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群人，从事着一项鲜为人知的“新型职业”：每天奔波在医院急诊室和重症监护病区，说服濒临死亡的病人家属捐献病人器官，去挽救等待器官移植的危重病人。他们被称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闫娟是山西省红十字会遗体捐献管理中心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在病人家属一次次的误解和支持中，她得到了历练和成长，决心把这个事业一直做下去。
这条路走得太艰难
2004年，闫娟从山西省医科大学护理专业毕业，应聘到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手术室当护士。3年后，她被调到重症监护室工作。每天目睹着生命的凋亡，闫娟的心情很沉重：如果有移植器官来源，很多病人就不会死亡。
2013年10月，闫娟在医院看到山西省红十字会发的一则招聘启事，招聘有志于从事社会公共事业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岗位。应聘条件：从事医务工作、且有1年以上医务工作经验者。工作内容：与濒临死亡的病人家属沟通，宣讲有关政策法规，完成捐献法律手续，说服并协助其完成器官捐献全过程。
看到这则招聘书，闫娟心里一动。想到那些苦苦等待器官移植、一步步走向死亡的病人，这个工作必须得有人牵头去做，她毫不犹豫报了名。可是，真正做了协调员，她才体会到其中的艰辛和不易。刚开始，她甚至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2014年1月初，她找到一位因车祸导致脑死亡的伤员家属沟通。当闫娟向伤员家属介绍了自己身份，提出“器官捐献”的建议后，家属情绪立刻失控了。伤员妻子指着闫娟的鼻子骂道：“你不就希望我丈夫死吗？”伤员儿子也从沉默中爆发，他揪住闫娟的胳膊，挥舞着拳头大吼道：“你再敢说一句，我揍死你！”
面对这样的情形，闫娟只好低头转身离开。可是伤员妻子又追出来，拦着她继续发飙。女人发泄了很久，才放闫娟离开。闫娟跑出急诊室，坐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哭了。
还有一次，闫娟得知一位突发性颅内出血的女孩命在旦夕。女孩已经10多天没有进食，一直昏迷不醒。尽管医生全力抢救，可她还是很快进入了脑死亡状态。
那天，闫娟跟女孩父母在重症监护室外沟通器官移植时，主治医生正好也在。医生对女孩父亲说：“以孩子目前的病情，确实可以考虑是否能器官捐献。因为孩子已经脑死亡，仅靠呼吸机在维持生命。出于经济上的考量，我觉得你也不必花那个冤枉钱了。”
但是，那位父亲不仅不听医生建议，还说：“你俩是串通好来害孩子命的，要是你们救不好孩子，我饶不了你们！”
两天后，女孩因抢救无效死亡。主治医生因此挨了一顿痛打，还差点惹上官司。
闫娟特别难受。病人家属连医生都不信任，还会相信她这个身份尴尬的协调员吗？想到几个月来历经各种委屈和辛劳，几乎没得到过一位家属的理解和支持，闫娟信心顿失，她对自己说：“放弃吧，这条路走得太难了。”
有了向前的动力
正当闫娟打算重拟职业规划时，她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一位叫何博（化名）的打来的。他上高中的儿子在学校打球，忽然脑出血被送进医院重症监护室。这两天，孩子病情急转直下，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他看到医院展板上闫娟的联系方式，就给她打了电话，咨询器官捐献事宜。
闫娟赶到医院，正遇上何博一家人跟医生商谈儿子的病情。何博主动对医生说：“大夫，你只管全力抢救孩子。如果实在抢救不过来，那我们做器官捐献吧。我们的孩子假如活不成，那就帮助其他人活着，世上就少了一对像我们这样痛苦的父母了。”
当时，在场的医生无不动容。闫娟也顿时眼圈红了，她使劲握住何博的手说：“谢谢您对器官捐献事业的支持！”何博说：“我们不想再让孩子受苦了，与其毫无意义的治疗，不如让他换一种方式活下去。如果他的器官能继续活在别人身上，他的生命一样得到了延续，我们做父母的也就很欣慰了。”
那一刻，闫娟除了感动还有震撼。她忽然想，之前遭遇的种种冷眼和谩骂，又有什么呢？如果不坚持，那就错过了这个主动捐献器官的家庭，也很可能让苦等器官移植的患者又错失了一个良机。
何博跟闫娟签署了儿子的器官捐献自愿书后，在得到医生明确“无生还希望”的诊断后，何博夫妻忍着悲痛，捐出了儿子的一对眼角膜、一对肾脏和一个肝脏。
