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国春回到房户营村的当天晚上，村里一些人像走马灯一样，一个接一个来到房国春家里。房国春的家在村子的东北角，他们对房国春的家熟门熟路，天再黑他们也不会摸错门。房守彬来了，房守云来了，房守现来了，还有一些被房守现动员过的人也来了。因事先商量过，他们的目的都很明确，就是借助房国春的力量，把立足未稳的房光民拿下来。他们的手段也很明确，不用给房国春送礼，也不用请房国春喝酒，只动动嘴皮子，哄抬房国春就行了。
房守彬按照他对房守现的承诺，第一个拍马赶到房国春家里。今晚房守彬手里没把鹌鹑，腰里也没掖鹌鹑袋子。他听人说过，当教师的房国春不喜欢人玩鹌鹑，认为鹌鹑是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才玩的玩意儿。他虽然不赞同房国春的观点，还是别惹老爷子不高兴好一些。房守彬的家在村子的南边，他来到房国春家时，房国春一家刚吃过晚饭，香烟还没摆到堂屋当门的桌子上。房守彬很急切的样子，双手直搓。要是房国春跟他握手，他的双手会一齐上去，把房国春的手抱住。因这里人还没有见面握手的习惯，房国春没有跟他握手，只是示意他坐吧。
房守彬屁股一沾椅子就说：我的三叔吔，你总算回来了。你要是再不回来，我们就去县里找你去了。
房国春的大儿子房守良也在屋里坐着。他本来已经娶妻另过，听说爹从县里回来了，一吃过晚饭就到老宅看望爹。房国春对房守良说，给你守彬哥拿烟吸。你都是当爹的人了，还这么没眼色！
房守良赶紧起身，到里间屋拿出一条烟，拆开，取出一盒。又把一盒烟拆开，从中取出一支烟，递给房守彬。因房国春不吸烟，也不许房守良吸烟。
房国春这才问房守彬：急着找我有什么事吗？
三叔，房户营的事你不能不管哪，你不管就乱套了。
怎么个乱套法？
房光民那小子当支书了，你知道吗？
新老交替，这不是很正常嘛！
我觉得不正常。房守本当支书，他是守字辈，跟我们大小差不多，还说得过去。房光民比我们小一辈，他还是个毛孩子，有什么资格当支书？
你说这个恐怕站不住脚。一个家族的人，可以排辈，当支书不能排辈。不能因为他是晚辈就不能当支书，就不能领导长辈。长江后浪推前浪，国家正在大力提倡培养年轻干部，房户营村也不能例外。
反正我觉得房光民嘴上没毛，办事不牢。
你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吗？
啥意思？
看看，你连啥意思都不知道，就跟着瞎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年轻人嘴上没长胡子，办事不牢靠。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房光民嘴上光光的，就是没长胡子。不光他嘴上没长胡子，恐怕下边的鸡巴毛都没扎全。说一千，道一万，我们盼着你回来，是想请你跟乡里领导说句话，把房光民的支书拿下来。
守彬，不是我说你，你这样说话，说明你一点儿组织原则都不懂。村党支部是一级组织，谁当支书，谁不当支书，必须走组织程序，不是哪一个人就能决定任免。
什么组织，什么原则，我一个平头老百姓，是不懂那么多。我只知道三叔你吐口唾沫一颗钉，拔根汗毛就能竖一根旗杆，在吕店这个地面上，只要你愿意，没有你办不到的。
开玩笑！房国春笑着把自己的头抹拉了一下。他的发型师几十年一贯制，不留平头，不剪偏分，也不理一边倒，剃的是光头。头发长到一定时候，剃光。头发再长到一定时候，再剃光。韭菜要割，头发要憋。韭菜越割越旺，头发越憋越粗。他的头发显得很硬，像一根根直立的钢丝一样。他用手抹拉头发，别人的手都似乎有些扎得慌。他说：你这个守彬哪，你从哪里学来这么多废话。我就是一个普通公民，吐口唾沫不会变钉子，拔根汗毛也竖不了旗杆，你不要对我抱的希望太大。我听你说了半天，你不过是在发牢骚而已，没有说出什么带有实质性的事例。你对什么人有看法也好，想反映什么情况也好，必须用事实说话。
