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友樵与父母合影（1953）
四川大学历史系廿级合影（二排右四为江友樵，1950）
江友樵与牟绪薻在四川大学（1950）
“文革”中的江友樵
徐石雪跋江友樵《山水册》我出生于1926年6月，民族汉，籍贯重庆。简历：1934年至1937年就读于重庆职江小学；1937年至1939年就读于成都明德小学；1940年至1942年就读于成都高琦初中；1943年至1945年在家闭门自修国画、文学、书法；1945年至1947年就读于重庆求精中学；1947年至1951年就读于成都四川大学；1951年夏调中共川西区党委宣传部；1952年借调至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成都分校，先后在二部、三部、校本部编辑室工作；1953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调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绘画研究所工作；1954年退职回家，“反右”入狱，“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斗争入狱，备受摧残，双目近盲，右臂筋络严重扭伤；1978年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被安排到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彩笔清新格调殊，英年造诗世间无。应知胸臆藏丘壑，更读千秋未见书。”“荆璞何须俗眼知，劫波历尽半生迟。斯图堪入丹青史，记下渔樵瞎画师。”这两首七绝是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吴丈蜀先生赠送给我的。这首诗对我的画海生涯是一个楔子、一个缩影，也是个简明的概括。
我出生在一个收藏家、书法家和运动健将的家庭。父亲江鹤笙先生幼年多病，害童子痨吐血，命在垂危。他立志加强体育锻炼，操练田径、各种球类，并从四川武术家余法斋学拳术，最后专研网球，和足球大王李惠堂、网球健将林宝英、邱飞海等都是朋友。他曾被选为四川省网球界代表，参加全国网球比赛。在各级比赛中多次获奖，并创办肇明体育器具用品社。父亲又是个历史文物收藏家。古代的铜器、铁器、瓷器、陶器、玉器、旁及砖瓦、碑、名人字画，无不刻意搜求。因曾搜集蜀石经九块，名其楼为“孟蜀石经楼”。他与郭沫若、马衡、马叙伦、顾鳌、卫聚贤等考古学者都有交契。父亲同时又是个书法家，尤长于榜书，他的字早年学何绍基，中年学《瘗鹤铭》，兼受谢无量的影响，晚年专攻二王草书，尤爱王献之。曾担任蓉社书画研究会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各省书画名家云集四川。因此他和海内的名流学者、艺术大师多有交契。
我的家庭、我的父亲给我青年时期的哺育奠定了我整个一生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也由于父亲的支持和母亲及亲友的反对，交织成“幸与不幸”的网罟，笼罩了我整个青少年时期。
我上幼稚园即爱图画，经常在自家的桌子、板凳、黑板和人家的黑漆大门上乱涂乱画。到成都就读明德小学，参加儿童图画比赛评选列第一，遂有“神童”之誉。初中阶段，也是我酷爱迷恋山水画的时期，醉心其中，在晚自习下来，吹了熄灯号，同学都进入梦乡之后，我再点起菜油灯“开夜车”，苦练山水画。初中时期我即参加蓉社书画研究会、蜀艺社、扶社金石书画研究会、乙酉金石书画研究会。“不独于学问文章，多所增益，即分茶酌酒之欢，亦极一时之盛”。
江友樵云林笔意图25×31cm纸本水墨1949年款识：真想来空襟，忽与古人遇。我不学云林，自有云林趣。江友樵。钤印：江（朱）
