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末日微红 调研
时间：2024-11-07 10:30:20
调研【diào/yán】《现代汉语词典》1973年9月初版没录，疑似“调查”与“研究”并列合成的动词词组；百度百科：调研是调查研究的简称，指通过各种调查方式得到受访者的态度和意见，进行统计分析和研究事物；英文：investigate。“老周，你就不要去了。我给办公室交代了，你们研究室的小宋去就行了。”上车时，大桥给政研室周主任说。“还是我去吧，大桥书记。一来，那是我很多年前去调研过的地方，看看这么多年有些啥子变化；二来，路上我也有些话想给你汇报。”政研室周主任坚持上了大桥的三菱越野车。去年入秋后，雨水严重偏少，一个春天都过去了一大半，雨一样与去年入秋后的情形差不多。老天爷想耍小性子，谁也拦不住。去年下来，一年的降雨量比常年少了近400毫米。400毫米的雨量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可不是一个小性子。只是不像特大暴雨、特大风灾那样让人震惊，觉得那才是天老爷发的大脾气。现在天老爷发脾气的时候多差呢。这也难怪，谁让太阳下面的人们无休止地向天老爷索取这样索取那样的，一天也没有停过，一刻也没有停过。一年下来，少了400毫米，在一些地方是要命的事。雨水一过，大桥已经跑了几个地方，与农口系统一道，想一些办法、动用了些抗旱防洪的专用款，不过，老天爷不给力，人再想办法也无济于事。“人定胜天”那是洪荒年代人类的谵妄。当然，做了比坐以待毙强。下乡也好、跑田坎也好，争取专项资金也好，不是走过场，也完全不是做给人看的。工作做了比没有做好，做得扎实些比敷衍了事好。不过，这一切事儿，要与老天爷比起来，做的工作也就是对工作的人的安慰了吧。天不下雨，或者天耍小性子发大脾气，人怎么管得了的？哪像人管人那样一管一个准！只是大家都不把这事说白的，说白了，干的事、跑的钱不是什么意义都没有了吗？再说，山平塘、水库积不起水，不是因为它年久失修，而是没有水来积。这几年花在水利上的钱不算少，即使是精渠，又能怎么样呢。一个早春接着一个仲春又接着一个初夏，这是农村大忙季节，耽搁不得，也耽误不起。最重要的是，抛粮下种、栽秧打谷是农民自己的大事。谷种算是下田了，水田里的和旱地里播的秧子都长得清幽幽的。但大多数田却没有了栽秧子的秧水。在市里做农业局副局长，现在又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大桥，来到金江区的第二个工作年，就遇上了天旱栽不下秧子的事！这真是一件大事。的事！这真是一件大事。听农办的同志说，回龙乡前年大修过的水库和去年新修的两条精渠发挥了作用，秧水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农办的同志建议，今年是否开一个栽秧现场会？如果要开，是不是可以放在回龙乡来开。回龙是区上最远最偏僻的一个乡，一般人如果说没有必须去做的事，是去不了回龙乡的。也好，到区上来，回龙还真没去过。于是叫上农办、农业、水利和政研室的同志，先去看看。原本是要叫上财政的，不知是大桥一时忘了，还是办公室通知时漏了。幸好也没叫上财政，要不，财政给你派来了周丽，而周丽的父亲也在。说不定会成什么样的尴尬。大桥坐上车后想到。代呢！“你以前去过回龙啊？周主任。”坐在前排的大桥问老周。“是，大桥书记。”周主任回答道。“不要客气，就直呼大桥吧。按知青辈分，您是老一辈了。听说周主任是1968年首批知青？”“是，不过下乡时是1969年年初。”“噢？我是1976年的。”“是要迟一些，川大，我都要毕业了。”“老周可是我们机关里的第一支笔哦。”与周主任同坐在后排的农办陈主任接过话头。“大桥书记，喔，大桥，你别听老陈乱说，啥子笔杆子哟，就是从大学出来早一点，那个时候机关里大学生少得可怜，我是赶上了。你看人家大桥是搞农业的科班，听我家周丽说，人家大桥在大学还写诗呢。”一听周丽的名字，又是周丽父亲嘴里说到周丽的名字，大桥心里猛然紧了一下。周丽怎么给自家的父亲说起大桥呢？好在大桥坐在前排。周丽父亲看不到大桥面部的不自然。其实，在回龙调研之前，大桥与周丽也没有什么，不过就在咖啡厅里喝过几次咖啡，再就是聊天时，还算投机。大桥原本也就没有想到也不会预测到后来发生的事。先时没有想到周丽讲起她大学时代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更不会预测到秧子栽完后不久的栀子花节会发生那惊心动魄的事。“哪里哪里。