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芬初来巴黎，一直免费住在李春生夫妇家，为此，林芬对李春生一家常存感恩之心，同时，内心也时常觉得不安。家中增加了一口人，毕竟会增加各种开支，虽然林芬也在餐馆做一份工，但说实在的，餐馆生意不是很好，阿蓉已考上了法国有名的一所高等商校，相对来说功课比预科时轻松多了，晚上和周末都可以到餐馆来帮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林芬在餐馆里是个“多余”的人了。再则，一直住在阿蓉的房间，阿蓉倒没有说什么，但林芬总觉得自己多少会影响她的休息与学习。也觉得自己没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天地，日常生活上总是有点不方便。
林芬早已有了自己出去闯天下的计划，但又怕李叔叔和红珍阿姨会有什么想法，所以一直都没有敢说出口。只是私下与池友明交换过意见，阿明是支持林芬自己独立出来奋斗的。说，这是迟早的事。并说如果要到巴黎租房子，他可以叫朋友帮忙找，也可以找认识的女同乡搭铺，可以省点租金。晚上餐馆收工后，林芬鼓起勇气同李春生夫妇讲了自己的想法。红珍只是担心林芬一个姑娘家独自一人出去，能不能应付得了社会上复杂的状况。李春生考虑了一阵说，林芬在法国生活也两年多了，法文也学会一些，自己出去独立也是迟早的事。只是希望她自己多注意，平时学会保护自己，有什么事随时告诉他们。红珍也只好同意，但是要林芬有空时，能常回来走走。林芬红着眼圈一再表示感谢李春生一家两年多来对她的关照和爱护，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好好报答他们。晚上睡觉时，阿蓉又和林芬说了好一阵子知心话，舍不得林芬走，说林芬自己搬出去住，她回家后，就没有人可以和她说说知心话了。姐妹俩躺在床上聊个不停。阿蓉悄悄地向林芬吐露出一个秘密，她告诉林芬说，她已经有了一个男朋友。林芬一听，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急着问：“是吗，快说，是什么样的男孩子？”阿蓉焦急而羞涩地小声说：“你不要大声喊啊，千万不要让我爸妈听见。”林芬不解地问：“为什么呀，这不是好事情吗？”阿蓉靠近林芬说：“他是我同一个班上的同学，是一位法国人。我知道爸爸妈妈不希望我找法国人做男朋友，他们是一直希望我找一位中国人。所以到现在我还没有让他们知道。”她接着说：“我妈早就说过，要我找对象最好能找一位中国人，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相同，在一起生活比较容易相处。如果找一个法国人，他们怕长久在一起，一定会有不少矛盾。”林芬说：“能找个合适的中国男朋友当然好，但找到一位好的法国人，也不一定就不好。你同我不一样，你是在法国长大的，从小又在法国接受教育，文化背景，生活习惯早已是法国式的了。我看将来与法国人生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关键是他人要本分，对你好就行。”阿蓉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爸妈他们却不这么想。我也想过，能找个中国男朋友当然好，爸妈肯定也高兴。但是我从小在法国学校读书，接触的都是法国人，很少认识中国男孩子，硬要去找，你说到哪里找？”林芬听后，想想阿蓉说的也有一定道理，这也是像阿蓉这些在法国长大，完全接受法国教育的华裔后代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阿蓉表示，如果父母硬是要介绍一位自己不认识的中国男孩子来处对象，她是不能接受的。要找，也必须由自己来找，所以自己有了法国男朋友的事，现在还不能告诉他们。她要求林芬先暂时为她保密，等以后条件成熟了再说。林芬向阿蓉保证，这件事一定暂时替她保密，同时也替她高兴，毕竟情窦初开的女孩子，在这个时候是最幸福的。池友明经过多方联系，很快为林芬在巴黎十八区找到了一间华人分租的单人房间。并通过一个朋友，为她在三区一家华侨老板开的服装店，找到了一个售货员的职位。薪水虽然少一点，但服装店星期天休息，林芬刚好可以去“旅法华侨俱乐部”中文学校教课。经过几天的忙乱，林芬搬好了家。这是一间六层顶楼的房间，放了一张床，再放一张小桌子，就没有什么空地方了。旁边的厕所和洗澡间是在一起的，小得连转身都困难。没有厨房，只有一个小电炉放在桌子上，平时用小锅煮点“公仔面”之类的食物还可以，炒菜就不行了，一炒菜满屋子就都是油烟味了。好在林芬一人也不常做饭，能烧点水泡杯茶就行了。到巴黎两年多了，终于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林芬也觉得心满意足了。一切从头开始，林芬决心像华侨老一辈当年艰苦奋斗一样，靠自己的双手，在异国他乡打出一片天地来。星期天一早，就来到了“旅法华侨俱乐部”。