江友樵南田笔意图25×31cm纸本水墨1949年款识：南田翁仿方壶，苍茫不足，而松秀过之。此师南田意也。钤印：友樵（白）
江友樵旧作诗词30×153cm纸本初中时期曾跟父亲的朋友张霞村先生学花鸟、刘文渊先生学山水，很快遭到母亲和亲友的反对，他们认为“学医不求人，学医人上门”。与其学书学画，还不如学中医，认为学画“寒不能衣，饥不能食”，是读书人的穷途末路，母亲反对得最激烈，甚至毁掉或藏匿我的笔墨纸砚。
初中毕业后，我下决心要当一个职业画家，我父亲是赞同这一设想的，但拗不过母亲和诸亲长的激烈反对，也就不敢坚持。而我当时正好读了韩愈的文章《伯夷颂》，说伯夷、叔齐是“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举天下非之，力行而不惑”的“特立独行”之士，是“昭乎日月不足以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的伟大人物，于是不顾任何人的反对，坚持自己的主张，跟家庭闹翻，不升学读高中，一个人呆在成都学画。
我效法董仲舒“下帷”和闻一多上楼抽梯自号“不下楼主人”的精神作为支柱，每天订好日课严格执行，这种“孤僧禅房”式的枯寂生涯，活像个苦行僧，正如黄山谷所说“似僧有发，似俗无尘”，却也苦中有乐，自乐其乐。两年的艰苦自学，系统地学习了传统中的各家各派，以清初的“四王”作基，通过钻研明代的沈石田、文徵明、唐伯虎而上追宋元诸大家。正当“学绩精进，电举飚发，方将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的时刻，恰逢“独山告急，邦国殄瘁，父母忧急，召以返渝”，被日本侵略者的血雨腥风卷回了重庆。独山克复后，国势稍张，以母亲为首的主张升学的亲友，竭力要求我继续升学，为了顺母命，慰亲心，我在重庆考进了求精中学。在高中时期，我仍忙中偷隙、见缝插针地学习国画，并充分利用寒暑假在重庆、成都、雅安、昆明等地举办个人画展，有“雏凤清声”之誉，在高中阶段，还完成了一本山水画册，我在序言中概述了学画的经历：
士之欲学以致道者，莫不先志。既志矣，力不足任不能也。有志与力矣，而信道不笃，自知不明，沉浮流俗而随以怠不能也。信道笃而自知明矣，然杳冥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也。予齠齔时即嗜艺，人物树石之状，常图以自娱。嗣年稍长，涉览家藏古迹，耸然惊其造诣之深而变化之莫可端倪也。乃悟向之所习，率而遣兴，未匡钜获，以力学不足以致其道也。于是乃潜心跟索踵古人之迹，循而习之数月，而志趣勃然不可遏止。忘餐寝，废学业，篝灯探索，忧倦尽忘。同侪有以痴学目予者，则一哂而已。逾岁，从父友刘先生游，有王生者读艺专，亦从先生游。出所作相示，予颇惊愧。回顾已作，以为皆芜蔓不足采。奋之益坚苦，力学古道之志已决于彼日。逾月，出《秋山白云图》卷，值王生而示之，愧弗如予。自是倍兴奋，研习愈力。癸未夏，卒业高琦，升学协中，志癖弥艰深。秃颖废纸，辄事涂抹，人莫知所为也。冬，父去省城，予因代家务，功课愈不可救。乃婉陈夙志，父感而允专攻艺。诸亲长胥云“艺不可为衣食，他日必为所苦”。危言耸听，家庭遂令兼商。时蓉营业收歇，尽遣用人。孤形只影，岑寂院中，躬临仆役，至为斗筲所量。于是挚友多辈咸忿君子而至斯穷也。遂谓力不总任，志诚难偿，相与怂恿改辙。予以君子固穷，守志耳。虽力不足任，然不能不尽吾志也。甲申春，遂从张霞村先生游。惜以道远不常侍教。
是岁秋，偶出所作，而艺坛雅识予者交口相赞，谓为苟持以恒，庶可以古人也。鉴赏家周瑞颖先生乃更为赋诗，有“生花同此笔，不必让前贤”与“未冠已诣此，刮目看他年”之句，所望于予尤殷笃。岁丁亥，毕业高中。三年所作，仅十二小帧。展玩太息，因悉以付裱，装池成册。