那个时候纯属年少轻狂，不醒世事。”大桥有些慌乱，不过话到了嘴边，一切都正常了起来。丝毫没有异样。“是啊，哪个都有少年。我八十年代初发表的关于农村包产到户如何进一步深化的文章，就是我在回龙的几次调研后写成的。那个时候从县上到回龙，不通公路，那个时候县管区公所、区公所管公社，从县上坐公共汽车到了区上，要到回龙还得走二十多里路。那个时候提倡思想解放，那是真的思想解放。那个时候真是有想法有干劲有冲劲。”待周主任说起自己的一些往事时，大桥没想到平时寡言少语的周主任，说起过去，有这么多的话，而且还如此的激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那是真正的解放。那是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挣脱出来，无论是知识界，还是基层的干部和群众，想之前不敢想的、思之前不能思的、干之前没有干过的。连宪法规定的农村土地所有制这样的铁律，也会在农村中撕开一道口子。后来才明了，这个口子是通向进步和光明的口子。那个时候，第一次敢于对伟大领袖的话持质疑眼光，至少说，一句已经不能顶一万句了。周主任那些关于农村的文章，还有那些给书记起草激励全县干部群众的讲话，早已没入到历史的深处，不再被人记起，也无人记起。即使记起，也是某某书记的业绩。但是，对于周主任来说，那一定是周主任一段辉煌的记忆，也许是周主任一生中最辉煌的记忆。为了写好一篇调研文章，不惜跑上若干趟。没有车，就步行，一支钢笔写坏了，就再换一支接着写。周主任真记不清那时究竟用了多少瓶红岩蓝墨水，也记不清用了多少稿笺纸，烧过的废稿，现在想起来，恐怕也有几箩筐。不像现在，路又好，车也不错。凡是科局级单位都有供科局领导的小车，有些单位还不止一辆。像区领导在区里活动去市里省上开会办事坐的是轿车，到乡下则坐的是越野车。如果，今天大桥不打招呼，说不定就一人带一辆车了。大桥本身就不喜欢张扬，还加上来到区上任职，谨慎一些、低调一些显然不是一件坏事。所以，大桥昨天跟办公室的说要去回龙调研时，专门吩咐道，只用两辆车。挤一挤，没有什么的。这样，农办主任、政研室主任与大桥坐一辆区委办的车，农业局局长、水利局副局长和大桥的随行秘书坐农业局的越野车。“周主任，你的那些文章还找得到吗？”大桥被周主任早年的热情所感动。“公开发表的几篇文章还留着，搬了几次家，讲话稿底稿都没有几篇了。”周主任说起似乎有些伤感。诚的。“我那些东西，早老掉牙了。老朽了，赶不上形势了，哪像大桥书记的锦绣文章。前不久，你发表在省扶贫开发办刊物上的文章，我仔细拜读了。我知道的，那是你自己动手写的，政研室那些娃娃们和你那小秘书，是写不出你那样文章的。”周主任说这些话时，没有捧场的意味。当然不是说周主任已经到了退出现职的年龄，可以与世无争，其实写这种吃力并不讨好的调研文章，有些惺惺相惜的意味罢了。这篇被周主任称为锦绣文章的全文如下：“一村一品”实施的障碍农村产业化过程中，实施“一村一品”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或者说实施“一村一品”对于农村产业化的推进有着重要的意义。什么叫“一村一品”呢？在现行的通用的词典里没有这样一个词，拿我们现在通行的说法或通行的理解，就是在农村的经济工作中，以“村”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和经济单元，并在这一独立的单元平台上，集中力量做一种或两三种具有特色的农产品。而且这样的农产品一是以市场为导向所先期做的一种选择，二是这样的农产品是与其他社会经济单元有所不同的或有所区别的，三是这样的农产品具有商品化属性。也就是说，由于这样的“一村一品”既具有商品性更应具有市场的竞争性，因此，“一村一品”的诱惑是巨大的。因此，也是“三农”工作中的非常重要的工作。但问题是，在现行的体制和机制的运行平台上，实施“一村一品”有着它先天的障碍。本文将通过一个村所实施的“一村一品”的个案，来看一看它有哪些先天性障碍。金江区大明村，是市级的208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之一。大明村，东临金沙江下游冲积坝子，南接四川盆地浅丘到深丘，平均海拔280米，幅员5平方公里。共有13个村民小组，639户农户，2387人，人均耕地0.94亩。人均产粮490公斤，林业用地3360亩（其中经果林958亩）。