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母亲节”那天，一场以贫困母亲为主角的“幸福工程——于全兴纪实摄影作品展”，在天津美术馆开幕。现场展出的100幅纪实摄影作品，是于全兴15年间走访94个贫困县，306个村庄，拍摄纪录的1100位贫困母亲中的精选。照片中有些母亲一辈子没离开过家，有些甚至过着原始的生活。这些照片有的是她们人生中的第一张，有的或许是最后一张，每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出发前母亲的送行饺子
于全兴16岁那年，父亲过世了，母亲独自拉扯六个孩子。按照当时工厂的规定，他们家中的两个孩子可以顶替父亲生前的岗位。于全兴知道家里穷，想早点挣钱养家，母亲却不答应。因为于全兴酷爱绘画，母亲想让他继续上学。她虽没什么文化，却懂得知识的重要，坚持要让孩子们尽量多读书。
艺术本身是昂贵的。当一个贫穷孩子爱上艺术时，他和他的家庭便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尴尬。每逢此时，母亲总会用自己的智慧找到解决办法。为了能让儿子用上像别人一样的墨绿色画夹子，母亲让于全兴从同学那里借来一个当作样本，把买来的白布染成绿色，再找来四块硬纸板，巧妙地粘在一起，做出的画夹子居然跟买来的一模一样。
于全兴从小就心灵手巧，为了帮母亲一把，他学会了剪纸，春节前挨家挨户地卖。凛冽寒风中，当人们满怀同情地将几分钱、几毛钱塞进他红肿的手中时，他心中满是帮助母亲分担了生活重负的欢欣。
从天津美术学院毕业后，于全兴分配到天津《家庭报》工作，从美术编辑做起，一直做到社长助理，主管广告创收。他还利用学美术的底子，承揽装潢业务。渐渐，他有了宽敞的房子，有车代步，日子过得舒舒服服，在城里也算是生活优裕的成功人士了。可往日的艰辛仍深深刻在于全兴的脑海，总是有机会就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1996年，于全兴参与了“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在天津市组织的募捐活动，了解到中国偏远地区、特别是西部贫困地区，有许多几乎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贫困母亲。埋在他心底的那根弦被拨动了，想为这些母亲做点什么的愿望油然而生。
2000年11月，于全兴参加了“幸福工程”组委会在北京召开的年会，认识了当时的组委会秘书长苗霞、宣传部长方兵。他向他们说起自己的想法，他们一听很高兴，说：“组委会早就有这打算，可惜找不到合适的摄影记者。曾有几个人想干，但提出的条件太高，如要高报酬，还得给他买高级相机，咱们满足不了。”于全兴表态，不要报酬，有报社的工资就行，只求组委会在采访上给予方便。
去西部之前，于全兴回老家看望母亲，告诉她自己要出差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可能春节回不来。对于可能遇到的危险，于全兴说得有些含糊，不想让母亲为他担忧。母亲给于全兴包了一顿饺子，吃饭的时候，娘儿俩几乎没怎么说话。等于全兴走出门口时，却听见母亲在身后喊：“兴儿，道儿上小心。”
于全兴转身，看到母亲倚在门口，对着他慈祥地笑。这个笑一直深深印在于全兴的脑海，他想让全天下的母亲都有这般慈爱平和的微笑。
经历生死劫难不悔初衷
于全兴的记录是“幸福工程”项目的一环——一项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人口报社共同发起的救助贫困母亲的公益活动，致力于为贫困母亲提供小额资助、扫盲和治病等方面的援助。于全兴则用他的镜头推动募捐。
贫病交加的母亲出现在于全兴的镜头里总是黑白的，“影像比文字更能直接地打动人”。于全兴另一项工作是回访。母亲们得到捐助后，生活有了起色，他又会为她们拍下一张彩色照片。
2001年11月，于全兴到了以喀斯特地貌著称的云南丘北县官寨乡丫口村，这里的自然景观被外人惊叹鬼斧神工，对本地人意味着两个字：贫穷。这里天旱缺水，只能种玉米。每亩地产200斤就算高的，一般都在100斤左右。人们辛苦耕耘一年，仍有4个月的粮食缺口，需要国家救济。
一个在家门口背着孩子的母亲引起了于全兴的注意。由于这里人不会说普通话，在当地翻译的帮助下，于全兴和她交谈起来。
这个妈妈叫顾彩莲，26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住的茅草屋算是危房，倾斜得厉害，用一根大木头撑着。屋里没有电，黑洞洞的。于全兴点着打火机才看见，地上有口锅，所谓的床就是几根木头搭的一个架子，上面是一张破棉絮。