嗟乎予之志乎，斯艺也，亦坚矣，摸索古人其道，则尝绝人事以摹拟，可谓信之笃而为之劳矣。流俗非之，谓不入时。而予独以为不造古人之室，而哜其胾，而遽谓不足造，不足哜者，井蛙之见耳。故自持弥坚，可谓不沉浮流俗而随以怠矣。如是而不能致其道，夫何为然后可者？已而悟曰：盖虽为之劳而无后继，杳冥昏惑虽有以相，然皆暂而不能之。夫劳而无济则力不足任，力不足任则不可恒，相之者暂，则道不即明，不即明故道多迂而难，进道既迂而难进而力又不足以任焉，则虽有志矣，信道笃而自知明矣，然欲以致其道，则不能也。此予之所以止于门墙而莫由进也。止于墙而又无多暇以自谋进焉，则予此十二帧之作之无取也，固矣。虽然予固非欲邀誉者，且誉亦不可以邀，而至其所以置斯册者，叹士之欲学以致道之难，而藏之以为异日之忆念云尔。江友樵仿华新罗小景54×28cm纸本水墨20世纪70年代款识：拟新罗山人小景。江友樵。钤印：枝栖阁（朱）友樵（白）读四川大学历史系时，我被选为四川大学美术研究会主席。在同班同学中，牟绪薻和我是同乡，她的父亲牟申仲先生是个诗人，她的姑父向宗鲁先生是有名的神童和学者，因此牟绪薻在女同学中是学有渊源的。她和我的接触最初由借抄听课笔记开始，她对我依口代笔的敏捷记忆力和刚健婀娜的钢笔字很有好感，时间久了，她对我的国画和书法又有更深的好感。她的父亲也称赞我“年少才高”。四川大学美术研究会举办的展览吸引了不少校内和校外的观众。我的作品最为突出，在成都美术界引起轰动，校外画家在留言簿上游这样的诗句：“展卷心华已怒开，云山奔向眼前来。艺林突起人中凤，天外一鸣鸟雀猜。”牟绪薻对我更是衷心倾倒，我们的友谊由学友、战友、密友进而发展到共结同心。
大学毕业，我本可以留校作助教，逐步实现我教授兼书画家的目标，但爱情的红线，使我放弃助教和牟绪薻一块调到中共川西党委宣传部工作。参加工作后，百忙无暇，加上又一股虚无主义思潮，彻底否定中国画，我似乎成了封建遗产的化身，牟绪薻原是爱慕我的书画的，这时，她也变成了反对我学画的急先锋，甚至要我在爱画或是爱她之间作出抉择。
不久牟绪薻与我决裂，我得到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马文东同志的支持，与中共中央宣传部联系，1953年调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绘画研究所工作，北游京师，复日与当代艺坛巨擘相竞爽，笔花缭绕，墨瀋淋漓，慨乎平生，尤为仅事。过从最密的是齐白石老人和收藏家徐石雪先生。徐先生藏书万卷，藏古画数百轴，我经常在他家中盘桓竞日，流连忘返。齐白石老人认为我的画具蜀中山水雄奇之气，他亲笔题跋肯定：“友樵弟之画，固可喜，因是蜀中人也，观之再三，记而还。”徐石雪先生认为：“天之生才甚难，或数十年一见、千万中一人。”他对我作了极大的鼓励，说我：“盖即余谓数十年一见、千万中一人耳。”又说：“相识满天下，知音能几人。”齐、徐二老对我的知遇，是我没齿难忘的。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先生去世后，新领导急于改造中国画，由于反对把中国画改成“墨画科”，我被安排在图书馆抄写资料，几个月后，我退职离京，返回老家重庆。
齐白石先生得知我辞职返蜀的消息后，对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些领导的做法大为不快，他积极协调并亲笔写信给当时院长江丰，原文如下：“江友樵，为我所知，实堪深造，特为推荐，希其返校学习为感。此致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室。齐白石。八月十九日。”白石老人希望通过推荐我以读研究生的名义返回中央美术学院，由于当时历史原因，学院一些领导对白石老人阳奉阴违，返校未果。
