理，接我回去，回北京。”然后就昏迷过去了。
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得知章士钊病危的消息后，十分焦急，立即通知章含之准备赴港，并指示医疗队火速赶赴香港，尽一切办法稳住病情，然后护送老人回京治疗。
7月1日凌晨，正当一切准备就绪，医疗队和章含之再过30多个小时即将出发时，突然接到香港来电，章士钊已于凌晨带着未遂的心愿和遗憾永远离开了人世。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章士钊的辞世引起了海内外同胞的深切哀悼，香港大小报纸都争相报道，由香港新华分社主持举行了3天的公众悼念活动。周恩来总理指示成立了章士钊先生治丧委员会，决定派连贯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与章含之等亲属一同去香港奔丧。章士钊的遗体在香港火化后，周恩来总理派专机到广州迎接骨灰。飞机到达北京时，廖承志、罗青长等领导人在机场默哀迎接。7月11日，章士钊先生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毛泽东主席送了花圈，出席追悼会的有：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王震、邓颖超、廖承志、郭沫若、许德珩、阿沛·阿旺晋美等，其身后可谓备极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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