已同杨秘书在电话里联系好了，上午十一点钟到会里来见中文学校的校长。走进办公室，林芬看见杨秘书的对面坐着一位六十多岁的男士，戴着一副眼镜，精神矍铄，很有长者的风度，正在翻看着本子。她猜想这位一定是校长了。杨秘书见林芬进来，忙站起来说：“好，你来了，潘校长正在等你呢。”林芬有礼貌地说了一声：“潘校长，您好。”潘校长站起身，热情地与林芬握了握手，说：“林小姐好，我听杨秘书介绍了你的情况。我们欢迎你来我们中文学校。”潘校长说：“这里大学生难找呀，你是我们老师里不多的一位正式大学生，以后要多为学校挑担子啊。”林芬不好意思地说：“我没有什么经验，我一定虚心地向其他老师学习，今后也请潘校长多多指教。”潘校长说：“等一会儿，老师都到齐后，我们要开个会，介绍你与其他老师认识认识，还要大家重新分配一下课时。”说完，潘校长就出去忙其他事情去了。杨秘书对林芬说：“潘校长是一个很好的人。他还是俱乐部的副主席，他自己开着一家首饰批发店和一家咖啡馆，平时工作很忙，但他十分关心会里的事情，尤其是中文学校的事。他星期六、星期日基本都泡在会里，所做的工作都是义务的。不但没有酬劳，每年还要捐赠给会里不少钱呢。”林芬听后，对这些老一辈的华侨肃然起敬。潘校长再次进来的时候，后面同时跟进了三位女士。杨秘书招呼大家坐好后，潘校长宣布会议开始。潘校长首先向三位介绍了新来的老师林芬，然后向林芬分别介绍了这三位老师，她们是张莉，温州人；陈美英，上海人；曾爱娟，也是温州人。张莉、陈美英年纪和林芬差不多，都是二十多岁；曾爱娟看上去年纪大一点，已是四十出头的样子。中文学校原有老师四名，不久前一位老师生孩子了，辞了职，刚好由林芬补上。校长要求大家重新分配一下任教的班级。中文学校里的中文班程度不同，有高级班，也有低级班。目前是张莉和曾爱娟教低级班，陈美英和已辞职的那位老师教高级班。现在几位老师听说林芬在国内是位大学生，一致同意要她教高级班。林芬推辞说，自己没有教过书，也没有经验，还是从教低级班开始吧，待有了教学经验后，再来教高级班。但是张莉与曾爱娟都不同意，说，我们都只有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理所当然由林芬来教高级班。林芬看她们态度十分坚决，也不好再坚持了。说，那我就来试试看吧，如果不行，我一定要换下来先从教低级班开始。四人坐下来各自确认并记下了自己的教课时间表后，张莉提议大家到对面的咖啡馆喝杯咖啡，顺便聊聊天，大家也可以增加点相互之间的认识。她的提议获得大家的一致赞成。张莉和林芬一样，留着一头飘逸的长发，并且染成了浅黄色，秀丽的脸庞上有一对水灵灵的凤眼，笑起来脸上有一对浅浅的酒靥，属于典型的江南姑娘。她人长得漂亮，性格也开朗，很容易与人亲近。加上她也是温州人，林芬见上一面就对她产生了某种好感，认为与她可以交个朋友。相比较，出生于上海的陈美英，肤色白净，身材娇小，但脸上隐约有一丝阴郁的神色，多了一份中国古典美人的气质。是生活当中有什么不顺心？还是内心深处有什么难言之隐？大家坐在一起，她总是听别人说话的多，而自己讲话的少。四十多岁的曾爱娟是她们的老大姐了，人显得丰满、壮实，一看就知道是干过体力活儿的人，温州女人中就有不少这样能持家、能吃苦的贤内助。交谈中，林芬对这三位姐妹的状况有了大概的了解：张莉的丈夫是两间中餐馆的老板，也是“旅法华侨俱乐部”的副主席。两家中餐馆是他们结婚后先后开起来的，两家餐馆生意一直不错，张莉的丈夫一人长袖善舞，运作自如，餐馆生意兴隆，不用张莉天天到餐馆去陪着守摊。家境富裕，吃用不愁，因为结婚才四年，还没有孩子，整天在家闲着也无聊，就被介绍到俱乐部的中文学校来教教书。陈美英原是上海一家外企公司的白领，因工作的机会，认识了一位被法国公司派到上海工作的技术员，谈起了恋爱。一年前结婚后，随着丈夫移民来到了法国。丈夫目前在一家法国公司从事技术工作。陈美英虽然在中国大学是学习法语专业的。相比较起来，曾大姐是资格最老的了，算教龄也已有四年多。她丈夫是在一家中餐馆做大师傅，他们有两个孩子。曾大姐自从有了孩子，就没有再出去工作了，基本上是在家带孩子。现在孩子大了，都上了学。所以她也就有时间来学校教点课，多少也可补贴一点家用。林芬第一次当老师，一连上了四堂课，回到家时真的感到有点累了。不要说四五个小时要一直站着，腿都站肿了，更严重的是，首次一个下午不停地讲话，四堂课下来，已经口干舌燥了。不过，林芬还是很高兴的。那些可爱的华裔子弟，普通话讲得虽然有点生硬，但好在他们都会讲温州话，交流起来并不困难。小朋友们天真活泼，纯洁无邪，课堂上虽然有时爱做点小动作，可是朗读起课文来，却是非常认真，声音洪亮、口齿清楚，一点也不怯场。下课时，孩子们“林老师，林老师”地叫喊，让林芬笑在脸上，甜在心头。她觉得在海外有这份工作，实在是很有意思。她决心一定认真地教好每节课，不辜负“老师”的称号。时间一晃，又一年多过去了。林芬已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与工作环境。有空时，她也常去看看李春生、石红珍一家，晚上餐馆忙时，她也会留下来在餐厅、厨房进进出出帮把手，从心里把“中华怡园”当作了自己的家。