房守彬站起来，自己到桌前又取了一棵烟，点燃吸了一口。他的眉头皱着，像是借助烟的作用，在脑子里寻找房国春所说的事实。房守彬找事实还没找到，房守云过来了。房守云跟房国春说了几句话，还没接触到正题，拱倒房光民的主要策划人房守现也来了。一直在堂屋里坐着的还有房国春的四弟房国坤。房国坤虽说先后结过两次婚，娶过两个老婆，但两个老婆都先后被他打跑了。两个老婆都没有给他生孩子，他现在仍是孤身一人。一个寡汉条子，平日里做点饭都难。为了每日里能吃口热饭，他只能跟着三哥和三嫂过。也就是说，在三哥没有回家的情况下，家里只剩下他和三嫂两个人。在平常日子，很少有人到房国春家里去，房国春家里是冷清的，房国坤的日子是寂寞的。房国春一回来，家里就人来人往，顿时热闹起来。房国坤也盼着三哥回家，三哥一回家，等于跟他迎来了节日差不多。三哥一回来，三嫂每顿饭就要弄几个菜，他可以陪着三哥坐桌吃好吃的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方面，看见村里人对三哥都很尊敬，都是哈着三哥说话，他精神上也能得到很大的满足。所以，只要三哥一回家，他哪儿都不去，村里人来看望三哥，来跟三哥说话，他都在家里陪着。这样一来，在房国春家堂屋里坐着的已有七八个人，屋里很快就烟雾腾腾。从门外往门口看，可见屋里像烧锅一样，浓浓的烟气从门口上方呼呼地往外冒。房国坤不吸烟卷，还是习惯用烟袋锅子吸旱烟。装满一锅子烟片，他就取下煤油罩子灯上的灯罩，对着灯头把烟吸着。每次吸烟，他都要咳嗽，咳得还很厉害，但咳嗽他也要吸。
从人数和气氛上看，房国春家里像是在召开一个小型会议。与会者发言踊跃，讨论热烈。煤油灯的灯头拧至最大，灯花不时地爆一下。“会议”的主席应该是房国春，主持人也应该是房国春。但“会议”的议题不是房国春制定的，议什么，不议什么，并不依房国春的意志为转移。好在房国春对“会议”的议题似乎也有兴趣，他没有打断大家的发言，也没有中断“会议”。“会议”的讨论难免有些跳跃性，不知怎么，就说到了如果把房光民拿下来谁当支书的问题。房守现说：这还用说吗，支书是现成的。说着看了房守良一眼。
房守彬会意，说哎，哎，你们听我说一句，我觉得守良当支书最合适。要是让群众投票的话，我敢说守良的得票率百分之百。
房守彬这么一说，全屋子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房守良，好像投票已经开始，目光就是票。
房守良不安起来，表情不知是笑还是哭。他就是这样的特点，不动表情就不说了，只要表情一动，往往是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笑，一个极端是哭。由于这两个表情交替使用，转换时难免有些混淆，让人觉得他的表情既像是笑，又像是哭。伴随表情的，是他的声音，他的声音哼哼叽叽，同样哭笑难辨。他说：我又没说话，你们说我干什么，这不是笑话我嘛！
房守现说：守良，你可不能这么说，我们是真心实意拥护你。你有文化，是党员，还当过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顺理成章就是你。今天当着三叔的面，不是我说你，你老弟就是在关键时刻硬不起来。该软的时候软，该硬的时候一定要硬，只有硬起来，才能办成事。
房守彬把房守现的话重复了一遍，说对，只有硬起来，才能办成事。他这样说时，像是对别的事情有所联想，笑了一下。
房守良说：我哪是当支书的料，你们就是拴我的头，我也不会当。
房守现说：守良，你以为当支书是为自己吗？不是的，你得为全村人着想，得像三叔一样，为房户营村的父老兄弟负起责任来。房户营村目前这样的状况，你看得下去吗？你忍心看着大家难受不管吗？房守现这样说话是一语双用，既是说给房守良听的，也是激发房国春的。
房守良的样子眼看要真的哭出来，他说：你们再说我，我就走了。说着，从门口的一个矮脚凳子上站了起来。
这时房国春发话：房守良，你给我坐下！你的哥哥们都还在这里坐着，你好意思走吗！房国春只要一跟房守良说话，大眼睛就瞪了起来，口气就很严厉。
