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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暮年

时间:2024-11-07 03:59:05

我们年岁渐长,父亲却变小了一

我在父亲的口袋里发现了两张便条,第一张上写着:“我叫汤姆·卡鲁,但我忘了您叫什么名字。”第二张上写着:“2005年9月15日,我记不得自己写过这张便条,但不大可能是别人写的,我肯定已经不正常了。”

父亲快过86岁生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保留他写的这些便条,但我就是这么做了。现在,已经收集了很多。每张便条的颜色都不同,甚至有的便条是用不同颜色的笔写成的。

这些便条像微微打开的窗户,让我们看到父亲正在慢慢进入他不愿进入的昏暗世界。这些便条也证明了父亲的不屈不挠、可亲可爱和有胆有识——汤姆·卡鲁的大脑正在崩溃(黑色,钢笔);记不住人的相貌和名字,这样看来,你是要把我的生命划去了吗?未必。我要打造自己(红色,圆珠笔);7月28日,星期三,请光临我的新生,汤姆(黑色,铅笔)。

父亲总是能够别出心裁,能够骗过我们,所以,我们——他的四个孩子好长时间才注意到他的记忆力在快速衰退。并不是他忘事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他总是忘事。是他的挫折感暴露了秘密,他常常处在困惑、迷茫中——不知道床头灯怎么打开,不知道收音机里的声音从哪来,不知道为什么要等水壶里的水烧开。

姐姐带父亲去检查,确定他脑部出了问题。父亲的大脑有一点小中风,微小的梗塞阻碍了流向大脑组织的血液。大脑无法获得足够的氧,导致一些脑细胞群坏死。

我强烈地感觉到了时间的反讽,继母前一年刚去世,我终于可以在没有继母严密监控的情况下和父亲交流了,终于能够有更多时间和他在一起,然而……

父亲虽然老了,渐渐失忆,但他仍然没有忘记要让我高兴、使我笑。父亲真正想要的是工作,他要让自己忙起来,要重新觉得自己有用。

“我的下一个工作是什么?”每天,从早到晚,他要这样问上好几次。但要找到他能做的工作越来越难。我们得找他能完成的、会给他成就感又不让他感到无聊的工作。如果可以,还得是一件让他可以做得比别人好的工作。

父亲最喜爱的一个发明是在两升的牛奶瓶上开一个孔,以便可以拿着那个牛奶瓶小便。他为我做了一个,而且为所有人都做了。他仍能摸到脚趾,全身也没有哪里疼痛,接受牙医治疗时从来不用麻药……但大家都找不到事情让父亲做了。如果我们不能让他忙起来,他就会走丢,我们很难知道他去了哪里。

跟父亲在一起,生活从来都不枯燥无味。去邻居的院子里接他回来的路上,我听到他跟邻居说:“我不记得你,但我记得你的牙齿,你的牙齿非常与众不同。”

我、姐姐和两个哥哥年岁渐长,父亲却变小了。他不认得我们是他的孩子,有时甚至不认得他自己。他曾告诉我:“现在发生的一切让我感到惊奇。”

“您的意思是……”

他指着自己的胡须说:“我以前是一根都不长的。”

我提示他,胡须是自己长出来的。他觉得我的话很可笑。

他看着镜子,迷惑地说:“是贴上去的。如果不是我自己,那就是别人贴的。”

我想尽力了解父亲。现在,我终于可以自由地出入他的阁楼,翻看那个装满信件、日记和各种神秘文件的大箱子了。父亲过去是个特工,是二战时期的特种作战游击队员,曾经跳伞进入法国,在敌人后方破坏德军力量和组织抵抗。

有一次,他躲在一个老师家里,差点被德军抓去。藏匿情报人员是要被处死的。父亲说他当时学会了依靠共产党员、修女、教士和老师,因为他们可失去的较少。比起国家的自由,“受人尊敬”的法国人更看重自身的地位。

后来,父亲被空投到缅甸丛林,在那里组织抗日。他在那里跟昂山素季的父亲一起行动,为自己打出了很响的名声。

记得我小时候看到过一份发黄的1945年出的印度语剪报,里面将父亲称为“缅甸的劳伦斯”“疯狂的爱尔兰人”。但过了六十年之后,特立独行、敢于打破常规的父亲开始流泪了。他为永远不会再见到的人流泪,为无法记起的过去流泪,还为失去自己流泪。

带父亲去看《狮子王》是我丈夫乔纳森的主意。我们希望父亲喜欢电影中的场面,也许能激起他的记忆。

我们三人走上电影院铺着红地毯的台阶,只差一级就到顶上的时候,父亲突然碰到了什么,摔倒了,从台阶上滚了下去。我和丈夫僵住了,看门人僵住了,其他去看电影的人也僵住了,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令人惊奇的是,父亲滚到了台阶下,直接坐了起来,好像降落伞刚落地时那样收起手臂,完全放松地滚动,没有受任何伤。他的身体没有失去记忆能力,接受过的特种兵训练仍然是他的第二天性,派上了用场。父亲站起来,拍去裤子上沾的灰,在我们吃惊的注视中走上来。

父亲的记忆变得更差了,家里到处都是提示贴,橱柜上,衣服口袋里,抽屉里,书里,相片背面——我已经读过以上这些,但我必须为我的记忆自责,我的记忆没有希望了;如果你也要像这样,那是你的不对了;我认为……

父亲的轨迹全毁了,难过的泪变成了绝望的泪。他离开家的时候,门开着、散热器开着、煤气灶上的火燃着。每一天都变得越来越难,压力越来越大。他变得非常不安,会把一些东西绑在一起,用小刀刮一些东西的表面,用我们吃的爆米花放到狗粮里去拌。他用剪刀剪下衬衫的袖子,或剪下鞋舌。即使走路的时候,他也会低头去看有什么地方可以用上小刀。他说,“我只是想帮助别人。我一辈子都在帮助别人。”

我们给父亲看照片,希望勾起他的回忆,但这些照片没让他联想起什么。他老是问,“这是什么?”“这是谁?”“这是哪里?”

后来,我第一次见证了他声音里的单调。

一天,我给他打电话。

“谁又在说话?”他问。

“你女儿。”我告诉他。

“我有女儿?”他用很平淡的声调问。

“你有两个女儿,还有两个儿子。”

“真的吗?”他的声音还是单调,毫无生气,没有灵魂,不像一个父亲对孩子说的。

我能做的只是屏住气,想着,不哭,不哭。我最后说了一句:“我爱你,爸爸。”

父亲不想睡在房间里,要睡在棚子里面,有时甚至要在院里支起帐篷睡。跟他一起睡的是他的两条狗,父亲睡在床下,狗睡在床的正中间。

(编译自英国《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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