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总是会带来破坏，改变社会原有的结构。
爱迪生发明电灯，本意不是为了消灭守夜人；福特推广家用汽车，本意不是为了毁灭马车夫；张小龙创造微信，他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产品会对短信造成冲击，一夜之间颠覆掉整个SP产业。
但是，创新还是来了，改变还是降临了。籍由创新产生了新的行业和新的服务，也就注定了被替代的行业和服务沉入历史，从业人员星散，重新寻找工作机会。当然，也有旧行业和旧服务凭借创新的力量重新崛起，回到社会生活中来。比如说以前的镖局变成了快递押运，以前的跑腿变成了同城闪送，以前的广播从收音机里转移到了APP。在这样的兴衰起伏中，社会得以前进，人们得到了更好的服务。
和企业家相比，政府管理部门的着眼点可能更多地放在从业者身上。创新会带来破坏，有时候甚至是整个行业的阵痛，所以，管理部门试图把改变带来的阵痛限定在可控范围之内是可以理解的。说到底，创新并不是他们最为看重的部分，社会平稳有效运行才是他们的司职重点。管理部门的工作更像是在明确边界，在这条边界的一边，需要鼓励创新者带来行业改变，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在这条边界的另一边，则需要保护既有的行业从业者，不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受到太剧烈的冲击。剩下的托付给时间，社会在自然演进的过程中，既有行业这一边的从业者慢慢跑到另外一边去，于是产业和服务的升级也就自然而然地完成了。
但是，当网约车再一次成为社会新闻头条的时候，本来明确的边界被管理部门自己打破了。较为理想的状况下，网约车作为服务创新，应该留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同时传统的出租车业务，也应该留有相应的缓冲时间，可以让从业者赶上行业变化。可现在的情况是：管理部门严厉地限定了网约车的车型、排量，车主的户籍归属，几乎是从根上直接改变了网约车的运营模式。
对于创新者而言，这是一个异常尴尬的时刻。在此之前，创新者要竭尽全力寻找市场中的新机会，然后要在成百上千中解决方案中试错，承担巨大的风险，探索出一条可行之路。在白骨累累的创新途中，还必须面临残酷的市场竞争，在生存压力下不断前进，无休止地优化和改进产品。最终占领市场，确定领先地位，才能暂时喘一口气，认为创新这条路算是走通了。而就在这一刻，管理部门突然出现，表示说：这次创新我们也参与一下。
突如其来的管理部门，直接涉入最核心的运营方式，要求按照他们的规定来运营业务——于是，管理部门成为了创新者之上的创新者。在创新者完成了自己的创造，并且在社会生活中验证成功之后，管理部门出来说：你得按照我们的方式改。于是，过往对市场的分析，对用户的调研，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所有的创新，都统统作废。最大的创新者不是企业，最懂市场也不是企业，真正控制企业运营的依然不是企业，这就让人感到相当尴尬了。
那么，企业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网约车的理论基础是共享经济，解决的问题是社会服务。共享经济是否是社会所需，私家车主的物权和经营权如何定义，共享经济下新行业新服务和传统行业传统服务的关系为何，这些问题都可以探讨。但变化本身是值得称许的，因为变化中隐含了通往未来的可能性。现在对网约车的限制，从根本上断灭了这种变化的可能。一夜之间，让新兴的网约车业务回到了传统的出租车模式。同时，这种变化明确指向减少网约车的供给，从而把网约车定位于价格高于出租车的约车服务。这和过去又有什么不同呢？但作为代价，对于公众来说，结果很可能是服务价格提升的同时彻底失去了以前出行的便利性。
整个网约车行业的发展，以及对生活的改变，所有人都看在眼里，更有切身的额感受。针对网约车行业的一轮轮管理新政，所有人也都看在眼里，承受因此而来的结果。现在看起来，创新者陷入了一个永恒的困境：自己不单不是创新的裁决者，甚至不能决定自己创新的业务模式。创新者求活不易，如今的要求是按照规定动作求活。那么，这样的举措对于社会传达的信息，究竟应该让人如何理解呢？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打出租车的次数屈指可数。事实上，我已经习惯了使用网约车，正如我习惯了使用智能手机，习惯了网络看片一样。网约车已经超越了服务创新，而是成为现代都市生活的标准配置。我不想再回到满是气味的出租车里，被迫收听评书和相声广播。那样的日子，我回不去了。我唯一确定的是：管理从来没有解决过这种水平的服务，甚至连黑车都没有解决成功过。但是，网约车真实地带来了改变，而这种改变的基础是这个社会最需要的创新，哪怕这种创新一直都在负重前行，身上的重重羁绊叮当作响。
什么时候创新者才能纵情奔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