2007年，出栏生猪4400头、肉兔50000只、肉牛300头，小家禽3.3万只，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4600元（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3600元）。这些数字表明，大明村的经济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平台上，而且又以畜牧业为其村的主打品种。畜牧业产值达到1200万元，占全村农业产值的55%。应当说，大明村是农业产业化大潮中的弄潮儿。也就是说，大明村在实施“一村一品”的战略里是有成效的。但是，由于中国行政包罗万象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以及由这样的体制和机制带来的包罗万象的生产方式，再加上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的强大惯性，实际上，农村的“一村一品”是很难做到的。3、无公害生猪基地（示范户50户年出栏生猪5000头），4、无公害肉兔基地（技改扩建种兔场1个，示范户100户，种草500亩，年出栏30万只）。5、肉牛标准化养殖小区（扩建养牛场1个，示范户50户，户均年出栏5头），6、特种养殖基地（年出栏野猪3600头），7、苗圃基地（扩建100亩），8、油樟基地（扩建1000亩），9、丛生竹基地（扩建150亩），10、桑基地（扩建800亩），11、巨桉基地（规模1000亩），12、渔业生产（稻田养鱼675亩，休稻养鱼865亩、塘水库养鱼195亩）。我们在这一规划中，看不到真正的“一村一品”，而是我们早已习惯了的农、林、牧、渔的“中药辅”式的自然经济，而不是产业化中的商品经济。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一、在农村现阶段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但是农民所使用的土地却没有明确的物权界定。也就是说，在名为“集体主义”的土地制度下，使用土地的农民不能自由地处置其使用的土地。进一步说，就是当未能界定或不能界定土地物权时，基本和关键的问题就出来了，即，一是土地不能自由地集中，也就是不能进行土地的规模化使用，二是土地不具备资本转化的功能，也就是说，土地在农民手里除了自给自足所必需的粮、油、菜或养小家禽外，土地是不能转化为土地本身所具有的资本性质的。因此，农民在选择种什么的问题前，首先考虑的不是土地上的产品的商业化怎么样，而首先考虑的是能不能自给自足。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问题还在于，由于土地的物权看似明确实则含混带来的不能自由流动的属性，因此便没有（从本质上也不可能有）某一个法人或自然人出来组织这些分散的土地，以及组织后的集中使用。既然土地不具备自由处置和流转的物权性质，那么，土地的效率天生就不具备产业化的性质。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现行的土地的效率只能通过单个农民的手里实现，这就决定了现行土地的非规模化。因此，从土地使用本质上讲，“一村一品”所需的规模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所需的平台即土地的一定量的集中就成了空中楼阁。二、在实施“一村一品”中，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这只手就是市场。道理不言自明，即一村生产出来的某一产品是要在市场通过质量、价格等元素才能实现其商品化的。即使是当下市场经济的体制已初步建立，市场经济观念深入人心，但是大多数农村的现状是，农业所生产的产品永远赶不上市场带来的变化（这从挖桑栽竹又到挖竹栽果的轮番倒腾中屡见不鲜）。而市场的导向，往往不是单个的农户所能预判的。正是由于市场的风云变化，迫使种了几千年地的农民更看重熟知的农产品，而不会去（或者不敢去）冒市场的风险。道理也很简单，即仅有一点的土地，种下去的是收获的本身，而不是收获的变现。因此，所谓“订单农业”是没有市场机制提供保证的。三、众所周知，市场是需要组织的，也就是从产到销的环节里，社会组织的作用是巨大的，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步伐加快，市场里的组织就更为重要。而刚好在这里，农村在实施“一村一品”的过程中，市场的组织是严重缺位的。