爹一发话，房守良身上不由地一抖，乖乖地坐了下来。从开始上小学起，房守良就被爹接到县里，跟爹吃住在一起，在爹的严厉管教下读书。爹自己是当老师的，爹的目标是让他读了小学读初中，读了初中读高中，直至把他培养成大学生。爹是房户营村的第一个大学生，要把他培养成第二个大学生。然而，房守良刚读完初中，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他只得中断学业，回到老家当农民。在县里读书期间，爹时常罚他跪在硬地上背书，还动不动抡起巴掌，抽他的耳光。据说房守良的耳膜被抽坏了，他的耳朵有些背。有人跟他说话，他听不清，不便做出回答，就冲人家笑。笑是他的无奈，也是他的策略。巴掌不打笑脸人，他对人家笑，终归不会有错。他认为自己不适合当支书，与他知道自己耳背有关。一个人连别人说话都听不清，哪能当支书呢。人说一聋三分傻，他觉得自己跟一个傻子也差不多。多年之后，发生在房守良身上的惨剧，也与他的耳背有关。这是后话。
房守良适合不适合当支书，“会议”主持人房国春还没表态。房国春总会有一个态度，他的态度至关重要。房国春的态度相当明确，说：房守良当支书不行，他是死猫扶不上树，我第一个反对他当支书。
房守良的四叔房国坤附议：我也不同意房守良当支书，让一只鹌鹑当支书都比他强。
爹和四叔都这样踩和房守良，房守良没什么可说的，他的表情本来想笑，以对爹和四叔的态度表示欢迎，但他实在笑不成，表情更倾向于哭。
有人说到鹌鹑，对鹌鹑最了解的应该是房守彬。房守彬想，要是让鹌鹑当支书的话，他就是支书的主人。支书在他手里把握着，他让支书干什么，支书就干什么。但那是不可能的。他说：让房守良当支书，总比房光民强吧。
“会议”又回到刚才的议题上，房国春开始总结。布谷鸟在声声唤，麦香阵阵涌来，房国春的总结让人有些失望，他说：你们说来说去，意思我明白了，就是不同意或者说反对房光民接替房守本当支书。你们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也表明房光民当支书的群众基础确实不好。可是，房光民已经当上了支书，已经造成了既定事实，你们再跟我说这个有什么用。萝卜已经种到地里，萝卜已经发芽儿，难道再把萝卜拔出来不成！你们早些时候干什么去了，有意见为什么不事先反映。特别是房户营村的共产党员，其中包括房守良，你们的民主意识到哪里去了？你们的斗争精神到哪里去了？你们的责任心到哪里去了？我向房守良了解了情况，乡党委在决定任命房光民当支书之前，是派人在房户营召开过全体党员会的，是征求过全体党员的意见的，结果是，没有一个党员提反对意见，等于全体党员一致赞成房光民当支书。房国春点了房守良的名，问是不是这个情况。
房守良说：那是的，当时房守本和房光民都在场，谁还能说什么。再说——
房国春有些不耐烦，不让房守良“再说”下去：你不要跟我说谁在场，谁不在场，你就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房光民当支书，是不是你们一致通过的？
就算是吧。
什么就算是，是铁板钉钉，一定是。
房守现开始叹气，说没办法，咱就伸着头，等着让人家捏头皮就是了。他爹捏了儿子捏，儿子捏了孙子接着捏。房守现想起房守成和高子明说的要抬房国春的话，一时不知从哪里抬起。若是抬房国春的身体，屋里现有的人，有人抬胳膊，有人抬腿，准能把房国春抬起来。不但能把房国春抬起来，把房国春抛向空中，抛几个高，都不成问题。问题是，抬房国春不是用手抬，得用嘴抬；不是用气力抬，是用智慧抬，看来用嘴和智慧抬人不是那么容易的，得掌握一定的技术才行。房守现说：三叔，你也是党员，如果你当时在场，你敢提不同的意见吗？
房国春没有否认他是党员，但也没有说明他的入党还在预备期内，还没有转成正式党员，他说：有什么不敢提的，我当然敢提。你们应该知道，在咱们房户营，我怕过谁！
房守云接话：在房户营，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三叔。把咱们姓房的人老八辈的人都算上，我最佩服的人还是三叔。要说英雄，三叔是真正的英雄，别的人连鱉熊、蛤蟆熊都算不上。在新中国成立前，三叔还在上学时就敢跟大地主房世雄斗，就让房世雄吃了官司，这一点谁不知道！