顾彩莲说自她生了第二个孩子后，胸口一直疼痛，还不停地咳嗽，全身一点儿力气都没有，连走路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地里的活儿了。就是这样，病魔缠身的她每天还要编织竹箩，好让她的丈夫赶场时换回几个零钱，买些盐巴。她从来没有想过为自己看病，最担忧的是6岁的大女儿因她的病过早地承担起了家务，每天和她父亲早早下地干活。她怕幼小的孩子身体吃不消。更让她难过的是，家里没有钱供孩子读书，女儿很可能重复自己的生活。
顾彩莲向于全兴诉说着家里的情况，没有掉一滴眼泪，甚至是那样平静，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于全兴端着相机的双手却在不停地颤抖。
临走时，于全兴问顾彩莲，你有什么愿望？顾彩莲说，如果谁能帮我一些钱，养一头母牛，转过年来母牛下了小牛，我就可以还钱。
这张照片配上顾彩莲的话，被媒体发表，接着有3万元捐款陆续飞向了这位母亲。一位读者来信说：“特寄上400元资助你们发展经济，以表达我及家人的心意。我相信你和丈夫都是吃苦耐劳、勤俭过日子的人，通过你们的努力一定能够走出贫困。”
几年后，于全兴再次拜访顾彩莲——瓦房取代了以前的茅草屋，原来空荡荡的家新添置了缝纫机、自行车。变化最大的还是顾彩莲，她的笑是那样的快乐、酣畅，她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到城里读大学。这是让于全兴最感安慰的事，一张照片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还能惠及她的后代。
从西部回来后，于全兴开始审视自己的生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生命的财富在哪里？他发现，自己人回来了，可精神、梦想依然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游荡。于是他选择了作为志愿者一次次出发，15年间，他先后从天津往返西部34次。
有一年夏天，于全兴到了四川。结束了黑山县的采访后，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他们乘面包车赶往下一个采访地的路上发生了泥石流，眼见泥沙夹杂着巨大的石块从路边的山坡倾斜下来。
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于全兴才费尽周折地脱离了危险地段。司机尽可能把车开到了最快的速度，因为塌方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生。如果赶上一块石头砸下来，车里的人都会变成肉酱。那天，回到黑水县城已是深夜。
与死亡擦肩而过的恐惧让于全兴的情绪久久不能平复。经历了这次生死劫难以后，于全兴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西部母亲们心中的企盼。帮助她们成为了他不变的心愿。
让更多贫困母亲成为“幸福母亲”
这些年来，于全兴不断以展览的形式，在各地呼吁世人对中国西部贫困母亲的生活现状给予关注。联合国的一位官员看过展览后感慨地说：“你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2014年，于全兴的母亲病倒了，终日瘫在病床上。于全兴忽然意识到，这么多年，他拍了这么多母亲，却从没有拍过自己的母亲。“以前总觉得还有时间，突然间她倒下了，还没有给她拍过一张像样的照片。”
于全兴自己也在衰老，体力和精力明显不如从前。他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进来。2003年，他从西部回来，心情异常激动，见谁都说西部，见谁都请求募捐，劝了一年，所获寥寥。但随着影展、讲座和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后，自主捐款多了起来。他的工作量因此变得异常冗繁。募捐之余，他还嘱咐当地工作人员把贫困母亲需要的实物，或者治病的费用开好发票寄回来，他再寄给捐款者。
于全兴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女儿已经上了大学。对于女儿的成长，他至今心有愧疚。奔波在路上的他陪伴女儿的时间很少，但女儿令他很欣慰。有一次从西部回来，听完了父亲的描述，女儿转身进了房间，拿出自己装压岁钱的铁盒子说：“爸爸，这是我所有的压岁钱，700多元，你交给那里的小姐姐当学费吧。”那时女儿只有8岁。
于全兴现在任教于天津师范大学。他把这个项目传递给了他的学生。于是，越来越多的学生们开始跟着他在杂草丛生的山间行走，记录下一张又一张贫困的脸。
于全兴说：“我希望我记录下的影像，能为这些贫困母亲带来广泛的社会关注，使更多人了解‘幸福工程’，伸出援手，帮助这些贫困的母亲尽早摆脱贫困，成为‘幸福母亲’，过上幸福的生活。”
责任编辑:陈晓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