在大明村的37个项目里，即使是在11个服务性项目中，都没有一个是关于从产到销的中介服务组织项目。最多就是“培训”。我们知道，对于新技术的运用，培训当然是重要的，但对于市场，生产技术的培训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如何将已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变现所必要的中介性组织。我们原来认为农民的自组性“协会”（而我们还看到的是：这样的“协会”往往是由村委会或村支部来代理的，“协会”的头，要么是支部书记，要么是村委会主任）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事实却是，这样一批原发性的“协会”不具备现有市场组织的功能。因此，在如此变化的大的市场背景前，这类似的“协会”往往是一厢情愿的行政行为。或者说，在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背景前，这样由行政力量自组的“协会”只是徒有虚名的词汇。3000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也许这个问题，在大明村作出种“天宇3号”的决定时就没有想过，或者就不敢这样想：一村就只种“天宇3号”辣椒吗？但是我们知道：倘或真正是这样做了，这样种了，那才是真正的“一村一品”。“一村一品”不是中国人的发明，而是一个叫平松守彦的日本人提出来的。1979年，这位法学博士出身后又在国家制定计算机政策中做出过很大贡献的日本人，后来返乡当了大分县知事后，了解到农产品品种多杂且产量又低，于是提出了一地一村集中做好具有地方特色的“拳头产品”的产业规划。落后的大分县进入到快速发展的轨道，很快，大分的牛就成了日本农产品市场的著名品牌。于是，从大分县开始，“一村一品”的农业产业化调整和发展便在日本的农村开展了起来。“一村一品”的提出到实施，就在于一方面打破土地的分散格局，另一方面即在突出地方特色上形成“拳头”品种。但我们看到，这种“一村一品”不是建立在单家独户的土地上，而是建立在已获得土地集约的体制上。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像大明村这样一个农村经济发展还算好的村，由于上述三个原因，在推进以集约方式和地方特色的“一村一品”中，先天的障碍是明摆着的。为了适应现行的体制和机制，大明村在实施这一产业化的过程中，除了本身的因地制宜以外，还考虑到由于土地的物权归属，而照顾到方方面面了。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不到3000亩耕地要规划出12个农产品品种。继续剖析这个村的其他农产品规划和现实生产，我们还看到，本来这个村通过近几年的实践，在生猪、肉牛、肉兔等畜产品方面已具备了进一步扩张的可能和前景。但是，我们同样看到，倘若进一步加强其集约化的生产，其场地、资金、销售，以及饲养服务等方面都面临问题。如圈养的肉牛场，其场地就只具50头的规模；再如已有50000只肉兔的全村养殖规模，但最大的养殖户也只有5000只。这样一种多、杂且小规模的品种生产，实质与原来的小农生产没有质的区别。当然，并不是说现有的体制和机制不能产生出“一村一品”，如邻县安宁县全县的丛生竹及竹产业这一农业产品的成功，不仅表明可以“一村一品”，而且还可以“一县一品”。不过它的成功是建立在如下两点的基础上：一是这个县的丛生竹大都栽在纵贯全县南北的安宁河及支流两岸上，因此它不太涉及农耕地的权属（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县委县政府就做出谁种谁有的政策）；二是在竹子生产发展起来（现年产原竹片24万吨）后，它有一个半官方（林业行政部门）半民间的自组协会来承担销售的职能，而且有一家中型的造纸厂（年产5万吨）基本可以“吃”尽全县的竹子。这样一来，该县的竹子产业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保持着良好和快速的发展趋势。农民也在这样的良好趋势中增加了收入（仅出售竹片一项对其“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达9%，全县竹类产业的年产值已高达7亿元，几乎占农业产值的一半）。正是这两点，即从对土地的集约和产销服务上，突破了“一村一品”在体制和机制上的制约。