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酉年五月，南京失陷前，太冲乘乱脱身，“踉跄归浙东”。
六月，刚刚勉从诸臣之请，就监国之位的潞王朱常淓，以杭州献降清军。
闰六月初八，明左都御史、太冲的老师刘宗周，在绍兴城外乡间绝食卒。
刘宗周，表字启东，世称念台先生。明代最后的大儒，创蕺山学派，门下硕学辈出。他死后，诸弟子于康熙年间刻遗著凡四十卷，卷前列《蕺山弟子籍》，叶廷秀、祁彪佳、熊汝霖、陈子龙、陈洪绶、黄宗羲、魏学濂、张履祥、陈确、仇兆鰲、万斯同、毛奇龄……如许卓砾英才，悉列蕺山门下。他的思想，独重“诚意”“慎独”。诚意，即心志真诚；慎独，则讲在独处中谨慎不苟。
天启五年，黄尊素就逮之际将太冲托付于刘宗周，拜以为师。崇弘间，有“蕺山三大弟子”之说，则祁彪佳、章正宸与太冲也。然单从学问角度，太冲这个弟子应该还排不上号。主要是当时他底子薄、学识不够。太冲自己讲：
甲戌岁崇祯七年（1634），随先师至嘉禾，陈几亭以遗书高攀龙《高子遗书》为馈，先师在舟中阅之，每至禅门路径，指以示弟，弟是时茫然。
“禅门路径”指佛学元素。宋以来援释入儒，很多学者为之浸润，但刘宗周不赞成。当他把高攀龙书中混入的佛家语向太冲一一指出时，太冲“茫然”，脑中空空如也，完全接不上话。所以，他实事求是地自评“聊备蕺山门人之一数耳”，又于《思旧录》检讨说：“先生诲余虽勤，余顽钝终无所得。今之稍有所知，则自遗书摸索中也。”承认老师在世时，自己没有学到什么，真正的了解，是以后静下心做学问，通过老师遗著摸索而来。
最终太冲无疑算蕺山门下最出众的，甚至青出于蓝，但蕺山在世时，他列入“三大弟子”，并非因为学业突出，而是在别的方面有过独特贡献。崇祯初，刘宗周在绍兴办证人书院，从事讲学，当中涉及基本学术观点之争：
而越中承海门周氏之绪余，援儒入释，石梁陶氏奭龄为之魁，传其学者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王朝式辈，鼓动狂澜，翕然从之，姚江之绪，至是大坏。忠介刘宗周追谥忠介忧之，未有以为计也。公之及门，年尚少，奋然起曰：“是何言与！”乃约吴、越中高材生六十余人，共侍讲席，力摧其说，恶言不及于耳。故蕺山弟子，如祁、章诸公，皆以名德重，而四友御侮之助，莫如公者。
“恶言不及于耳”，就是把那些反对、挑衅者的聒噪之声，撵得远远的。显然，三大弟子中，祁、章是以学问和造诣知著，太冲当时主要是起了一个很好的“护法”作用。
大多数时间，太冲除了埋头举业，就是外出友游，没有很好地亲炙老师教诲。我们不知道念台先生生前对太冲抱有何种期望，抑或可曾料到这位学问平平、看上去还有些贪玩的学生，后来却是最能光其门楣的高足。
甲申七月下旬，刘宗周起复抵南京；因事事耿直、危言危行，使从马阮到武人等各种利益集团都深感不快，未及两月，九月十日即令致仕。翌年五月南京陷落，消息传至，刘宗周在家乡与弟子熊汝霖、祁彪佳联络组建义师抵抗事，正当此时，却闻朱常淓已在杭州投降，未几，绍兴亦降，“方进食，即命撤之”，立刻开始绝食。他严谨、理性地叙述了自己决定的由来：
北都之变，可以死，可以无死，以身在削籍也，而事则尚有望于中兴。南都之变，主上朱由崧自弃其社稷而逃，仆在悬车，尚曰可以死，可以无死，以俟继起者有主也。监国朱常淓降矣，普天无君臣之义矣，犹曰吾越为一城一旅乎，而吾越又复降矣！区区老臣尚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当与城为存亡，独不当与土为存亡乎？
“前后绝食者四旬”实足天数凡三十六日，在这漫长过程中，刘宗周意志坚定、未稍悔退。中间有这样的细节：“宗周绝食久，渴甚，饮茶一杯，精神顿生，曰：‘此后勺水不入口矣！’”原以为喝水与绝食无碍，饮后才发现对于绝食者，哪怕滴水也提供养分，遂又禁水，“勺水不入口者十有三日”，禁水十三天后，终于完成了庄严的死亡过程。
在刘宗周，这是把生命付之“诚意”“慎独”的践行，验其真义，证其不虚。
六月下旬，太冲得知老师绝食，“徒步两百余里”，赶往绍兴探视。到绍兴才知老师因为城已降故，避之不居，迁至乡下，再翻山越岭前去，见到老师最后一面：
先生卧匡床，手挥羽扇。余不敢哭，泪痕承睫，自序其来。先生不应，但颔之而已。时大兵将渡，人心惶惑，余亦不能久待，复徒步而返，至今思之痛绝也。
这当是失父以来太冲最悲痛的个人遭受。太冲心中，蕺山不止是老师而已，“先生于余有罔极之恩”，罔极一词，古时常指人子对父母的无尽哀思。当然，蕺山最后也以坚毅、沉静的死，给太冲上了最后一课，示以人格的终极垂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