她对朋友和熟人总是说，回“中华怡园”就是回娘家。今天林芬又来到“中华怡园”帮忙，餐馆晚上收工后，阿蓉就不让林芬回去了，一定要她留下来与自己一起睡一晚上。林芬也好长时间没有与阿蓉好好谈谈心了，晚上反正也没有什么事，她也就很乐意地留了下来，高高兴兴地与阿蓉挤在一张床上。阿蓉叹了一口气，说：“他们真不讲理。阿伦几次提出要到我们的餐馆来坐坐，开始我怕爸爸妈妈不高兴，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诿过去。多次以后，阿伦开始觉得奇怪了，他老是问我，为什么到你家的餐馆坐坐你都不肯，到底是为什么？你们家不欢迎我吗？我想，老是瞒着他们也不是办法，这个事情迟早也要让他们知道的。不然，时间长了，阿伦也会产生误会的。前些天，我就把我与阿伦的事回家向爸爸妈妈说了。哪里知道，他们一听说是法国人，根本不让我把话说完，一口就拒绝了我，并说绝不同意将阿伦带到餐馆里来。”阿蓉说的阿伦，就是阿蓉不久前交的男朋友。阿蓉曾问过石红珍，你们为什么不同意我与法国人交朋友，你们得讲出个道理来。哪知石红珍回过来一句话：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我们就是不同意你找法国人，你自己看着办吧。林芬知道在李春生、石红珍他们老一辈人的心目中，自己的下一代最好还是找中国人结婚的好。对于与外国人通婚，他们无论从感情上，还是观念上都难以接受。这种现象据说在法国华人社会中还不是个别的。林芬只能安慰阿蓉说：“这事你也不要太急躁了，完全与他们顶着干也不是办法，先放一放吧，等有机会我去与他们说说，听听他们反对的理由。”一个星期六，林芬接到了杨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星期天的中文学校上课暂停一天，会里要接待中国来的一个代表团。他又说，这个活动欢迎老师们来参加，帮忙做些接待工作。第二天下午三点，林芬准时来到“旅法华侨俱乐部”。只见大厅里已是熙熙攘攘，人声嘈杂，男男女女把整个大厅都挤满了。林芬真没有想到，一下子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同胞聚在一起。原来是浙江省侨务办公室一位吕副主任率领一个侨务代表团访问法国，今天下午是专门来“旅法华侨俱乐部”看望侨胞，并听取侨胞对中国侨务政策的意见。突然一阵掌声响起，一群人从后边的休息室走了出来。等大家坐好后，一位个子高高、面色红润的六十多岁的男子站起来首先讲话，他就是俱乐部的主席刘力煌先生。林芬早就听说了俱乐部有位刘主席，为人豪爽，侠义心肠，热心公益事业。他也是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一直来为会务出钱出力，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自从当了俱乐部的主席后，他几乎成了一名“脱产干部”，自家的生意——“远东家具店”基本上交给了太太管，自己几乎一天从早到晚“泡”在俱乐部里。在热烈的掌声中，吕副主任也发表了讲话。他表示他们这一行这次是专门到欧洲来看望浙江籍的侨胞，了解他们在海外创业和生活的情况，并听取大家对浙江侨务工作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以利今后将侨务工作做得更好，更有效地为海外的华侨华人提供各项服务。一位老华侨站起来说：“家乡的侨务官员能不辞辛苦到欧洲来看望我们，并倾听侨胞的意见和建议，确实让我们很感动。同时，我们也真诚地希望你们把我们的意见与建议带回国内，反映给有关部门，在政策范围内，切实为侨胞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位老华侨的发言获得了在座华侨的热烈支持。在会议结束时，林芬突然发现了一张熟面孔，她盯住他看时，他也盯住她看，一下子，两人不约而同地惊叫了起来。“林芬，你还记得我吗，我不是给你留电话了吗，为什么一直没有给我打电话？也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这几年来生活过得怎么样？”这位男士首先问道。“哎呀，黎先生，这么巧在这里遇到你。今天真是太高兴了。”林芬握住黎先生的手一直摇个不停。一晃好几年过去了，虽然同在巴黎，却一直无缘会面，想不到今天在这样的场合重逢，怎不使林芬惊喜万分？此时，大厅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黎定国带林芬在大厅的一个角落坐了下来。林芬先将自己这几年来的情况向黎定国简单叙述了一遍。黎先生也为林芬高兴，到了外国，能安定下来，就是成功的第一步。黎先生也告诉林芬，他的太太去年也已移民来到法国。夫妻俩同心合力，自己开了一家中餐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