中央已经提出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我们知道，“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参数就是农业的产业化。那么什么是农业的“产业化”呢？西方经济学对此有一个简明的解释，就是农产品的商品化达到80%～90%。倘若这一界定有其道理，那么我们便可以看到，在现行的体制下，尤其是像南方土地这样分散而又没有更好的办法（现在一些地方试验的所谓“股田制”和暂时租赁制，并不具备“法”的法理）得以解决的话，农产品的商品化要达到80%。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像本文所举的个案大明村，它的经济发展的模式和发展的态势都是良好的，但由于体制和机制的障碍，它的发展模式却是无论如何达不到产业化程度的。而我们还知道的是，大明村这样的发展模式，其实就是当下农村至少是笔者调查对象所涉及的川南农村的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回龙的曾家坝子，三面环山，一条口子进来，与一千多年前的陶渊明所看到的那个地方有些相似。不同的是，这里没有那条桃林夹岸的小溪般的雅致。曾家坝子，是因为清末从湖广迁来的一家姓曾的大户人家定居后，才叫的曾家坝子。以前叫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了。虽然1985年的新版县志上没有提及曾家大院，但上了年纪的人会告诉外来访客说，破败不堪的曾家大院是灭了红毛贼的曾国藩的后人的。现住在曾家大院的十多户人没有一个人是曾家的后裔。曾家的人早在土改时就全部被撵了出去。打土豪分田地是那时的主旋律，当时分到曾家大院的人们兴高采烈地搬了进来。曾家大院一面靠山，三面是水田。在水田的三面筑起来的丹霞石的条石，虽经历年磨损，仍然朱红鲜艳。在入口的大朝门两侧的条石保坎上，一左一右各有一条标语。一条标语是“打土豪分田地中国共产党万岁”，一条是“包产到户吃饱肚子”。“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早已斑驳，“包产到户”的标语虽然已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风雨，但那石灰的粉白颜色在红条石上依然耀眼。在这两条标语的上下左右还有各个时期不同内容的标语。不过，对于这两条几乎横过整个朝门两边保坎的巨幅标语来说，要走近了才能看清楚，有计划生育的、有应征入伍当兵的、有防火防盗的、有奔小康的，重重叠叠、乱七八糟，无章可循，分不清哪些标语在先，哪些标语在后了。标语是不是中国的独创，方家有待考证。但中国的标语是中国近现代文化的一桩极其重要的事件和文化现象的这一描述是不需要考证的。自二十世纪以降，无论是辛亥前后，还是“五四”前后，是中国近现代标语的开山期和迅猛发展期，也可以说中国自二十世纪以降，标语就成了中国各政党各团体以及各时代政府的必备政治要素和非常独特非常传奇的文化要素。辛亥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五四”的“还我青岛保卫主权”，新文化开山时的“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等等。口号标语成了中国政治糨糊里的重要原料。而且中国的标语自1949年鼎新之后为最。它有两大特点。变化快：从肃反到抗美援朝，从“三反五反”到反右，从“三面红旗”到“四清”，从“五一六通知”到“九一三事件”，从“批林批孔”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从“四五天安门事件”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等等。巨量：中国在六十年间究竟制造过多少条标语口号，又在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和媒体上印刷、张贴过多少标语？不知有没有有心人来统计过？事实上，没有标语的中国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中国，或者干脆地讲，没有标语的中国就不是中国！中国是标语大国是不需要任何人考证就会得知的常识。其实有时哲学就是常识，或者说常识就会出哲学。不过，常识在中国是很难成为常识的。