但白石老人对我返京的努力并未结束，1956年，他联名西南美协主席柯璜一起向文化部推荐，等候中国画院成立后直接入院。然而中国画院最后却降格为北京本市的地方机构，最后只吸纳北京的画家，返京之梦彻底破灭。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重庆日报》以“揭露矛盾，痛下针砭—本市美术家慷慨陈词”为题，刊载了我的长篇发言。“反右”中我成了“暗划右派”，长期内控，家庭环境急转直下。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的父亲没熬过难关，不幸病逝，享年仅57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家被抄，我贴出大字报反驳，针对贴在我家门口的通令，我的大字报标题是“通令不通”，招来了反复抄家和反复批斗，并游街示众，投入监狱。被捕之后，老母病垂危，亲友医生都不敢上门，我在狱中大有“为有身存皆是累，已无家在不言归”之感。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家被抄得一干二净，连肥皂、草纸也不留，真正成了家徒四壁，没有床就用凹凸不平的木板当卧床，老母给人当保姆带小孩，我丢下笔杆，拿起铁锤，靠打煤炭饼维持最起码的生活。
在六亲不认、举目无亲的绝境中，令人铭刻难忘的是邓颉刚老人和我中学时期的老师杨钦国先生。杨先生不但在经济上给予资助，而且多方开导阐明“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寒极暑至否极泰来”的哲理，使我从绝望中看到希望；邓颉刚先生更是冒着大风险，不顾家庭的反对，始终不渝地给予救济和慰勉。
1978年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长尹楠如接见我，我被安排在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1980年我和小学教师冉高芹结婚。婚后的生活是安谧而和谐的，由于有她搞好后勤，使我无后顾之忧，我的书画艺术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谁知好景不长，三年后，冉在一次赴友人寿宴的归途中被一颗空中的飞石猛击后脑，当场惨死，我不得不回到旧巢与老母相依为命。
牟绪薻和我的生离是对我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冉高芹与我的死别更是霹雳震惊，是对我第二次闪电般的打击。俄国画家苏里柯夫爱妻死后长期提不起画笔，我也有同等沉重的心情。画多寒林，诗多凋零。
这时期，视力开始下降，我开始创作了很多的渴笔焦墨山水，但这样的作品显然得不到主流的认可，美协的人认为这样的山水画不是“为大众服务”的，各种展览都不让我参加。市场也不欢迎我这样的纯水墨画，我的山水画除了送送亲近的朋友外就是自娱自乐。相反我的书法却渐渐变成了主业，我由一个画家变成了一个书法家，这既让我感到很悲哀，又让我高兴，我少了很多绘画方面的应酬，这让我潜下心来创作了不少渴笔山水，我坚信有一天总会得到大家承认的。
总计我的一生:少年英气，中年蹉跎，晚年孤寂，由于“反右”和十年浩劫夺去了我三十多年人生中最精华的岁月，我在书画艺术上的成就大打折扣，辜负了慈父和死生师友对我的期许，我曾在一篇自述中说“自念少小亦尝有志于中国绘画，尝自谱学画之三部曲：三十岁前涉古以厚自孕育；三十至五十遍游天下，广师造化供作陶镕；五十后独创一格。然忽忽半生，垂垂得老，独卧巴江，蛰居斗室，不及谱曲三部之一，而视神经萎缩之疾又真欲夺我之双目，所欠成翁，只未白头耳，遑言继承，敢云独创？
江友樵小鸟生趣图30.5×24cm纸本设色1950年款识：解放后川大首届校庆节，欣然画此，颇有生趣。江友樵作于望江楼畔。钤印：江氏（白）江友樵（朱）（此文作于1986年）
责任编辑：郑寒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