2017年4月底，闫娟的一位前同事给她打来电话：“你赶紧来急诊室，一位病人家属要捐献亲人器官。”
这是一对因长期从事煤炭开采工作而双双亟患尘肺病的夫妻。4年前，丈夫阿华的病情已到了终末期，需要一天24小时吸氧维持生命。一年后，阿华在山西省人民医院，终于等到了肺源供体。
接受肺移植的阿华，得到了新生。呼吸重新顺畅的他，觉得空气里都充满了甜甜的味道，那种感觉非常幸福。他开始努力赚钱，打算存够50万，也给妻子换个好肺。可一场意外彻底打碎了他的计划，妻子阿英不幸遭遇严重车祸，被诊断为“脑死亡”。看着阿英全身插满管子，仅靠呼吸机维持生命，阿华很心疼。他跟女儿商量后决定：捐献阿英的器官，去救需要帮助的人。
阿华曾经也是一个苦苦挣扎在垂死边沿的人，深知那种痛不欲生的滋味。多亏了别人的爱心捐助，他才重获了新生。既然妻子已无生的可能，那就该把受到过的恩惠回馈给别人。和闫娟签署了器官捐献书后，阿华捐出了妻子的眼角膜、肝脏和双肾，挽救了6个人。
闫娟动情地说：“人体捐献器官事业，是一个新生事物。我们这个捐献系统，就像‘爱心储蓄银行’，需要人人参与，才能获得良性发展。如果大家都像何博和阿华一样，积极参与到器官捐献事业中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受益、越来越多的生命被挽回。这也是我越来越有动力做这份事业的原因。”
换一种方式活在世上
随着人体器官捐献事业在各大医院的开展，许多病人家属开始慢慢理解和支持协调员的工作。而一些家属和闫娟签署了“人体器官捐献书”后，却又临时反悔。
闫娟说：“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总幻想着亲人能够醒来，还有救。他们的觉悟已经很高，等等，再等等他们，他们才会明白，亲人已逝，最好的怀念方式就是让亲人以另一种方式留在这个世上。”
2016年5月，闫娟来到了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外，一位中年女人红肿着眼睛，眼神呆滞。她的丈夫5天前因酒精中毒造成脑死亡，没有了自主呼吸，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体征。
“你好，我是山西省红十字会遗体捐献管理中心‘器官捐献协调员’闫娟。”闫娟热情伸出手介绍自己，但对方连眼皮都没抬一下。闫娟继续跟女人沟通：“虽然我救不了你丈夫，但我可以救下你丈夫的一部分，让他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隔了两分钟，女人才气若游丝地说：“我知道，你想让我丈夫捐献器官。”闫娟点点头，她已做好了被骂的准备。谁知，女人却说：“我同意捐丈夫的器官。”女人很快和闫娟签署了器官捐献书。
根据法规，病人必须是在撤出呼吸机，心跳停止五分钟临床确认死亡后，才可以进行器官摘除。移植器官团队一直等在5公里外的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为了达到器官的最佳移植效果，来接病人的医生计划先把病人转到救护车上，再撤除呼吸机。
就在女人丈夫从抢救室被转出时，女人看到在呼吸机的作用下，丈夫还有心跳。她忽然撕心裂肺地大叫着：“不可以不可以，他还没有死！”
闫娟跟女人解释：“你丈夫已经没有了自主呼吸，医生马上就要拿掉他的呼吸机了，心跳也就会跟着停止。”女人哭着说：“我要陪在他身边，亲眼看着他心跳停止。”
看着情绪激动的女人，闫娟立刻同意让她一起陪着丈夫上救护车。在陪伴的过程中，女人看着丈夫的心跳渐渐停止，号啕大哭，整个人瘫软在地上……闫娟抱着女人，不停地安抚她，陪她一同流眼泪。
闫娟心里明白，女人的觉悟已经很高了。但面临生离死别的时候，那种分离的痛苦真真切切，让人难以割舍。女人一直心存幻想：丈夫还有心跳，万一能活过来呢……女人丈夫的器官，救了4个人。女人说，丈夫在她心里，一直没死。
作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闫娟承受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但她愿意做延续生命两端“器”约的桥梁，这个桥梁是渴求新生的人们唯一的途径和希望。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相信不久的将来，人类器官移植，就如同输血一样，寻常而易得。
（作者系山西省红十字会志愿者）
责任编辑：耿艳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