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笔直书，不隐恶、不虚美，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史官的史德。
史官，是历史的记录人，也是是非曲直的责任界定者。“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句诗讲了《左传》里的两段故事。齐国的权臣崔杼杀了齐庄公，另立新君。史官如实记载“崔杼弑其君”，被崔杼推出殿外斩了。史官的二弟继任，再写“崔杼弑其君”，再被斩。三弟继任，仍写“崔杼弑其君”，又被斩。最小的弟弟赴任后，还是如此书写。邻国的史官闻讯后，都捧着“崔杼弑其君”的史简来到齐国，“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前往”。崔杼害怕了，不得已接受了这样的记录。中国古代的历史观，不是以古鉴今，而是“以史制君”“君史两立”。撰写历史的第一要义是制约当朝君主，给胡作非为的昏君贼臣披上“恶名”，遗臭后世。“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古代的史官地位很高，由最有学问的人担任，如同爵位，可以家传世袭。
赵盾是晋国失宠的权臣，为躲避晋灵公的政治迫害逃往邻国，但尚未出国境，晋灵公就被另一个大臣杀了，赵盾知道后返回都城，继续主理国政。董狐是晋国的史官，他对这个事件的记载是“赵盾弑其君”。赵盾对此很恼火，让董狐做出解释。董狐说：“您身为国家正卿，虽然出逃了，但没有出国境，回来后也没有惩办凶手，这就是记载您弑君的原因。”赵盾尽管委屈，但还是勉强接受了。孔子对这两个人均给予了高度评价：“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境）乃免。”
司马迁是西汉的史官，受过腐刑。他身为史官，胸中有正义，有担当，脑袋里也装着醒时、醒世、察人心的史家衡尺，对国家形态，以及社会生态的记述，包括对当朝皇帝的判断，做到了秉笔直书，不隐恶、不虚美。写汉高祖刘邦，既写他的建国伟业，也写他的“慢而侮人”；同时还写他的死对头项羽。写刘邦的传记叫《高祖本纪》、写项羽的传记叫《项羽本纪》，不仅规格一样，而且把项羽放在刘邦前面。写第二代皇帝惠帝刘盈，因为他羸弱无为，一切听命于母亲吕后，司马迁甚至不设《惠帝本纪》，而是设《吕太后本纪》，把刘盈的具体事迹纳入其中。写第三代皇帝文帝刘恒，既写他亲民养国，尤其写到免除老百姓的田租（农业税），也写他的赏罚不分明。写第五代皇帝武帝刘彻，写他励精图治，开拓局面，也写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卖官鬻爵。这样的体例设置，以及这样的客观笔法，放在后世，恐怕是要掉好几回脑袋的。唐代的史学家刘知幾，盛赞上边几位史官有“强项之风”，项是后脖颈子，意思不管怎么往下按，都是不肯低头的。
中国的史官制度，到唐代被李世民终结，改为史馆制度，意思是国家历史由一个人写，改为集体编撰，“领班大臣总知其务，书成进御”。宰相担任总撰官，史书写成后由皇帝审定。“以史制君”“君史两立”的体统至此成为过去式。李世民为什么进行史官制度改革，说穿了，就是担心史官对自己下不好的历史结论，因为他是采用非正常手段登基做皇帝的。
史官存在的价值是督察政治，使社会清醒。如果历史学家集体闭嘴，不发出声音，放弃他们的责任和担当，苟活安命，或者去升官发财，这样的时代会失真的。
（慕刚摘自《美文》2017年第2期，黎青图）