就如标语一般，大家都知道有时标语可以致人死命的重要，也知道有时标语跟放屁一样不重要，但标语依然层出不穷。见多了就不足为怪了。方家还知道，就当下而言，标语是机关大院里的重要产物和重大成果，而且不是凭空捏造出来，许多都来自调研之后的创造。当然有些标语也很有趣，或者说是机关干部的一大发明。“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这样的句式模型衍生出来的标语，不能不说是一种创造。人民公路人民建/建好公路为人民、人民水库人民修/修好水库为人民、人民防空人民建/建好防空为人民、人民计生人民办/办好计生为人民、人民警察人民当/当好警察为人民、人民道路人民管/管好道路为人民……看这些标语多有意思，虽然缺乏创意。曾经铺天盖地的现在时有时无的标语，与公开场合不同的另外一个衍生物——流行的段子，也是中国政治的发明。那些来自公场与私场的合谋、精英与民间沆瀣一气的段子，确实让人解馋。不过，无论是黄段子、白段子、灰段子，还是黑段子、红段子，都是下三烂的东西，都是扯烂污的东西，绝对上不了台面的。如果说它们有一点点刘义庆的意境，也许还能进入方家的这本机关哲学词典，但是下三烂的东西怎么可能有哲学意味呢？因此，段子，黄段子、白段子、灰段子，还有黑段子、红段子，是进不了这本机关哲学词典的。毕竟，既然是一部哲学词典，应当有高雅的趣味和旨向。虽然方家在编写完这部哲学词典复盘时，并不完全这样认为。到曾家大院，要走一条纵穿水田的两三百米的石板路。石板路不是现在才修的，是曾家建院修房时修的，据说还专门请了风水先生来看过。在三尺多宽的石板路上，老周对大桥说，他第一次来回龙时，还叫公社的管委会主任给他说，曾家大院里住的十多户人，大都是些刁民，不好管得很。“包产到户吃饱肚子”就是一个姓王的人写的。后一问，老周才晓得，姓王的1960年饿肚皮的年代在部队当过几天兵，回来后当过许多年的生产队长。1974年冬天割资本主义尾巴时，县委工作队下来罢免了姓王的生产队长，说他把山上的林子分给了生产队的每家每户来管。喔？原来是这样。老周觉得有调研头，有写头。第二次来，姓王的便与老周无话不谈了。姓王的告诉老周——那时的老周当然还是年轻小伙子呢。你看人家姓曾的，老远从湖南来，没有几年，就修了这么一架大房子，后来又在他的后辈努力下，一年一个样地把一个小园子修成了前面大朝门，后面四合院，左厢房右厢房的大庄园。我们今天哪个修得起这样的房子。三十年了，我们住在这里的十多户人就从来没有修过新的房子。管人家啥子的地主恶霸，人家比我们有办法，比我们能干。说道。“喂，咋子那边的田里青蒿那般高？”三块紧挨着的大田，齐腰深的青蒿，密密匝匝地长着，与整个坝里的闪着亮花的水田极不和谐。“那田是不是去年就放荒了的？”大桥问。没人开腔回答。大桥再问：“全村全乡，放荒的田和地有多少？”“不多，大概两三成吧。”廖乡长不能不应答了。“两三成？还不多呀。”大桥停了下来，脸沉了下来说，“廖乡长，现在给你一个任务，有啥子困难，今年无论如何都要种满种尽，你们这里又不缺水。先是通知民工回来，实在回不来的，想点办法组织点互组队，不要再荒了。”事实上，这样的任务是很难完成的。一亩水田就千把块钱的市价，不要说外出打工的不愿意回来，就是在家里没有打工的年轻人，如果不是自家要吃点粮食、喂点牲畜的话，也懒得去种满种尽的。不过，廖乡长还是满口地答应了下来，还说要给乡书记转达大桥书记的指示。接着又表态，说实在农村组织不起互组队，就把乡里的四五十号人组织起来下乡。“这就好，这就好，一定要种满种尽哈。”大桥继续往曾家院子走时，再一次叮嘱道，“陈主任，我看啊，栽秧现场会就不要开了。各乡有各乡的实际情况，水源比不了这里，把各乡镇的弄来，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的东西，以后最好少弄点。回去，你们再扯扯，拿出点实际的东西出来。水路走不通，旱作呢？”“里面咋子有道士锣锣？”大桥当过知青，工作时又常在乡下跑，知道从曾家院子里传出来的锣声是道士锣锣。“大桥书记，跟你汇报，王三爷前天死了。”回龙乡的廖乡长说。“哪个王三爷？”在老周的记忆里，好像在回龙与他长谈的人，当时就有人喊过他王三爷。“写吃饱肚子的那个王三爷。”廖乡长回答道。“喔，喔，真是那个王三爷呀！”周主任站在原地停了下来，立马加快了步子，边走边说，“走、走，我们去看看，咋子就死了？”虽然有道士锣锣在响，灵堂却非常的冷清。灵堂就设在王三爷的堂屋里。说是堂屋，还不如说是这间屋比其他屋稍大一点，或者还不如说，这是一间没有床铺的屋。而且破旧不堪，老房子厚重的梁和粗实的柱子还在，显现了曾家大院当年的派头和繁华。