房守现心里一明，眼里也一明。刚才还发愁抬房国春不知从哪里抬起，不料时机说来就来，是他拿话一引，房国春自己就把别人抬房国春的“轿杠”交了出来。房守现说：那是的，如果咱们这些人都是泥巴捏的，只有三叔是钢铁炼成的。
房国坤插话，他跟别人一块儿抬他三哥。他说：你们都不知道，那时候房世雄牛得很，他肩上扛着一把长把儿的小铲子，后边跟着一只不拴绳子的大老骚胡，在村里走来走去，谁看见他都害怕，都躲得远远的。房世雄看谁不顺眼，他自己不用说话，他的半人高的老骚胡羊仗人势，马上就拿眼瞪你，用弯成镰刀一样的犄角顶你。只有你三叔不怕房世雄，也不躲房世雄的羊。有一回，房世雄的羊要抵你三叔，你三叔上去，一下子就把羊的两只犄角都抓住了。你三叔对房世雄说，房世雄的羊要是把他抵伤，他就写一个稿子，登在报纸上。房世雄一听，打了一个口哨，羊就退走了。
房国春说：那都是小事，不值一提。人嘛，生来都是平等的，谁都不该受别人欺负。做人上人的想法不可取，起码不能做人下人。
房守彬说：三叔要是能在咱乡里当党委书记就好了，咱房户营的人也能跟着沾点儿光。
房守云说：你说小了，按三叔的水平，三叔当县委书记都不为过。
房守现心中暗暗叫好，觉得他事前的工作没有白做，几个弟兄跟他合作得很好，抬房国春抬得很卖力。他本来想顺着竿子，继续把房国春往上抬，说房国春当省委书记都可以。想到如果把房国春抬得太高，太离谱，有可能会露马脚，会被房国春识破，就换了一个方向，从别的方面继续抬房国春。他多次听房国春讲房户营村的历史，还听人说房国春正在写房户营村的历史，准备把房户营村的历史写成书。凡是爱讲历史的人，都看重历史，都愿意把自己的事迹在历史上留下一笔。他说：我认为一个人的功德不能光凭当官不当官来衡量，有的人虽然当了官，不一定能写进历史。有的人虽然没当官，历史上的地位一点儿都不低。要是有人写咱们房户营村历史的话，我觉得应该把三叔排在第一位。
房国春把手中的折扇打开了，只扇了两下，又把折扇合上了。他的神情像是有些兴奋，说：写进历史我不敢当，历史是后人写的，还要经过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房守现看出来了，他这一抬，大概抬到了房国春的痒处，房国春舒服得快要坐不住了。照这个路子抬下去，不把房国春抬晕才怪。房国春说历史是后人写的，那么，后人是谁呢？房守现想起来了，比起国字辈的房国春来，光字辈的房光东就算是后人。他说：咱们村的历史，我看房光东就能写。听说房光东写文章写得不错，靠写文章就调进了北京城。
房守云说：房光东那孩子不行，他写的都是一些舔报纸屁股的小文章。他连初中都没上完，学问比三叔差远了。
哎，房国春用折起的扇子指了指房守云，说话不能这么说，北京是什么地方，那是中国人民的首都，不是谁想调就能调去的。房光东既然能从煤矿调到北京当记者，没有两下子是不行的。有一点你们不懂，写文章这事情不能仅仅以学历高低来衡量。有人学历很高，文章不一定写得好。有人没上过多少学，文章不见得比学历高的人写得差。俄国有一个作家叫高尔基，他上学上得很少，却写成了全世界有名的大作家，连列宁、斯大林都不敢小瞧他。高尔基你们知道吗？
只有房守云说知道，别人都说姓高的是谁，不知道。房守良也应该知道，但他没说话。
房国春的总结还没有结束，他说：你们反对房光民接替房守本当支书，想把房光民拿下来，也不是一点儿可能都没有，关键是要拿出具体的事实，要有充分的理由。刚才我跟守彬也说过这个话，现在再给你们重复一遍。你说一个人不好，别人会问，哪儿不好？你得说出哪儿不好来。你跟上级领导反映，我们村那个人不适合当支书，领导会问，为什么？你得说出一二三来。比方说，你说一个人是贼，得拿出赃证来。你说一男一女有奸情，得在现场捉到人家才行。空口说白话，谁都不会理你的茬儿。我呢，仨月俩月都不回来一次，对村里的情况了解不多，跟一个局外人差不多。房光民当了新支书，我也是这次回来才知道的。在我的印象里，房光民还是一个穿开裆裤的小孩子，你看人家说当支书就当支书了。你不能不承认，时间过得可真快。
