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伯建(1913—1997)，重庆巴县人。名廷植，字伯建，晚年重病愈后曾更字百健，别署蟫堪、阿植、芳蟫词人、补茅主人。先生父亲受教于杨沧白，幼承庭训而喜爱文化艺术，弱冠即以诗书在地方甚获时誉。1938年先生24岁投帖四川大学周岸登（字癸叔）门下，周老词曲、考据、金石诸学在国内享有盛名，先生从游受教一年余，获益颇丰，并结识一批蓉城才俊。1940年“饮河社”在重庆成立，因投稿成功发表，先生有幸结识潘伯鹰成为生死之交，后经潘公引见认识章士钊、沈尹黙、乔大壮等名流人物，从中受教良多。先生不仅是现代二王书风的主要代表之一，而且对诗词文史、说文训诂、金石考据、版本目录等方面均有造诣,许先生早年在金石篆刻方面也用功颇深，曾为潘伯鹰、吴宓等治印。我曾询先生为何号“蟫堪”？他解释蟫即“衣鱼”，一种昆虫，常在衣服和书里，亦称“蠹鱼”，意思是作个书虫罢了！“堪”为低矮的房子，合起来是陋室里的书虫。因此，我明白了先生斋号“补茅”“退求”的意思。他为人谦让朴实，志气平和、甘于淡泊，毕生唯寄情于传统文艺，亦是随前辈高人同好佛老之故尔。
在学衡派诸子中，吴宓喜欢通俗小说，因读潘伯鹰《人海微澜》后而二人相识，成为一生的知己。抗战中，吴宓任教于昆明的西南联大。1944年10月，吴宓赴成都应聘燕京大学及四川大学，道经重庆，就住张家花园三号潘宅中，十余天访旧拜友，忙得不亦乐乎，由潘公介绍，认识许伯健。抗战胜利后，潘伯鹰东还上海，特别是1949年后吴宓留重庆，他们分处渝、沪两地，唯一的交流方式即寄诗，潘、吴往来信件皆托许先生中转。从现存的《吴宓日记》（续编）来看，记载二人交往（含书信往来）就有二百二十多处，这在与时人交往的记载中是较多的（在日记中吴宓简称许为“建”）。在许伯建遗著《补茅文集》中，二人友谊可寻雪泥鸿爪。
1952年10月，西南师范学院迁往离主城四十公里外的北碚。见面的机会减少，而书信越来越多，每次许伯建来函，吴宓都爱不释手，赏玩之余，精心存放，不忍毁弃。“佩其每缄词意俱精且雅，书写尤工美，加盖印章亦不苟，久之仍不懈，其书函似皆可装裱而存留赏玩者。”1954年，吴宓与邹兰芳结婚，许伯建即刻“邹兰芳”名章相贺。1956年，许伯健将二十多年心血的结晶，手稿《补茅余韵》奉于吴宓案前，请之为序，吴欣然应命，洋洋洒洒近千言，述与许伯建相识、相知经过，并高度评价其为“诗词、书法、篆刻之艺术三绝之雅士也”。
许伯建早年学书取法“赵字”，后接受沈尹默、潘伯鹰建议，更习褚遂良，于《倪宽赞》《房梁公碑》用功尤勤，从而形成雅健雄逸、秀美婀娜的艺术风格。1957年其《李白诗行书》轴被选中参加新中国成立后首次赴日本东京的“中国书法展览”，展后作品被日本东京帝国博物馆珍藏。此后，为探求晋人笔法，摹临王羲之传本墨迹甚勤。1962年因水肿疾提前退休，遂有暇潜心研究《兰亭序》，数年之内临《兰亭序》两千余通，其作品形神逼肖冯承素摹本。潘伯鹰见之作诗赞曰：“书入晋唐兼学赵，笔如琴筑擅鸣诗。”其艺术思想受潘伯鹰影响至深。壮年以后，于书法更加崇尚晋唐，以羲之为典则，乃所谓山阴一脉，虽也容纳篆隶及六朝碑版，但终未掩其帖学面目。强调中锋用笔，而拒其拘囿，线条刚劲潇洒，行笔随意畅达，虽楷书亦有行书神韵，笔端常孕感情。若书于玉版、熟笺之上，则神完气足更见性情，其诗人学者之风范毕现，字里行间之书卷气充盈。其小楷融合王字《黄庭经》和赵字《洛神赋》，并参文徵明小楷，为世人所称善。许先生小楷首先是真正的“小”，由于他比沈尹默、潘伯鹰的年龄小一二十岁，手眼所胜，比沈、潘的小楷字体更小，小到最后真是蝇头小楷；不仅是“小”，而且笔锋精细工整，片叶累牍成篇，法度严谨娴熟外，亦有行书神韵，于绳墨中又不失其逸趣，虽寸楮片笺，得之者珍如珪璧之宝。
在吴宓的眼中，许伯建是最值得信赖的朋友。20世纪60年代中期，潘伯鹰病重，吴宓曾约上许伯建赴上海访友，后不成行，终成憾事。1966年5月，潘伯鹰病情恶化，欲见老友，许伯建连夜买舟东下，得见最后一面，并迅速将潘去世消息传递川中师友。后又暂住潘宅四十余日，应老友遗命，整理其诗集文稿，在士林中传为佳话，并被文史掌故专家郑逸梅记入集中。为编辑《玄隐庐诗》，许伯建多方收寻，不辞辛劳，吴宓对此大力支持，多次“开箧”寻找，将潘与自己唱和的诗稿慨然相赠，希望能编入诗集中，以此来纪念友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吴宓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备受打击迫害。吴宓和许伯建失去了联系，但两个人都还牵挂着对方。从现存的吴宓日记来看，1967年4月24日，许伯建有函托人送吴宓，吴宓于4月28日至5月1日，抽无人监视的时间，作长函回复，这是“文革”以来，两人的首次书信往来。5月15日，吴宓又收到许函，述及诸友情况。晚年的吴宓，孤苦一人，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而昔日同事，要么避之甚远，要么呼号批斗，让自己备受炎凉恐怖。9月26晚，许伯建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突然来访，这让吴宓惊喜万分，要知道当时吴还在监督劳动中，周围还有无数双警惕的眼睛无时无刻不在监视，掩门长谈，得知别后二年来的情景及师友境况，禁不住老泪涕零，吴宓倍感凄伤，能得到友人的真诚问候和关心，他有好多好多的心里话要向挚友倾诉。