不过，繁华早逝，王三爷家摆天地君亲师家神牌牌地方的木板壁，换成了石灰的粉墙了。什么时候把那些整块的楠木板壁抠了下来，换成了石灰的粉墙，已经不得而知。堂屋原来还在的雕花窗棂也不知去向了。史家后来考证，是被那些一拨又一拨收古家具、古门窗、古石礅、古挑梁、古雕板的人收去了。收时三十五十，最多也就是二三百元。待出手卖给真收藏假收藏伪收藏家时，还有卖给洗钱的人时，三千、五千、八千，那是常价。上万元，卖买一对清代门窗，已经是低价钱了。快六十年了，王三爷就在打土豪分田地时分的这三间正屋一间灶房带茅房的房子里住了下来，直到大桥书记和周老主任看到的这一幕。老周问：“王三爷一家一直住在这里？”“不是，王三爷的两个儿子在山边边上，一人一栋，幺女嫁到安宁县一大户人家去了。”廖乡长回答说。都认不出来了，堂屋的石灰粉墙上挂着王三爷的遗照，头发全是白的，也没有让摄影师弄一下。灵前，除了按照乡间的习惯请来的道士锣锣服务队的三四个人，没有花圈，没有挽联，连插香烧纸钱烧佛纸的灰盆前，好像也没有几个人似的。灰都是冷的。唯有漆黑的棺木，还算气派，足足六寸，漆得油光闪亮。大桥和周主任，还有农办主任、农业局局长、水利局副局长都觉得奇怪。死者的后人呢，怎么一个都没看到呢？还有组里的乡亲，还有这住有十多户人的大院的人呢？周主任就更加的不解，王三爷是回龙乡的名人呀！廖乡长，跑基层的，知道领导们的一些想法和思路。不然咋汇报工作？见大桥书记一行对此都有些狐疑，就说：“王支书，你来，你是王三爷的侄儿，你来跟领导们汇报汇报。”一直陪在廖乡长旁边身材结实的还穿着西服的中年人才张嘴说道：“各位领导，是这个样子的。王三爷的两个儿子，一个在广东打工，一个在山西挖煤。儿子去了哪儿，他们的婆娘也都跟着去了。我们已经分别打了电话，他们说争取回来，至于说来得到来不到，也说不定。他幺女说今天下午从安宁县过来。”“他身边就没有其他亲人？”周主任问。“有啊，他大儿的大女和小儿的儿子都在。两个娃儿的婆婆几年前就死了，两个娃儿就一直由王三爷带。”“咋没有看到？”“都在乡上读书，下午放学就能回来。”“王三爷以前是做过许多工作的哟，你们能不能管一管？”周主任继续问。“我们管了的，我们管了的。道士锣锣，还是我们村上请的。”王支书见区上来的领导这样关心他远房的伯爷，有些怵，答话时，有点不顺溜了，“装殓入棺，我还来过，穿寿衣时，我说要用崭新的。”“谢谢你，我和王三爷是老朋友了。”周主任说后才发现，其实周主任与王三爷，已经有二十几年没有见过面了！“大桥书记，你们先走，我忘了点东西，我转去一下。”已经走出了没有门的大朝门时，周主任对大桥说了一句后，立马转身。“好，我们先走。”大桥应道。周主任回到王三爷的黑漆闪光的棺木前，向棺木和棺木背后黑黝黝粉壁上的王三爷遗像，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出门时给打道士锣锣的头儿递了200元钱。大桥猜到了周主任转身回去的原因，是要给死者送点钱，但是待周主任追上大桥一行人时，大桥并没有问。其实，大桥的心情也不好过，大桥当过知青，学的是农业，干的是农业，多少知道点农村的鳏寡老人走时，大都是这样凄凉的。要么是儿女不理，要么是儿女在外打工。连抬棺出殡的人都没有。想来，在大桥一行走后，村上是会重视的。真这样，大桥和周主任一行不经意地来到曾家大院王三爷灵堂，还算没有白来。也算这次调研的意外收获。梦里梦董的，水就在了床边。好好的，太阳还在天上照着，河里的水咋就涨了起来。学校的操场没了，第一台阶的教室没了，老师的宿舍咋还没有淹。怪了！学校周围的农民直吼，涨水了，涨水了。明明看见太阳在天上挂着，雨没有下来啊。站在齐膝水深的操场里指挥挡水。看见清花亮色的水里怪眉怪样的鱼儿虾子，就从教室窗外的河里整整齐齐地跑到操场里来。咋没有老师出来挡水呢？学生娃娃又跑到哪儿去了。咋就我一人呢？周围的农民直吼，周老师周老师，涨水了，涨水了，快来看，快来看。我在看我在看。我声嘶力竭地在喊，喊也喊不动，只见河里的水直往我身后的山上飞去。学校身后的大大小小的山和高低不一的树林子一下子就看不见了。我还在喊，出来看涨水啊，出来看涨水啊。——快来看涨水啊！“老周，你怎么了？涨啥子水哟？”坐在前排的大桥问道。噢，噢。一二十年都没有做过梦了。咋了在车子上做梦，而且是白日梦。梦到周主任知青时当民办老师的一个场景。一个真把村小全淹没的场景。咋就梦到过去了四十年前的那个真实的场景？但是，周主任不能回答，不敢回答。这算一件什么样的事啊！只是自言自语地说，没啥子，没啥子。然后掏出叠得整整齐齐的蓝色手巾，擦了擦滴在眼镜镜片上的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