在房国春讲这番话时，门外一棵石榴树的暗影里站着一个人，也在听房国春讲话。他本来也是想跟房国春反映一下村里的情况，听见屋里已坐了不少人，就没有进去。他听出来了，那些人说话都说不到点子上，和房国春不能实现真正的对话。就思想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而言，他自信是可以和房国春对话的。但他的对话只想与房国春一对一，不想让更多的人听见。若是被屋里坐着的这些人听去，并传播出去，会对他很不利。这个人是谁呢，是高子明。高子明在石榴树的暗影里站了一会儿，悄悄退走了，退到他的小卖店里去了。等高子明估计那些找房国春的人都散去了，他才又悄悄地向房国春家里走去。
房国春和高子明的关系是微妙的。在高子明被打成右派分子时，高子明对房国春是躲避的，从来不敢到房国春家里去。房国春看见高子明呢，也跟高子明保持一定距离。高子明的右派分子帽子摘掉之后，房国春认为是应该的，当面向高子明表示过祝贺。房国春承认高子明是一个人才，这个人才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可惜了。但在和高子明接触中，他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别扭，不知不觉间就有些警觉。他的看法是，一些人之所以被打成右派分子，除了外部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内部的原因，至少来说，他们跟党不够一心。卖什么吆喝什么，他们之间的谈话从教育开始。他们从高考谈到教育制度改革；从乡村教师待遇低下，谈到教师队伍的涣散；还谈到本村的年轻人谁有希望考上大学。他们难免谈到村里的人事更迭，房国春说：我听说大家对房光民当支书有意见，你有什么看法？
高子明笑了笑，先说没什么看法，他不关心也不参与村里的政治生活。又说，据他所知，大家不赞成房光民当支书是有一定道理的。高子明不愧是高子明，他上来就举出了两个实例，以佐证大家不赞成房光民当支书的道理。如果第一个实例让房国春手里的扇子猛地一合的话，第二个实例让房国春差点把合起的扇子敲在桌面上。高子明举出的第一个实例是，房光民和他老婆在家里摆了两台麻将桌，天天晚上招集一帮人到他们家里打麻将。打麻将倒没什么，一种娱乐嘛。但他们是来钱的，带有聚众赌博的性质。作为村里的第一把手，这么干恐怕不太合适吧。高子明列举的第二个实例是，房光民刚当上支书，就把村里留的机动地卖了一大块，有七八亩，卖给杨庄寨的砖窑上烧砖。中央文件有规定，不准挖可耕地烧砖。房光民的做法显然是与中央的规定背道而驰。房国春听到高子明举的第一个实例时，他的评语是：这不好，这是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房国春听到高子明举的第二个实例时，他的评语是：这是个问题，这个问题很严重。他问：卖的是哪块地？
高子明说：是村子东南地里的一块地。
那块地没种麦子吗？
没有，是一块旱垡子地，现在已经被挖成了深坑。
房国春在大学里学的是数学，又教了几十年数学，几乎形成了数学脑子。他的处世态度是严谨的，讲究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他说，明天一早，他就要到东南地里看看。
高子明笑了一下，不，是笑了两下，说三爷，你看了也不用太生气，哪个当官的不往自己口袋里划拉钱呢！
房国春表情严肃，好像已经生气了，说：那不行，一个基层党组织，怎么可以违背中央的文件精神呢！
上面的经都是好经，但下面歪脖子和尚太多，好经都被歪脖子和尚念坏了。一只猫，或是一只黄鼠狼，从院子里跑过，卧在窗台上的鸡们躁动了一阵。里间屋暗处的老鼠们攀到粮食茓子上开始打架。往日里，这家的人早就睡了，世界早成了它们的世界。今天这么晚了，屋里的人还在点灯熬油，还在说话，让它们有点儿烦。一只老鼠吱吱叫着，像是在提抗议。高子明似乎听懂了老鼠的抗议，他说：天不早了，三爷也累了一天，休息吧。临走之前，他没忘记又把房国春抬了几句：您老人家是房户营的大脑，房户营实际上是您的房户营，您还是为房户营村的发展掌握着方向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