吴宓晚年最大的心愿，一是保存日记，这是自己一生的心血结晶，日记亡，无异于人亡；二是整理自己的诗稿，希望能保存流传。1935年中华书局曾出版《吴宓诗集》，至此以后，所作诗就未再收集入册。无论在抗战时期颠沛流离中作的《南渡集》，还是见证五十年代翻天覆地大变革以及“文革”之中自己的血泪之作，这些在当时的处境下，随时都有被毁灭的危险。随着时间的推移，吴宓越来越焦灼不安，深感来日不多，一生的事业交付给谁呢？经过一番思考和斟酌，最后，吴宓相中了许伯建。许的书法水平高，字体灵动而优美，让吴宓折服；再有许整理过挚友潘伯鹰的《玄隐庐诗》，吴宓看后非常满意；更让吴宓看重的不仅是许的学识，更重要的是许伯建的人品。于是从1973年5月开始，吴宓便委托许伯建缮写、整编诗集，前前后后历时二年多的时间，虽然开始时，还有疑虑（要知道此时吴宓不仅是反动学术权威，而且头上还顶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但最终顶住了政治压力，许伯建利用晚上的时间，秘密抄写吴宓诗稿，就连同住一起的小弟，也没有发觉。直到1975年8月，吴宓生日前完成，将手抄诗稿交到吴宓手中，吴宓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1976年吴宓卧病不起，1977年1月，由其妹接回陕西老家，一年后吴宓病逝，生前亲见四人帮之倾覆，亦可少慰其耄龄横遭酷毒。
1978年春暮，民革诗社停集多年后，又重聚于红岩村，先生因忆1943年春，“饮河社”友在重庆红岩村当时的农民银行举行“春禊诗会”，到会的有靳志、张宗祥、沈尹默、潘伯鹰、乔大壮、江庸、刘禺生、曹纕蘅、曾履川、沈羹梅、吴稚鹤、徐曼略、曾小鲁、李次贡、顾翊群、陈方、陈仲陶、钱问樵、谢湛如、陈其采、王幼遴、冒孝容诸先生，以刘禺老年七十为“祭酒”，而伯建先生与如皋冒孝容先生均三十岁，是座中最年轻的。席间以杜工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分韵，伯建先生得“好”字，因填《宴清都》词一阕:“暂谢京尘扰，收梅雨，倚云萝岫闲到。华榱并席，危栏一角，障空烟渺，青青望极汀洲，寄情向红岩坐啸，问意中如此天涯，江山几供文藻。今朝美聚东南，华颠耆宿，白袷人少，雄关枕黛，清江饶绿，万螺争笑。军麾白羽频传，看挥尘，兰言更饱，定后期，觞咏承平，披襟自好。”在三十三年后，即1978年旧地重游，感慨颇多，因填《临江仙》一阕:“绿送嘉陵春易晚，山堂满座耆英。咏觞曾不羡兰亭，倚风花并舞，穿树鸟吹笙。三十三年谁尚健?发华来对峰青。红岩高处听江声。眼中前后浪，心上古今情。”追忆当年盛况，感念那时的前辈和老友大多已经作古了。
此后，重庆市图书馆及各大学图书馆聘邀许先生鉴别所藏古籍版本，还与友人发起成立重庆市书法家协会、重庆市诗词学会。重庆柯尧放病逝前也托许伯建整理遗作，成功出版。“饮河社”成员胡苹秋从太原来信：“君能以爱伯鹰之心爱苹秋，三十年故谊不衰，久而弥敬，实切心感未来身后定吾文者，唯伯建矣……”许伯建日记：“癸丑秋苹兄太原手书略述志事行历，以撰传文学见托，以其人奇行事奇，自顾孱笔未敢承应。三年以还，写寄所作，不下二百篇，赠吾诗词亦廿余章，愧无以酬，姑识于此。”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答应整理抄录胡苹秋遗作，但是反映出“饮河社”成员的关系，不论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还是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和十年浩劫中，他们无不体现了传统文化的道德风范和文人风骨，惺惺相惜，同命运、振文运的情怀，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楷模。■
责任编辑：韩少玄
许伯建致吴宓信札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